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二○○三年九月号刊出的《张学良秽闻恶行录》，指出已往不少史学著作“在一个过气军阀头上笼罩了过于炫人耳目的光环。在资料运用方面，也偏颇得很，隐恶扬善，为‘尊’者讳”，这真是振聋发聩的谠论呀！
二○○三年十一月底在内地举办的一个西安事变研讨会上，就有一批年青的历史学家严正指出：“我们以前过度拔高了杨虎城张学良及其制造的西安事变，却忽略了评估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所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就此埋下了国共内战的火种，这种兄弟阋墙之争亘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至今仍然国土分裂，骨肉离散。已往人们为张杨戴上太多的高帽子，我们在座的人大多是农家的子弟，搞这么多互相厮杀争权夺利的事真不知对咱农民有啥好处？”“
历史不能由那批搞事的当事人来撰写，要尘埃落定之后再作客观的论定。我们不应该以长期积淀的偏见来评论各党派的好坏，其实我们父祖辈不管参加哪个党派，都曾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身。我们不否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有些爱国的动机，但是爱国也要做人，不能亵渎纲纪干犯国法！”
更令人瞩目的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在其力作《西安事变新探》中一改已往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纯为兵谏的说法，指出红军宁夏战役的失利和蒋介石乘胜全力组织剿灭红军的作战，将张学良逼上了梁山，他想联合中共以获取苏联的援助，而当时的西北军事形势因中央军大批调入，剿共大战即将开始，红军决定南下，致使张学良通过联共取得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努力将功亏一篑，所以张学良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杨教授还指出，对西安事变的研究所以出现偏差是由于“人们对过去的说法已习以为常，因而多年严重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
在西安事变研究领域的另一吊诡现象是，数不清的论文、小说、报告文学、电影、戏剧、电视长期赞颂张杨为民族英雄，而忽略了西安事变中殉难的四百名无辜官兵(包括蒋介石卫队官兵、中央驻西安军警宪单位官兵)沈冤不白，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有些已传到第五代了)在过去三分之二个世纪中所度过的凄风苦雨、以泪洗面的日子。
蒋斌将军就是在西安事变余波的“二○二”兵变中被杨虎城、孙铭九一伙残杀的。事隔六十七年，民主的曙光已穿透神州大地，许多长期封存的文献资料陆续得以解密，重新评价历史事件，为冤死的爱国者平反昭雪以慰他们在天之灵，似已时机成熟。
蒋斌，一八八九年生于福建长乐县古槐乡，十九岁毕业于山东烟台海军学校。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清廷最大的兵舰“海容”号上任三副。他组织同舰弟兄并联络另一艘“海琛”号官兵，毅然驶离驻地武汉，宣告起义，抵达革命军控制的九江。此举导致满清海军十三艘舰艇全部于九江起义，并奉命西上增援武汉，截击清廷南下镇压的援军，以及控制武汉江面的交通。此举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厥功至伟。
一九一七年，张勋举兵复辟，悍然解散国会，孙中山在上海运动海军发难，时任海容舰副舰长的蒋斌追随海军总长程璧光南下护法。桂系军阀岑春暄欲搭海容舰抢先南下争夺帅位，经蒋斌密报中山先生，遂令海容舰暂缓启航。八月廿五日，中山先生顺利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就任护法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蒋斌因功升任永绩舰舰长。六年后，他曾与闽系海军另三位舰长联名通电反对直系军阀穷兵黩武。
一九二三年，他入保定军校步科修读交通与通讯专业，毕业后去东北，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东北电政交通总监，深受张氏父子器重。一九二五至三○年，他在东北为收回电政主权呕心沥血，电话局从苏俄手中收回后，他亲笔题词“还我主权”，“收回东铁电政纪念”等；三十年代初沈阳、西安分别修建邮电大楼时，都是他亲笔书写奠基石。一九三一年张学良开府北平设立陆海军副司令行营，主掌冀察晋绥辽吉黑热八省军政大权时，蒋斌出任行营秘书处少将处长兼交通旅旅长。
翌年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蒋斌任北平军分会交通组组长、北平电报局局长兼军犬信鸽训练所所长等要职，在中国现代电信史与铁路交通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曾有“南丘北蒋”之誉。一九三四年二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斌任总部参谋处副处长；同年十月，张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任总部交通处长兼西安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主管西北地区的有线与无线通讯，且晋升中将。那时的交通处，类似今日的后勤部，不仅负责军队电讯与地方电讯，还主管交通运输，属于要害部门。
二二兵变的主凶孙铭九是大汉奸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斌受张学良知遇之恩，在西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中出任交通委员会主任，随张学良亲信之十员高级将领进驻新城大楼，指挥整个西北的交通与电讯。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一触即发的内战顿时消弭于无形，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此时，西北军内部分裂，两派意见对峙。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按张学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少壮派，则坚决主张中央先放张学良回陕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
