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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交、兽行—苏联红军在东北

苏军解放中国东北,按中苏有关协定,苏军应于1945年8月撤军,但在国际压力下,才于1946年2月十分不情愿地回国。入东北的苏军人员,杂牌军多,成分复杂,军纪败坏,糟蹋百姓。关于其兽交、兽行,我曾亲耳听到过一位亲见者的讲述,只是未见有其他丝毫记载。苏军这类见不得人的丑恶行经,披露于天下,今日也存在极坏社会影响。思来想去,为了历史透明,我不得不转述之。

  
  

  
  新华社:苏军进驻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城乡时,中国民众用掌声和欢呼声表达友好、喜悦之情。

  1971年秋,我在达斡尔自治旗尼尔基中学读高一,校方组织我们到旗北部的“五七干校”,帮助麦收。文革中特设的“五七干校”,是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因“犯严重错误”,被强迫劳动改造的黑暗基地,即所谓的“牛棚”,条件十分恶劣。该“校”,地处荒山野岭,山不高而怪,水不深而险。当时,众多干部,已陆续“解放”,回城工作,所剩无几。有一些军人先于我们,在那支援麦收。军人领队的是旗武装部的一位军官,三十三、四岁,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幽默诙谐,可爱可敬。因劳动强度太大,我们有时半天串休。我们四处疯玩,不知危险,他到处追,高声喝止。他将周围的险情,编成了顺口溜,并讲些吓人的故事,告诫我们。一百多十七、八岁的学生,仅一个造反派出身的校头头领队,我们全恨他,他也管不了我们。幸亏军官越权管教,我们才平平安安。

  

  

  

  新华社:东北当地群众为苏军做向导。

  我家1969年被驱逐之前,一直住在旗武装部后院。我们仅六户一栋房中,有五家是达斡尔族,家长中有两位是职业军人,一位上校政委、一位中校副部长。我从记事起,就对军事感兴趣,环境之必然。而这位领队军官,因那时国家军队取消了军衔,我也不知他的级别,今也忘了先前不认识他的原因,或许他调来晚。为了能享受到了解军旅生涯的乐趣,我想方设法跟他套近乎,他更热情大度,我们几乎零距离接触。今我也记不起来他是蒙古族,还是外地达斡尔人(两族关系亲密,现代史上更不分彼此,那时误称我族为“蒙系达斡尔族”。今日我想不起来,也很正常)。

  当时,中苏敌对异常,但我国为体现知恩不忘,闭口不提苏军在我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军事占领时期的罪行,而民间广为知晓。非常熟了之后,军官一次万分愤慨,对我们几个学生,讲述了他亲见的苏军丑行。

  1945年8月,他七、八岁,小股苏军驻扎他所在的小村庄。他们极其野蛮,有几个(或十几个)是无耻的恋兽狂。他们挑出全村的,认为适合一些母马、母牛,以及从汉族居住区抢来的母驴。光天化日之下,群体丑态百出,虐兽不止,兽交不停。还强迫他这个小孩子观看,将他剥光了衣服,令他双手自握高悬的横木杆,他咬紧牙关,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断地脱手,重重掉下。反反复复,折磨他,而苏军士兵狂笑不已(现在我不记得是否还有其他小孩、成人村民在场)。

  

  

  

  新华社:远东苏军第一方面军空降兵空降于哈尔滨王岗机场。之后,一队队排着整齐方阵的苏联骑兵、炮兵、步兵开进哈尔滨市,占领了市区各重要战略要点。

  我们几个听军官儿时亲见亲历,惊呆异常,义愤填膺。他耿直、善言,能对青少年说,就一定多次对他人讲过。我们年少,不知有兽交一说,朦朦胧胧,知道点有这类行为。因为文革开始后,许多外地的法院布告,经常多处张贴在我旗政府所在地的大街旁。曾见布告中列举一个“罪犯”的犯罪事实,大体为:某人在农忙时期,多次奸淫生产队的母马,破坏无产阶级大革命大好形势,破坏当地农业生产等,判处有期徒刑某年。奇怪之,那时,绝不知尚有恋童癖、性虐狂之类的丑恶现象。

  

  

  

  新华社:苏联红军与东北老百姓之间特有的交流,形成了当时东北城乡的一道人文景观。

  今日想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帮苏军中的性暴露狂、恋兽狂,丧尽天良,性虐待异类,但只是兽行对待大小、男女村民。女性惊恐万分,却安全。男性只恨长了双眼,竟然看到了善良的同类中还有异类野兽。

  全东北的中国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仅半年时间,被苏军强暴的中国女性无数,泪血成河。铁的事实,万分悲惨。不堪回首,忘却最好。只是历史老人不肯答应,中华民族继续蒙受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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