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字鹤龄。任职上将。曾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等高级职务。去台湾后，被委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我从安庆飞赴南京，翌日即由京随同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一同赴渝，出席十一日举行的军事复员会议。与会人员，有陆军总司令、军政部部长、军令部部长、各行营主任、各战区司长官、及其他军事重要部门主官；会议由军政部部长陈诚将军召集。此次会议的内容，顾名思义，可想而知是使军队由战时的扩张状态，回复战后的平时状态。其主要议案大意如左：
一 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主官职位及机构一律撤消。
二 全国军队按平时编制，以师为单位，保留六十个整编师。
三 停止征兵。
四 所有游杂部队及伪军一律收束编遣。
五 军事人员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六 行政官吏不得兼任党务工作。
会议进行非常顺利；很少有人提出疑问，大部时间都是听取议案的解释。此等议案想早已议妥并经考虑周详，所以很快都获得通过。闭会时主席说明，此次大会议定各案，实为战后整军，使军队国家化的要务，既经全体决定必须迅速实。
早在我赴渝出席军事复员会议之前，于前往徐州视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际，曾获知共匪陈毅等部队在苏北一带有企图异动之情报，并已组织苏鲁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嗣又派遣军队窜至徐州南方之三堡附近，将铁路破坏，阻挠国军运输，及迫令当地日军向他们投降。当即判断共匪必在最短期间内公然从事叛乱。故我回至蚌埠之后，即欲建议中枢，在徐、蚌接收之后，以第十战区之现有兵力进剿苏北共匪，根除后患。当时我十九集团军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济南北上保护津浦路之交通，十五集团军已进驻徐州，廿一集团军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鹏举、张岚峰两部伪军，各约一万余人，队伍亦颇整齐，则在徐州至归德一带侯命收编。依当时的计划，拟以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及陈大庆的十九集团军，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断苏北与鲁南共匪的连络，阻止苏北共匪北窜；然后以二十一集团军为主力，配合郝鹏举、张岚峰两部伪军，由盱眙、天长东进，向苏北共匪包围进剿，予以歼灭；最后转移主力指向鲁南沂蒙山区，将鲁南残匪围歼于东海岸一带地区。二十一集团军过去与共匪作战多次均获胜利，颇有经验，共匪对他非常畏忌，相信不难予以肃清。
上项计划我曾向李主任宗仁申说（李当时任行营主任），请他转请中枢核夺；我至重庆开会时，亦想将之作成提案，密陈统帅部核办。至开会后，因会中第一个议题即是复员整军，战区长官部、集团军总司令均在撤消之列，所有各军均缩编为师，同时规定遣散所有游杂部队及伪军；我深感我的提案与会议各案的性质大相背驰，为免与中央政策发生抵触，遂将提案的计划取消。李宗仁主任可能亦因此未便向统帅部提议。当时我曾就是否应另向中枢建议一事，反覆思量，后来我想到统帅部对各方面的情形当知之较详，对共匪的阴谋必有应付良策，不必过分忧虑而作罢。
于是，会后即遄返合肥，着手办理复员整军工作；首先将我所兼的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一职报请解除，由中央党部派刘真如同志接任。嗣即下令撤消战区长官部、各集团军总部、军司令部等机构。其间因人员安置调动及编遣经费领放等问题一时未获解决，执行不免稍有迟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中旬，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后，又召开第二次复员会议；会中讨论议案，概仍是上次议案的重申，不过解决了若干枝节问题，主要在催促实施缩编而已。会后我即将第十战区长官部一切未了事宜于四月中旬办理结束，所部各军师亦悉按命令整编完成。二十一集团军的三个军，缩编为三个师，改氲诎私□□^管辖，由中央派夏威为第八绥靖区司令，我本人则奉令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时郝鹏举、张岚峰两部伪军已由徐州北去，迄无下落，可能已为共匪所迫编了。
