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电话,说贺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