此时的矛盾已经不是抗日与否的问题，而是孙铭九等野心家亟欲乘少帅不在陕之机而篡夺东北军的领导权，以及土匪出身的杨虎城企图制造兵变借机兼并东北军驻陕部队的问题了。于是便有孙铭九命令手枪连连长于方俊二月二日闯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家中枪杀王将军的暴行。
在“二○二”兵变前两日，孙铭九即以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名义通知蒋斌开会，就此一去不复返。二月二日清晨，孙铭九派人找蒋斌夫人，勒索十万大洋，扬言交款才能放人。当时兵荒马乱，西北又系贫瘠地区，蒋夫人是随军眷属，何来此巨款？事后才知，一月卅一日晚，有杨虎城、周恩来等出席的三方最高军事会议散会之际，蒋斌被孙铭九党羽挟持入汽车，先藏在西安城内，后又关押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内。
二月二日上午，孙铭九杀害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后，亲赴城门楼上把蒋斌拖出小屋。蒋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怒斥孙铭九发动暴乱。孙铭九闻言恼羞成怒，疯狂地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他满口牙齿，又向他胸膛近距离开枪。更令人发指的是，当蒋斌尚在弥留之际，孙就灭绝人性地下令将他活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
当日何柱国因闻风及时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与蒋斌军阶最高，均为陆军中将。
孙铭九为何要杀蒋斌？原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解放后历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国务院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将军曾撰文说：“东北军内部少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组织新东北军，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追随以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三位一体，实现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德田、孙铭九私自逮捕......”另一位西北军交通处长黄念堂被害也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两人身居要害部门，不杀就夺不了电台权、夺不了军权。
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纵兵烧杀掳掠，西安商户十室九空，且枪杀西安边业银行经理王德俊等暴行早已由当时西安报刊报道；“二○二”兵变时，他率部抢劫军需处，掳走了一麻袋钞票。
事后证实，杨虎城曾下令全城戒严，可见“二○二”兵变背后有杨虎城的黑手。
王以哲等死难后，消息传到渭南前线，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致电警告杨虎城，声言如不敉平暴动逮捕叛乱分子，则前方的东北军将回师西安平乱。杨虎城见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发布命令通缉孙铭九等首恶分子，以便稳定军心，挽救西北军分崩离析的局面。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凶见大势已去，遂连夜逃离西安，由周恩来安排，跑到云阳彭德怀驻防区寻求庇护。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所谓“三剑客”全都投降日伪、沦为不齿于国人的大汉奸。孙铭九官至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另一名少壮派、亲自赴临潼捉蒋的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投敌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一九四一年被日本特务毒死；即如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竟在日寇败象毕露的一九四三年六月，投降日伪，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重温这一页历史，所谓“抗日救国”、“兵谏”这一类弥天大谎，究竟还能继续蒙骗子孙后代吗？
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灵柩于二月十八日由专车运达北平，廿一日隆重举行公祭，可见当时朝野都对死难者予以崇高敬意。
事隔四十多年，汉奸应德田在大陆推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称蒋斌“勾结南京，迟发了八大主张电报”；还有一个东北军的兵痞岳崇写了一篇短文《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对冤死的蒋斌横加诬蔑；杀害黄念堂上校的杨虎城部西北军军法处长米暂沈，一九八六年还藉出版《杨虎城传》之机，诬陷蒋斌与黄念堂“积压对外通电”、“走漏消息”，更丧心病狂地诬蔑蒋斌、黄念堂是一九三八年才成立的“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在遗属们刚愈合的感情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花。