当中央政府积极进行复员整军之际，共匪却乘机积极扩充，同时袭攻国军，争据城镇。中央政府要撤消沦陷区的各伪组织，共匪则在窜据地区成立共党政权，与中枢分庭抗礼。中央政府召集国民大会从事制宪及选举总统副总统还政于民，共匪则拒绝参加，并煽或各地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同时派林彪匪部窜往关外，在苏俄的掩护下，接收东北全部日军遗留的武器、物资，迫编以前伪满的全部伪军，不下十余万人。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军队与人员，苏俄则拒绝移交或藉故阻挠。如是共匪乃乘机坐大，数月之间，仅东北一隅，共匪军队即发展至数十万之众。其他苏、鲁、冀南，晋西等地，共匪接收及劫掠的人员武器，合计起来亦不下数十万人。从此匪军势力益形膨涨，愈难就范了。
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即决定裁军复员，取消战时各级军事指挥机构，调整党政工作人员，并已决定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普选，还政于民。此乃是国家建国必然的程序，无论任何党派，任何军队，均应绝对遵守。共匪对此不但不予遵守执行，反而利用机会扩大军队，组织苏维埃政府，霸据地盘，袭击国军，破坏国家统一，其企图倾覆政府，已昭然若揭。我中央政府，如在此时，即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宣布共匪罪状，下令讨伐，乘我军胜日余威，以领袖蒋公受举国人民热烈拥戴之德望，复以战时指挥机构犹未撤消，军队部署仍能迅速，即集结大军分途进剿，以当时强大之形势，对付破败不整之共匪，未始不可一鼓荡平；纵使一时不能解决，亦不至使共匪若是猖狂。无如我中央政府，因受外交上之压力，与盟邦不友谊的行为，竟使我中华民国不亡于日本，而毁于共祸，实非吾人始料所及。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中日开战之初，苏俄本是支持我国的友邦，旋因有事于欧洲，转与日本拉拢，订立中立条约，最后复出兵对日，其不顾信义，世所熟知，且苏俄是国际共党的首脑，其暗助中共亦不足怪。惟美英两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攻占新加坡之后，已与我缔盟共同对日，期我能牵制日军主力于中国战场，以减轻彼等所受之压力，俾彼等能从容集中力量拯救欧洲，理宜与我开诚相见有始有终，不料在德、义、日轴心行将崩溃之时，竟与俄国签订雅尔达秘约，出卖我国；不经中国的同意，即将我东北之中东、南满两铁路，以及大连、旅顺两港的特殊权利让与苏俄，并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换取其对日参战。这种以牺牲中国，来减轻美国对日负担的作法，实有悖信义。如果企图以此换取苏俄放弃中国内政的干涉，转而支持我中央政府统一全中国，那无异缘木求鱼，更荒谬可笑！
结果，雅尔达秘约徒然使中国八年抗战的成果遭受牺牲，由雅尔达秘约所带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是一张白纸。反使苏俄假借对日参战之名入据我东北之后，一方面阻挠我对东北主权的接收，同时在其掩护之下，使共匪方面利用旅顺、大连源源开入东北，并尽量协助共匪，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所遗留的大量武器转移于共匪之手，支助共匪颠覆我中央政府，以遂其赤化中国进而赤化亚洲与世界的一贯政策。这样，中国固然是首蒙其殃，对赤化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推进了一大步！卒至造成今日东亚险恶的风云及未来的危险，试问美国友邦对自身是利乎？是害乎？
更可慨叹的，是美国朝野对苏俄赤化世界的阴谋毫无警觉，对中国共党的狡诈欺骗更蒙昧无知，中了国际共党宣传的毒素与渗透分化犹不自觉，一味听信共党对盟邦政府捏造攻讦的谰言，及潜伏于其国务院内一批共党同路人不尽不实的虚报，早在抗战结束前后迭次派遣外交人员前来我国调处，要求我中央政府接受共匪的无理要求，使共匪得售其奸计而得陇望蜀益形狂妄。这样调处无异引风灭火，益助其燃，自然得不到效果。及后，共匪已全面发动叛乱，此时政府军事力量尚能控制全局分别防剿之际，美国复于三十四年底又派遣马歇尔以特使身份前来我国调处，成立三人小组，要求政府下令停战从事协商；殊不知共匪是一向不守信义的，国军遵令停战而共匪反乘机扩张，且恶人先告状，共匪每次开衅必控诉国军违反协定。马歇尔可能早已中了共匪宣传毒素，总是偏听共匪谎言，认是国军违背停战令破坏协议，对国军大加限制。这样停战调处，与其说是调度，无宁说是提供共匪袭击国军的掩护，变非法为合法；若国军遵令停战协商则无异自缚手脚。共匪得此便利，遂利用协商作谈谈打打，有利则推翻协议造成既成事实，不利则呼吁停战解除危险；结果共匪得以坐大，国军则从此日削矣。
