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驻守榆林。期间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晤。网上有消息称，邓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彼时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称其“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

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他是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他曾经在苏联热烈追随共产党，并公开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他在艰难困苦中英雄救美，缔结出一段中西合璧的恋情；他对继母宋美龄谦恭有加，却又坚守国事决策的权威；他继承了蒋介石的铁腕风范，又亲手为蒋家及国民党降下旗帜；他生活...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军事叛变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虽然中共迫于苏联的压力，促使张、杨放了蒋介石，但它不仅使中华民国政府“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毁于一旦”，并造成西北建设损失严重，而且使中共再次得到喘息机会，并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获得了合法存在和扩张的权利和机会。

据张学良透露，杨虎城才是叛变的主角，张不过是在旁协助。令杨虎城没有想到的是，西安叛变和平解决后，中共过河拆桥，杨虎城最终自食恶果。助纣为虐的杨虎城，在被出尔反尔的中共抛弃后，曾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不抵抗命令确实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张学良说到“九•一八”——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根本没有请求政府……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鲜为人知: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杨虎城走钢丝 “英雄”跌入地狱。杨虎城与张学良都登上了中共“英雄模范”双百名单，就是因为主导发动了改变中国历史的西安军事叛变。叛变的这俩双伴儿兄弟，张学良名气很大，但杨虎城才是主角。杨虎城身为蒋介石的高级军官却为中共大开方便之门，他脚踩两只船，终于跌入地狱，一家人死得很惨。

其时中央曾万钟、胡宗南等部及第九十七师军于同心城及盐池一带，阻共军于西北；四省剿共总部所属各军军于陕北及沿河一带，阻共军于东北。假使此时张杨不变，以彼等所部就原驻防地，阻共军南窜，则合围之势已成，聚歼之期不远，谓历年剿共未竟之业，可毕其功于此一役，未为过之。惜乎张杨丧心病狂，竟于此千载一时之良机，制造此千古未有之奇变。遂使功败垂成，浸假且进而造成蚁穴溃堤之钜祸，可不痛哉！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共产党欢迎我干什么？欢迎我回大陆，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奉天呐，有一句土话：“猫给耗子舔鼻梁骨”，没安好心！如果我是老总统，会把叛乱的部下枪毙，干出这样犯上作乱的事，自己早把他们枪毙了。因此自己被关半个世纪，无怨无尤。张学良心目中，蒋介石一直是抗日救国的统帅，大大民族英雄。他晚年坚决不回大陆，不接受中共的欢呼，不被中共再次“统战”利用，很令中共失望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上述这些人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

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那时中国正处历史上一个著名黄金10年（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抗战两年就导致大半个中国沦陷。

刘乙光得到来自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并已派人到井上探查过地形。刘乙光赶忙调集了手下所有的宪兵和特务，全副武装，整装待命。毛人凤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向刘乙光下了个密令：如果有人抢夺张学良，你们又阻挡不住，就立即将张学良开枪打死，不能留活的给他们。

俄罗斯方面已经解密了他们的资料，当年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拒绝了张学良的申请，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向反苏，甚至出动部队查抄了苏联驻北平的大使馆，绞死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而张学良自己在中东铁路事变中查抄了哈尔滨的苏联办事处，并且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苏联员工全部武装驱逐出境，双方由此开战，各伤亡数千人。加上苏联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盛世才等中国实力派都没有好结果，苏联认为对这些新军阀都不能给予信任！所以拒绝张学良入党，在苏联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王世英赶赴苏区以后，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汇报情况。毛周非常高兴，称汪锋，南汉宸，王世英是高福源一样的敲门人，都是大功臣。后来在4月王世英再次被派往西安跟杨虎城确定了细节问题，此时周恩来李克农已经在延安跟张学良正式谈判了。由此十七路军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再也没有跟红军交火过。

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此外，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军事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