军阀汉奸的后代仍在伪造历史
为了告慰“二○二”兵变中遇难者在天之灵、洗雪强加于他们的诬蔑陷害不实之词，蒋斌后代、张学良甥女王秦、王以哲长女王育罄以及黄念堂女儿黄公芬等，联名向北京西城区法院控告米暂沉与有关出版社。
在绵延数年的诉讼中，郭维城将军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曰：“西安事变前我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事变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与蒋斌一齐办公，所有这些电报都是密码的，都是先经机要部门的秘书起草，经张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送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不知道电报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送呈，蒋斌和电台也不知内容。或谓蒋斌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纯系无中生有。蒋斌被杀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西安事变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的东北耆老高崇民之子、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高存信说：“‘勾结南京’纯属为陷害蒋斌而制造的杀人借口。现在有不少人重复这个问题，其实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当时制造的谎言。”高存信将军的夫人白竟凡说：“为慎重起见，我亲自向公安部提出查证蒋斌是不是军统、中统或十人团、复兴社等反动组织的成员。公安部查阅了一九三七年前的特务名单，答复‘无此人材料’。”
一九八八年四月，蒋斌后人亲赴米暂沉家中，当面质问他：军统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蒋斌却早已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被害死，为什么你出书还诬指他是军统特务？米暂沉当面赔礼道歉，表示内疚，并说要在民革印行的《团结报》上公开致歉。但他把蒋斌后人哄走后，至死也没兑现他的诺言。多年前我蒋斌后人还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找孙铭九问罪，可他一直躲避，不敢见。
北京西城区法院竟在北京高层人物压力之下，罔顾一系列确凿证据，将受理两年多的诉状以历史问题不予受理为借口退回原告。然而，出版《杨虎城传》的中国文史出版社还是同原告和解，答应销毁库存的《杨虎城传》（该书作者米暂沈当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是文史出版社的顶头上司）。
周恩来和托派刻意包庇汉奸孙铭九
事隔十五年，米暂沉已死，他的儿子米鹤都却以“美籍学者”的奇怪身份出现在二○○三年十一月底的西安事变研讨会上，霸占了研讨会的发言话筒四个小时之久，喋喋不休诬蔑“二○二”兵变的受害者，恣意为孙铭九之流涂脂抹粉。主持会议的西安事变研究馆研究员李敏女士一再阻止他的胡言乱语，但这个刽子手的儿子伙同另一个刽子手窦荫山的儿子窦培信，蛮横无理地硬占了整个研讨会(八十多篇论文)的三分之二会期，强制性地向与会学者、教授灌输他们那套谬论，甚至一再打断黄念堂女儿、七十二岁的黄公芬女士十来分钟的质疑发言。
孙铭九、应德田、米暂沈父子等人如此嚣张跋扈，已故的周恩来应负相当责任。那批狗汉奸的杀人、叛国罪，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中都是唯一死罪，即使张学良也曾对新上任的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愤怒地说：“这些暴徒能够抓住正法就好！”当时杨虎城还装模作样地下过通缉令。可是孙铭九、米暂沉等人竟安全躲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不否认周恩来对中共有功，但是包庇汉奸孙铭九等人，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败笔败行。邓小平生前曾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批判过周恩来的风派作风搞坏了党风，但至今中共未对周恩来一生功过作出公正、理性的结论，所以周恩来积极参与处理的西安事变、二月兵变都留下了太多的“闷葫芦”，凡是周恩来处置的人与事都成为历史研究的禁区，这本身就不符合求真求实的学术信条。
孙铭九杀了王以哲，孙有功，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王被中共正式追认为烈士，一齐被杀的徐方被台湾方面入祀圆山忠烈祠，宋学礼、蒋斌却碑上无名，大陆上有力人士称他俩为“军统特务”，台湾却称“无资料可稽”，这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乌龙之一！
目前出土的文献显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报曾指出“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现有文献已证实杨虎城在事变后四日曾致函公开投蒋的冯钦哉，邀他去西安“共策大计”，越三日又请冯派人赴西安“会商军事”；另一方面又欲将蒋劫持至自己的故乡，还在十二月廿三日同张学良大闹，要求杀蒋，致使张匆匆于廿五日送蒋返京。
杨虎城本是游移骑墙，只思割据一方，他赴欧考察途中不顾大局到处谩骂抗战领袖以及在羁押中态度跋扈，以至西南解放前被徐远举处死，这倒反而一笔勾销了他那复杂的一生的糊涂帐。杨虎城被封为英雄，却给死于杨虎城屠刀下的抗日官兵长期蒙上不白之冤。改革开放已经跨入第廿六个年头，我们的国家能派人上太空，却至今搞不清在地球上发生过的事，这都要怪“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这一道紧箍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