马歇尔特使八个月的奔走斡旋，在共匪屡次破坏协议之下，不但不能达成停火，而冲突益形扩大。至三十五年八、九月间，共匪在苏俄的掩护下，已控制大部分东北地区，取得了东北日军遗留的大量武器，并收编了十余万的伪军。此时共匪在关外羽翼已丰，在关内也完成了各种部署，遂变本加厉，将政治协商会议已达成的协议，全部推翻并大举进攻国军，所谓三人小组已无形解体。马歇尔在调处失败之后，竟停止对我政府的军援，并于三十六年一月回国，一走了之；同时撤退全部顾问人员与经援物资，使政府遭受缺乏军事补给与经济崩溃的双重压力，更无异于落井下石了。
共匪是俄共的螟蛉，目的在赤化中国；他要夺取整个政权，而不是仅仅想分一杯羹的。说得更透澈一点的话，他是遵照苏俄第三国际共党的指示，以赤化中国作为赤化世界之主要步骤；因此决不是马歇尔前来调处可以解决，也不是平分政权或组织联合政府可以满足其欲望的。
共匪最初伪装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来骗取美国人的同情，更经由国际共党之助，得到一批美国的共党同路人为他瞎吹乱捧，遂使美国短视兼幼稚的政治家、无聊的外交掮客，为他所利用。早在抗战结束之前，已有若干美国人员奔走于延安道上，对共匪大送秋波，共匪遂因此而身价陡增，由本来无足轻重的叛乱集团，一跃而成为有国际地位的政治团体，公然与政府分庭抗礼。胜利后，复藉美国居间调处的掩护；共匪之所以能得势于中国，美国实在给予不少的便利。可是共匪究竟是俄帝的螟蛉，并不念美国提挈扶植之恩，在其羽翼丰满全面得势时，亦全面发起反美运动，不断制造仇美事件，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袭击美军，迫使美国放弃中国，孤立我中央政府，以便最后赤化中国，以至整个的亚洲。倘马歇尔来到中国的时候能有警觉，认识共匪真面目，幡然改图，积极协助政府，援助国军，以一如后来援助南韩、南越的决心，不独可以消减共匪势力，使中国政局安定下来；并且可以使以后在南韩、南越的牺牲亦可避免。可惜美国当时不此之图，深怕得罪共匪，竟把这样危及整个亚洲，影响全世界的严重问题，轻轻错看，飘然置身事外，停止一切援助，后来还发表了白皮书，将一切责任推给中国政府，遂使我政府在大陆首由经济崩溃，循至军事失利，最后令共匪窃据了整个大陆，亦由此而导致了尔后的韩战、越战及将来整个东亚的赤祸蔓延，这岂止是中国的不幸！亦美国的不幸甚至是全世界的不幸！
安徽的复员与接收
我于重庆参加军事复员会议完毕之后，因当时安徽省政府正自立煌移驻合肥，地方行政的复员与接收亟待开始，乃立即赶回合肥。
我回到合肥时，省府各主要机构已迁驻合肥开始办公，遂于是月中旬于合肥召开安徽党政复员会议。会中决定原来各县对该年度施政计划中之预定事项，仍按计划实施，另议定有关复员、接收之事项如左：
1.前此沦陷县市之地方行政机关、工厂、建筑物、学校等，由各该县市长负责接收。民众团体、及宣传、文化事业，由各县市党部负责接收。各专员公署应负责监督纠查，并分派省府厅处长或委员到各区视察。
2.与光复地区相邻之各县市，除加强本身的建设工作外，应协助恢复光复地区之交通。
3.各县市接收工作人员，务洁己奉公，各专员公署每周亦应将接收情形、物资种类、数量列表呈报省府备查。
4.清查沦陷前地方机关之档案文件及图书，以及沦陷时期敌伪地方机关所有重要事项之档案。
5.曾充任敌伪机关重要职务之人员，以及著名之恶劣份子，应查明事实报省核办，不得籍公报复，牵累无辜。
6.不属于县市之机关，依其性质分别由省府各厅处负责接收。其物资、建筑物、案卷、文物，尤须详为登记。
7.为敌伪破坏之省属机关、工厂、道路、学校、公共交通事业等，由各主管单位依据实际情形拟定修复计划。
8.各县市为国捐躯或因公伤残人员，由各县市详为调查呈报，优予抚恤。
9.各县市须特别注意维持治安，肃清匪伪残余分子。
由于安徽在抗战期间虽孤悬敌后，实际为敌占领的城镇与地区不多，同时共党份子自三十三年秋天在皖东区那场战_中失败逃回苏北之后，已不敢再来尝试。因此安徽的接收复员工作比较简单，没有遭到共匪的阻挠；不过月余即已接收并清查完毕。至三十五年三月，中央派监察使陈肇英先生前视查时，见各项业务井井有条，表报账册莫不完备，深为嘉许。
三十五年四月，原第十战区的部队已按军事复员会议的规定缩编完毕，战区长官部于同月撤销，我奉命专任安徽省主席。此时省政接收及复员工作已均完成，今后的主要工作当在从事建设，因之安徽未来的永久省治遂为省内人士所关心。有的主张仍迁回安庆，亦有主张即以合肥为省会者；两派一时争执甚烈。主张迁回安庆的，大抵以安庆为战前省治所在，且控扼长江，天然形胜。主张合肥者，大抵以合肥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且有充分扩展都市建设的余地。由于两说各有理由，利弊互见，乃将此一问题正式提交省临时参议会讨论表决。讨论结果，大多数以安庆受地形限制，幅员狭小，缺乏建设未来都市的条件，同意即以合肥为永久省会所在地。议决后，于是年冬成立安徽省会建设委员会，以省建设厅长张宗良为主任委员主持其事。经过详密的策划与设计之后，于三十六年初开始第一阶段的建设工程，预计于两年内完成以下各项：
