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中央曾万钟、胡宗南等部及第九十七师军于同心城及盐池一带，阻共军于西北；四省剿共总部所属各军军于陕北及沿河一带，阻共军于东北。假使此时张杨不变，以彼等所部就原驻防地，阻共军南窜，则合围之势已成，聚歼之期不远，谓历年剿共未竟之业，可毕其功于此一役，未为过之。惜乎张杨丧心病狂，竟于此千载一时之良机，制造此千古未有之奇变。遂使功败垂成，浸假且进而造成蚁穴溃堤之钜祸，可不痛哉！

孙铭九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实际是政治流氓和军事赌徒，“爱国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了无法无天和随意杀人的遮羞布。西安事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意，就是一起兵变。它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误国和祸国，最后主要参与者都顺理成章地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愤青”们做一个参考。　

共产党欢迎我干什么？欢迎我回大陆，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奉天呐，有一句土话：“猫给耗子舔鼻梁骨”，没安好心！如果我是老总统，会把叛乱的部下枪毙，干出这样犯上作乱的事，自己早把他们枪毙了。因此自己被关半个世纪，无怨无尤。张学良心目中，蒋介石一直是抗日救国的统帅，大大民族英雄。他晚年坚决不回大陆，不接受中共的欢呼，不被中共再次“统战”利用，很令中共失望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上述这些人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

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那时中国正处历史上一个著名黄金10年（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抗战两年就导致大半个中国沦陷。

刘乙光得到来自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并已派人到井上探查过地形。刘乙光赶忙调集了手下所有的宪兵和特务，全副武装，整装待命。毛人凤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向刘乙光下了个密令：如果有人抢夺张学良，你们又阻挡不住，就立即将张学良开枪打死，不能留活的给他们。

俄罗斯方面已经解密了他们的资料，当年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拒绝了张学良的申请，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向反苏，甚至出动部队查抄了苏联驻北平的大使馆，绞死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而张学良自己在中东铁路事变中查抄了哈尔滨的苏联办事处，并且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苏联员工全部武装驱逐出境，双方由此开战，各伤亡数千人。加上苏联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盛世才等中国实力派都没有好结果，苏联认为对这些新军阀都不能给予信任！所以拒绝张学良入党，在苏联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王世英赶赴苏区以后，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汇报情况。毛周非常高兴，称汪锋，南汉宸，王世英是高福源一样的敲门人，都是大功臣。后来在4月王世英再次被派往西安跟杨虎城确定了细节问题，此时周恩来李克农已经在延安跟张学良正式谈判了。由此十七路军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再也没有跟红军交火过。

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此外，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军事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1958年1月，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未经政府同意离开原住地的农民，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从此，农民失去自由只能土里刨食，低人一等，成为贱民。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中共一直标榜周恩来劝阻张学良送蒋回宁，既英明亦义气。事实却是：直到12月28日，周恩来还对日本赶回的张学良政治顾问苗剑秋说：“我相信他很快就回来。”另一重大细节：蒋介石也不同意张学良陪送南京：“这于你是不利的。”蒋这一诚恳态度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结束“事变”，执意送蒋回南京，以示谢罪。

西安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返回南京。（网络图片）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安讲演） 要旨 一、西安事变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关键。 二、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 三、中央之政策，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 四...

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生，而在败退大陆前杀掉杨虎城，除了他和张私人情谊更近一些外，应该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实蒋和他的心腹判断出张学良只是名义上为首的，“西安事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杨虎城。张学良与杨虎城，一个是东北山炮，一个是陕西冷娃，蒋介石的判断大致不会差。山炮只是被冷娃利用而已。

【台湾讲古：“总统蒋公”去世的那一天】4月5日，台北市的天气并不好，到了傍晚突然风雨交加，“理教总公所”的台北西本愿寺正殿被大火烧毁，后来被说成是“天有异相”，所以“伟人崩殂”。

九间房事件：1935年杨虎城奉命阻击红军，调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200多名官兵为中共党员）佯攻，与红军商定互不侵犯并为红军采办物资。4月警三旅佯装追击并按约“枪朝天打空弹”，却突遭红军伏击，1,000余人被俘，张等20多名亮明身份的党员被杀。杨虎城闻讯说：没想到共产党对自己人也这么狠，不能信！此事件因事发蓝田九间房，所以史称“九间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