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酷斗争地方富农，瓜分其私有财产。（网络图片）1943年5∼6月，抢救运动使延安一代首次领教红色恐怖。延安红青（像李锐、韦君宜、何其芳、胡乔木）被理想与革命所燃烧，不惟不了解遥远的苏联，也不了解近在眼前的中共党史——南方苏区的红色恐怖就相当惨烈...

早期苏区, 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 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 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 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

这份资料后来由中央主管党史的杨尚昆给中共领导传阅，其中一段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肃反中，以 AB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以改组派罪名处决者有二万多人，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者有六千二百多人。”正如原资料说，这是“不完全的统计”。

红军第一军团在宁夏（埃德加·斯诺摄）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家处一次性购买了三张苏区建立初期关于打土豪的信件。看看图1，这是一封派款公函，兴国县第四区第二乡根据群众举报，该乡的潘亮恒户很富有，家中存有几百块大洋，经区苏维埃政府讨论决定，向潘亮恒借大洋150元，以助区政府公用...

南昌暴动失败后，中共在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由其控制的苏维埃政权，这些地区又称苏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地跨赣闽粤三省的中央苏区。在苏区，中共利用地痞无赖充当积极分子，打土豪，分田地，进行所谓土地革命，当地百姓惨遭欺压蹂躏。曾在苏区任红军高级将领，后来脱离中共的龚楚回忆这种情形说：中共打...

从周毛两人的性格看，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毛骨子里是农民流寇土皇帝。周却出自破落士绅家庭，又出过洋，为人周到干练，但是性格拘谨内敛，不是个嗜权之人，而是个天生宰相之才。但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偏偏由他主持罢了毛的官。毛对这段历史一直怀恨在心，以他的记仇本性，谁得罪过他，一定要寻机报复。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他疯狂一般的主张大杀一下，用极其残酷的手段，严厉督促着他手下的特务队，活埋了爱棠邨黎明的家属，处死斯励等于武定路，又继续在麦特吓斯脱路等处埋杀了好几十个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家属及同情和接近共产党的人民。 不论朱毛彭黄等匪首，在共党组织上，都是在他之下。同时他又将一般心腹死党安置在各匪军，政权机关，赤色群众团体之内，以保证他的地位，以扩大他的势力。事实上，他可以称一声中区的南面王了！

苏区民众怕当红军，有人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

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噎到了何种地步。

台湾人蔡孝干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1928年加入中共，曾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二战后潜回台湾，发展中共间谍组织。1950年，被台湾国民政府逮捕后，供出中共在台间谍组织，令毛泽东和最高司令粟裕同年底的攻台计划，宣告破产。蔡孝干被逮捕后加入国民党后，195...

九间房事件：1935年杨虎城奉命阻击红军，调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200多名官兵为中共党员）佯攻，与红军商定互不侵犯并为红军采办物资。4月警三旅佯装追击并按约“枪朝天打空弹”，却突遭红军伏击，1,000余人被俘，张等20多名亮明身份的党员被杀。杨虎城闻讯说：没想到共产党对自己人也这么狠，不能信！此事件因事发蓝田九间房，所以史称“九间房事件”。

李伯钊和杨尚昆是在莫斯科结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李伯钊是“有夫之妇”，她在苏区和王观澜同居，并没有受到苏维埃法律的约束，可是谁都得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又弃王而就杨。在谈到苏区男女关系的时候，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又是另一种方式的典型。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

1932年9月19日，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原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被作为「改组派」枪杀于湖北监利。 柳直荀，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曾参与组织数万农民进攻长沙。当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曾任...

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噎到了何种地步。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国民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高龙 《南方都市报》记者 作者走访晋西北，获见一批当年种植鸦片的档案，为40年代的边区鸦片种植提供了确凿证据。利用这批档案和相关资料，结合采访到的民间记忆，作者对边区鸦片经济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图1：“忻州鸦片档案”中的一件，“《谢家坪自然村烟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