1. 建筑省政府及各厅处，以及省议会之办公房屋。
2. 建筑自来水厂及发电厂等公用事业。
3. 拓宽合肥城内外街道。
4. 修建以合肥为中心的公路及电讯系统。
5. 协助淮南铁路局修复淮南铁路。
上述省会第二阶段各建筑工作，经积极的努力，至三十七年秋天已概略完成。惜此时戡乱战局已有逆转之势，余亦适在此时调往华中长官公署任职，未能目_其成。
空城计
三十六年八月，当时国军正集中兵力向鲁南沂蒙山区之共匪巢穴进剿，原驻津浦路南段及长淮间地区，由前第十战区二十一集团军改编归第八绥靖区指挥之部队，均巳奉调至徐州以北参加剿匪作战。此时匪军刘伯承部数万人由豫北渡河南窜，于八月下旬经豫南之潢川、固始、商城，东趋六安、合肥。此时合肥已为安徽省治所在，但除省府之警卫营外别无驻军。当刘匪到达六安之后，省府上下及合肥民众莫不为之震恐。未几复接获合肥县府电话报告，谓匪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六安以东之金井；当时虽知中央已令邱清泉自陇海路南下堵剿，但系随匪之后赶来，距离尚远，因此余亦不免为之焦灼。金井距离合肥仅七十余华里，匪军旦夕可至，此时若令省府各机关撤退在时间上已不容许，若言防守以一警卫营之兵力亦感不济，乃忽然情息智生当即下令合肥城厢内外各乡镇之国民兵团火速集合于合肥城外，由省府卫队营为骨干派兵协助指导，连夜点燃灯笼火把赶筑碉堡、战壕等城防工事，并于各大建筑物内树立军队旗帜，派卫兵把守，且不时吹奏号音；同时以一部乡镇自卫队在合肥城外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来往运动，模拟已有大军到达从事备战的模样。城厢内外居民一律各安其业不许逃避；各省政机构亦照常工作，不许张皇。我个人亦亲赴城厢各处指挥部署，督导施工。如此经一昼夜，至翌日下午接得自金井方面之报告，谓刘匪于午前已转向舒城方面窜去。余闻讯如释重负，不禁喜极而泣。一昼夜来我虽外示处之泰然，内心实不免为我的空城计忧也。由于我的态度镇定，在此期间省府上下各级人员及合肥市民竟无人要求迁避。参议会议长江□先生，我因其年事已高恐不堪惊扰，暗示其离开合肥暂避，彼初亦坚持不去，表示要伴我守城，后经我再四催请，始允乘车前往芜湖。我之喜极而泣，盖亦为安徽父老对我忠诚信赖，临危不素而有动于衷也。
越日追剿刘匪之邱清泉部始赶至合肥。因刘匪已窜往舒城，邱部某旅随后追赶；后该旅在舒城以西遇匪伏击，损失惨重。又越日，第八绥署所属第四十六军亦自皖北赶回并对刘匪追击，刘匪乃经大别山向鄂东、豫南方面窜走。
此次刘匪伯承南窜，未乘虚进袭合肥，而中途折向舒城，是否因我的空城计所炫惑不得而知，惟我事后回想总不免心有余悸；当时有感于此因作五言古诗一章，以志其事，题为合肥却敌，抄录如次。
已掩东伐鼓，何来鸣旆钲；箫墙变患起，瞬息丧辽宁；
朔北脱控系，烽烟漫两京；大军争鲁北，八皖已空营；
贼虏乘虚入，江淮万户惊；敌锋迫肥水，急智胆边生；
奋起召_众，鸣戈扬战旌；悬灯夜筑垒，诈示大军声；
昔敌知吾性，闻风竟退兵；临危施妙算，诸葛守空城；
成败虽难卜，人谋亦可胜；援军指日到，一战庆敉平。
由于刘匪之窜大别山周围，中央深恐日久成为隐患，未几派白崇禧部长于九江成立剿匪指挥所，专任清剿窜扰豫皖鄂边区之刘伯承匪部。
是年十一月中旬，白部长于九江召集有关军政主管人员，召开剿匪军事会议，电邀我前往参加，提供剿匪意见。抗战期间我在大别山六、七年之久，基层党、政工作均有相当基础，自信当地居民深明大羲拥护政府，对剿匪军事必然支持。会后大军即开始进剿，至三十七年春，刘匪终于无法在大别山驻足，不得不向豫西回窜与陈赓合流。
我在九江会议之后，曾乘便重游庐山，时值深秋，景物萧瑟，感怀战乱，不胜唏嘘，游兴顿减。翌日即乘机经蚌埠转回合肥。是时，中央为统一指挥苏鲁豫皖剿匪军事又成立徐州绥靖公署，以顾祝同上将为主任我兼副主任。
我回到合肥，正值办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投票完成，安徽各县代表均顺利选出。我亦由原籍苍梧父老以三十余万票推选为国大代表，旋奉总裁指示退让友党，乃即辞去。是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又分别选举监察委员及立法委员。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至五月一日闭幕，选出蒋公中正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并于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职。我国从此进入宪法之治。惟自政府决心行宪以来，共匪深知其邪说并不受广大_众欢迎，依法竞选必然惨败，于是变本加厉发动全面叛乱，阻挠宪政之实施；政府于排除一切困难之后，终于完成普选，还政于民，可是此时共匪的叛乱已益为扩大，漫天烽火，警报频传，大局反而日趋险恶了。
