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学良得到了蒋公的宽宥，但西安事变的确给了中共渗透附体中华民族的大好机会，时至今天，大陆人仍在中共之残酷蹂躏之中。而整个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所表现出的伪善、奸诈、狡猾与邪恶，离间手段之卑鄙，攻心之阴险至极，当为今天的全球除共义士之殷鉴。

在延安，武志平知道了红四方面军兵困祁连、妇女团全军覆没、西路军西征彻底失败，他痛心地质问张国焘：“当年我写给你的《塞上征鸿记》你看过没有？三万多字呐，专为你们写的！那上头的河西走廊情况，你们研究过没有？”“三番五次求你收留我，为什么？我可以向马家军借道！你，就是不允许呀！让你们蒙上我眼睛都不干！巴山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轻易放弃？杨虎城给你这么多支持，为什么派兵围攻汉中？为什么言而无信？”张国焘无言以对。

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可以说，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中国现代史也将被改写。因此，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包括宋绮云），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在自己一直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又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样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

从苏联外交部报告中提到的上述内容可知，如果苏联没有干预，任由张杨和中共杀掉蒋介石，中国爆发内乱是不可避免的，而日军也会借内乱吞并更多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将遭到怎样的大难？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的，张学良即便选择自杀也洗刷不了自身的大罪。

“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者，为人群中的中坚力量。这股力量大到可以拖住历史巨轮，停滞不前甚至后退连连。

这些汉奸，凡是没有死的，后来又爱上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不是受到重用，如张学铭在天津市当高级干部，便是安享晚年，如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老死在政协。

据说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曾经感慨地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张汉卿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我们哪有今日……"，周恩来接口道："如果汉卿在，得给他一个副主席的位子。"毛泽东笑道："你也太小气了吧，给汉卿国家主席的位子，都不为过！"

西安叛变后，感觉上了中共当的张学良负荆请罪，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为其囚禁，其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而助纣为虐的杨虎城，在被出尔反尔的中共抛弃后，曾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蒋中正（网络图片）（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安讲演）要旨一、西安事变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关键。二、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三、中央之政策，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四、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

西安事变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曾做过汉奸的孙铭九则在中共建政后成功躲过“镇反”、文革等运动，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死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一直密切。在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党剿共时，在他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十六人。杨虎城不仅不清除他们，还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党徒谢葆真获准给杨虎城做妾。

1904年出生的宋绮云，于1927年加入中共。国民党“清党”后，他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旁听生的名义掩护自己。1933年，他接受中共任务，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代表中共去做包围中共的西北剿共副司令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为中共生存扩展空间。宋绮云征得杨虎城同意后，改组一直进行反共宣传的《西北文化日报》。该报成为了主要由中共党员办的一份报纸。宋绮云还亲自撰写了《论攘外必先安内》等社论，痛斥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剿共”的反动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