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争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击姜昼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後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一一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進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於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進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裏处於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後”、“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著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裏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後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裏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十白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徵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厂与民争食”。田裏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後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裏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後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裏,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後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進,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裏,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後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進”。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進,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後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進去。这裏杏无人烟,吃住无著。 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力口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交口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後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後,毛坐著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後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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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显然认为这是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後,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於敌。” 泄密使毛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虽然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後来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著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中国腹心地带。 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次日,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陕北红区。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南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夫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進家裏。官兵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著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友善的结果是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未来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道:“在向陕北進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於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是处决的委婉说法。黄又写道:一天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著往前走,直到夜裏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 最後这一个月的旅途是最轻松的,但毛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於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相当。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袜,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对毛更不利的是,张国焘在毛等出走以後,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他的心情远远不是失落沮丧。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非他莫属。用他後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著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至,头脑裏装著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裏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是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一一可以开始行动。 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把毛描绘成好似契诃夫(Ant。n Chekh。v)笔下的主人公,病体歪歪但意志坚强地奋斗。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毛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後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经国做人质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爱情给这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黯淡生活带来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FainaVakhreva)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为了毛和中共,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