勘乱战局逆转
三十七年春，第一届国民大会开会前后，戡乱局势已面临恶化。在大会揭幕之前，东北事实上已只剩下长春、渖阳两座孤城，陆上和海上的交通线都已被共匪切断，完全仰赖空运维持。华北的平绥线、山东的胶济线、河南的陇海线，在大会开会期间也都纷纷告警；洛阳和潍县都是在此一期间失守的，可见当时共匪已转取攻势，而且攻击力量已不容忽视。那时南京方面正在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席以蒋公勋业之隆万民仰戴，自然非蒋公莫属，可是副总兢一席角逐者多，却争得相当热闹，此时所有的人，连报章杂志在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选举之上，而忽略了当时时局势正在恶化。
大会闭幕之后，我国军之形势已陷于被动，中央为巩固华中，贯澈戡乱，作未雨绸缪，筹议成立一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的军政统辖机构，由原国防部长白崇禧出任军政长官。筹议之初适我亦因公前往南京，故得预闻其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黄河以北可能已为共匪所控制，江、河之间尚可与争，长江以南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力求巩固；因此我很赞同派一大员坐镇华中，统率大军屏障西南，北控郑、许，使南京中枢能一意应付津浦线上之作战。
五月底，行宪新政府正纷纷改组成立，白崇禧既未入阁，以之担任华中军政长官一职自属适宜。果然在六月初，我于合肥接得白部长的电话，谓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己决定成立，中枢派彼前往负责，并邀我出任他的助手副长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之设立虽早经预闻，但出任他的副手，却是我所未料到的事。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既不便在电话中商定，也不便肯定作答，我只好说我对任何职务都无所选择，只要中枢考虑我能以胜任的事，我都乐于效命。
六月下旬，华中军政长宫公署正式成立，白长官复以电话告我，说他已向总统蒋公请准派我为副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已另派员接任。不期此事果然就此定案了。不久正式命令到达，我于交代摒挡完毕之后，于八月下旬始离合肥赴京。
我是二十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到三十七年七月，整整八年又半。我与安徽父老兄弟姊妹推诚相与至为融洽；自投身军旅以来，除湖南外从未在一地服务如此之久，因此安徽真有如我的第二故乡，一旦卸职离去，颇有不胜依依之感。安徽省议会获知我调职是无法挽留的，特召集会议全体通过赠我以安徽省的荣誉公民以表亲切之意，并颁授证书。临行时合肥各界父老及机关圜体列队相送，长达里许，我几度停车与他们握别，欲语哽咽；看他们凝重的表情，想起这番较日寇更为凶残的红祸，真是不忍离去，及车抵南京独怅怀若失，感兴书怀，因赋七律一首如次：
辞安徽省政府主席留别父老及同仁
挥手临歧别皖疆，清风拂袖九秋凉；
朔云幻变干戈后，国事蜩螗岁月长；
八载同仇如手足，一朝远别感参商；
离怀几许情难诉，霜冷方知晚菊香。
余到京后，翌日即谒见总统蒋公，报告安徽地方情况及请示今后工作方针。当时总统蒋公想起民国二十八年我在鄂北因先母逝世电请辞职奔丧的事，垂询先母营葬情形，我以抗战胜利后紧接剿匪戡乱迄未返里有亏子职对，并乘机请假，当蒙蒋公给假两月返里营葬；总统慈孝荣及先母，感戴难忘。
我将返里葬母事电告白长官之后，于九月初由南京经上海搭机飞广州转赴梧州故里，临行总统蒋公及副总统均先后赐宴饯行。经上海时，正是金元券发行之后，政府执行经济管制，京、沪商人屯藏物资不肯出售，市面萧条，黑市猖獗，当时我认为军事上前方打一两次败仗关系不大，但如果这次币制改革再不能收到维持币信稳定物价的效果，人民生活感受痛苦，以致对政府的戡乱失去信心，则其后果当至为严重，不禁□然忧之。
中旬抵家门，一别十余年，与家人、父老相见，自是悲喜交集，殷殷存问，无限亲切；惟昔在襁褓孩提中的子侄辈，此时皆已玉立亭亭，对我似大有陌生之感，一时想起贺知章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诗，诚不胜感慨。时先母已由家人先择地安葬，惟尚待建墓立碑，余遂于告祭后鸠工泐石。不期假期尚未届满即迭接白长官的电报，促我即日赴鄂。那时我从报上获知长春、渖阳均相继沦陷，济南、郑州也已弃守；各地物价飞涨，京、沪一带已发生抢米风潮，情势之严重，不难想像。于是匆匆启程，经桂林转乘火车赴鄂，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武汉；车甫入站即发现白长官及长官公署各处长，地方行政主管等人员均在车站迎我，私衷感甚。
我到达武汉之时，徐蚌会战已经开始。过了几天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困，苦战十余日，弹尽援绝，自杀殉国。黄伯韬兵团消失之后，共匪陈毅部自徐州东面直趋宿县，徐州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最后自徐州突围之国军，与向徐州增援之国军均分别为匪所围困；突围不果，几全部牺牲。
徐州失守，南京不免有唇亡齿寒之感，同时东北的共军于攻下渖阳、锦州国军最后两个据点之后，源源入关，平津形势丕燮，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中下旬，那时全国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谣言纷起，南京若干机关开始撤退，社会秩序已形混乱。继北平的傅作义与共匪酝酿局部和平之后，京、沪两地也传来和谈之声。事实上，徐蚌会战失败，国军精锐被创，尤其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士气衰落，继续作战已无多大把握，所以当时不仅第三方面的人士出而奔走和平，即本党部分政要、元老也主张停战恢复和谈。
三十八年元旦，总统蒋公发表文告，表示不计个人进退，促进国内和平之愿望。过了几天现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_先生与黄绍雄衔命飞来汉口访晤白长官崇禧，征询和谈意见。他们在汉口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长沙访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颂云。此时华中长官公署之下只有在荆宜一带的宋希濂兵团，在平汉线上豫南一带的张轸兵团。以及在汉口外围的张淦兵团；这三个兵团总共不过十数万人，原来加上黄维兵团对付刘伯承、陈赓两股匪军尚可应付，今黄维兵团于东援徐蚌途中为匪包围歼减，而今后匪军陈毅及林彪两股均可倾巢而来，面临此一危险情势，实在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明知和比战难也只有赞成一试了。经遇一番研究之后，白长官乃电呈中央赞同和议，双方停战，以期博取一时的缓和。据说那时南京方面副总统在邵力子、张治中、黄绍雄、甘介候等包围怂恿之下也力主和议。
于是，总统蒋公于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引退，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早在总统宣布引退的前几天，共匪方面就提出所谓「和谈八条件」，行政院也发表了政府愿双方先无条件停战，再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的意兄。共匪的八条件自然荒谬绝伦与行政院的意见相去太远，可是主张和谈的人士看来，既然对方已开出价钱就总有谈判的余地，初不知这只是共党的心战，实际上他自认已胜利在握，根本无和谈的需要了。
李代总统视事之后，为表示政府谋和诚意，一面派定邵力子、张治中等为和谈代表，听候和谈，一面与李济琛、罗隆基等共产党的同路人连络斡旋和平；同时为讨好对方下令取消全国戒严令，解除报章杂志禁令，释放政治犯，及撤销特种刑事法庭等；最后并径电毛匪泽东，承认以毛匪所提之八条件作和谈基础；可说已极尽谦恭忍辱的能事。可是共匪竟百般挑剔。几经磋商，直至四月一日才开始和谈，而所谓和谈实际等于强迫无条件接受投降条款而已。经遇三次限期，两次会议，最后于四月十五日，共匪方面以最后修正的八条二十四款要求签字，并以四月二十日为最后期限。这八条二十四款，可说至为苛刻；后来想起共匪定在四月一日愚人节开始和谈，不禁哑然失笑。
四月十六日，李代总统派遣的和谈代表之一的黄绍雄由北平返回南京，将共匪的八条二十四款携回请示。我当时适因事由汉去京，是晚得在代总统官邸参加听取黄代表有关和谈经过的报告。当黄代表报告完毕并将共匪所提出的条款宣读之后，所有在座的人面面相腼默无一语约有两分钟之久。我素来心直口快，_此光景实在有些忍不住了，于是我对黄绍雄说：「我看这些条款的内容，不是和谈，完全是迫降罢了。」黄代表有几分尴尬的说：「我们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才达成这样的条件。这是最后的决定，共方是不会再让步了。我们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认，只有再战；再战结果，有无把握？」此时在座诸人仍然默不作声，最后李代总统扫视大家一遍之后说：「兹事体大，容我考虑后再行答覆。」和谈事实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绝。
这次和谈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既没有利用这段时间作重新有效的备战，反而让共匪利用这段时间作有效的心战、渗透，瓦解我军民士气。四月二十一日共匪大举渡江；长江虽称天堑，但战线过广我军守备兵力不足，且如江阴要塞，守军将领的无能为敌所乘，至使匪军毫不费力即从此先渡，随后获港亦被敌强渡，长江天险遂即失守。我前二十一集团军四十八军之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自一月底以来据守安庆，作为国军在长江北岸的桥头堡，经匪数度猛攻始终屹立不动，至此亦只好自动放弃，向长江南岸撤退。
同日，我政府又发表文告，坚决作战，李代总统并令何应钦上将兼长国防部统一指挥军事。那时，大部分政府机关早已于二月初即迁往广州，南京遂于四月二十三日自动撤守。共军渡过长江之后一面进攻上海，一面沿浙赣路发展进出江西。此时江北共军除原来的陈毅、刘伯承两股外，其他原来东北、华北各战场的共军，如林彪、彭德怀等的部队亦倾巢南犯，其总兵力已数倍于我。因此战局遂呈一面倒之势；不久武汉、上海均相继弃守。
华中长官部在和谈期间，本中央备战求和的决策，在军事上以张轸兵团在平汉线上至南阳一带，防止共军南进，张淦兵团防守武汉外围确保武汉三镇，宋希濂兵团则集中荆宜一带整备，准备策应各方面之作战；在政治方面遵照中央戡乱动员纲要，参酌地方情形，拟妥戡乱时期施政大网准备实施；及共匪渡江，占领京沪并沿浙赣路深入江西，侧背顿感威胁，同时传闻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有向共匪靠拢的消息，遂不得不放弃汉于五月中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转进。
中央拒绝共匪迫降条款决心继续作战之后，李代总统即任命我为桂林绥靖公署主任，要我回广西加强作战准备，与巩固后方基地各事宜。我于五月一日率领必要人员自汉口乘机赴桂林；因我的老上司唐生智当时住在长沙，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我想顺便探听他的意向，同时武汉方面已咸传程潜有举湖南靠拢的消息，也想藉商议西南防务问题顺便观察他的动静，遂决定中途在长沙停留一日。抵长沙后当日即分别访晤程颂云主任及唐孟潇，以及若干昔日的袍泽友好。由各种迹象观察及得自可靠人士的报告，长沙确在酝酿向共匪靠拢，当地工农各界团体都有共党份子在内把持，且有欲将我扣留之说。是夜程在省府设宴招待我，饭后我约他密谈，我说：「颂公，你在党国历史上是勋业彪炳，极有地位的人，今党国危亡，从大处看应该领导我们奋_救党救国，从小处看无论如何应该珍重自己的光荣历史，不能随便附和年轻一辈人的意见轻举妄动。这是就我们应有的道义而言，如果就实际利害权衡，你是湖南的家长，当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数人的身家性命为基本考虑，今驻守湖北的国军不下十余万，其中大部分是广西的子弟，将来情况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广西，所谓归师勿遏，湖南无论如何是挡不住的。如果湖南有变，届时长沙百数十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岂不无辜遭劫，是公爱之适足以害之！我为公谋，还是安定下来从长考虑为好。」
程听完我的话嗫嗫嚅嚅的说：「此地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都是拥护政府的呀！」
我说：「我到此还不到半天已经得到许多报告，说长沙就要响应共党，宣布独立了；我亲眼在街上看到已经张贴了若干措词不妥的标语。」
他说：「不会如此罢。」
我说：「请颂公派人暗中切实一查便可知晓。」稍停，我继续说：「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颂公又是我的老长官，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赴桂中途在长沙停留一夜，就是远道传闻不敢轻信，特地前来拜望老长官了解实情。我明天上午即乘机飞桂，以后请随时与武汉白健生兄连系好了。」程频频颔首。
翌晨，我又往访唐孟潇，那时街上原来的标语已经不见了。孟潇坚留我吃午钣，我们谈了很多，但谈到对时局的看法，他便尽量闪避，表示不愿过问。最后我告诉他，如果长沙环境有什么变化，不愿再住下去，希望老长官不要见弃，我欢迎大驾经桂林再到广州参加戡乱工作。后来程附逆之后，他遂写了一信由他的夫人偕同顾法师净缘一同来到桂林，要我派出飞机送赴香港，他本人为何未离开湖南，我想他可能想暂时留在湖南，观察一下大局情形再行定夺，及后他本人欲走时已无法出境了。
我和程潜的一夕话总算是发生了一点效果，原来他是准备与陈明仁于五月中旬上演附逆丑剧的，由我郑重的告诉了他的利害，因此他才延迟了两个多月，迨华中部队撤至宝庆之后，方行公开附逆。
我回至桂林之后，于五月五日成立绥靖主任公暑开始工作。本人离开广西已经十年有余，广西的情形大体上是与战前不相上下，地方行政人员仍多旧日袍泽，其中部分已经升调或因故去职，为时既久人事变迁，势所不免，同时八年抗战兵燹之余，商业萧条经济衰落，亦属必然之事。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先生，对本省十年艰苦支持始终不懈，实是难能可贵的事。惟目下戡乱战事频频失利，平津失守，京沪沦陷，各地土共纷纷出现，学生工人_起捣乱，影响人心扰乱秩序，广西不免亦被牵连，加之金融混乱风潮迭起，大局危机迫在眉睫。我广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进行，惟以时间迫急无暇兼筹并顾，只有选择重要事项先行实施者如左：
⑴ 广西原有保安部队统归绥靖公署指挥。
⑵ 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业务归绥靖公署办理。
⑶ 增编若干保安团充实战备，其经费与省府会同筹划。
⑷ 协助省府实施总动员法，动员人力物力配合国军作战。
⑸ 协助省府整理内政，安定人心，维持秩序。
⑹ 加强地方国民兵团配合国军作战。
⑺ 分区绥靖肃清土共。
在我就任桂林绥署主任后，时李代总统南京撤守后，途经桂林，犹未前往广州，省府主席黄旭初先生一日召集了一次临时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后来获知系徇省议会前议长李任仁之请而召集的，座谈会开始，李任仁首先说了很多为共匪张目的话，并说目前时局已经恶劣万分无可挽救，和谈二十四款不必害怕，这是与共党合作的最后机会，接受二十四条款不失为明智之举。当时在座的除黄主席而外，尚有军管区司令吕竞存，省府委员陈雄等多人，桂林市长陈恩元及苏新民等人亦列席。他说完之后，在座诸人均相顾默然不语，仅省府委员陈雄表示赞同。最后黄主席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李先生的想法是放弃戡乱与共党合作，这完全是政治问题，我是军人，军人不应参与政治，只有服从政府的决策。与共党合作的主张应由中央政府来决定，现李代总统正在桂林，可否请李先生向代总统建议。只要代总统决定了，我们自然秉承中枢命令行事；无须问我。」于是大家便闷不作声，无言而散。
李任仁是白长官崇禧小学时代的老师。师以生贵，大家以往对他都表示尊敬。他一向在广西担任党务、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听他的这一次言论，就可见广西此时社会上的思想也有多少纷歧。广西在抗战以前是思想最单纯，民众最团结，地方组织最严密的省份，李任仁先生竟有此主张，是我意想不到的。
大陆沦陷
共匪渡江南犯之后，戡乱战局，急转直下。五月三日，杭州即告失陷。那时长江下游国军，系集中兵力固守上海，匪军亦集中兵力约二十万来攻。激战半月，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终告失守。
上海失守后，在浙、闽方面的国军退守东南海疆。沿浙赣路前进之匪军，于攻占南昌后，以一路进出湖南，拊华中国军之背，一路向赣南发展，配合其进入福建匪军，向广东前进。至八月下旬，赣州、福州均已相继失守。退守湘南衡宝一带之华中国军部队，虽曾稳定一时，并一度收复湘乡、安化，及获得青树坪的胜利，但此不够昙花化一现而已。至十月上旬，由赣南前进之匪军已窜陷韶关，湘西之匪军已进至芷江；我据守衡宝之华中部队陷于两翼包围的形势中，不得不再向西撤入广西。
韶关陷匪，粤北之门户洞开；衡宝撤守，匪军可源源南下。当时广州虽为政府所在地，却缺乏大军防守，事实上亦无险可守。政府遂于十月中旬再迁重庆；广州旋即放弃。此时，关中方面之国军早已退守陕南川北一带，湘西方面之匪已至贵州及广西边境。鄂西的重镇宜昌在七月下旬即已失陷。因此政府移驻重庆不到半月，巴东告急，贵阳旋亦被匪窜入。重庆在东南两面威胁之下，政府仍无法立足，故喘息未定，又仓皇疏迁成都。及迁至成都，不到十日匪军已跟踪而至，而昆明方面又告不稳，不数日卢汉即公然投共。我国民政府，至此在大陆已无可迁之处，遂于十二月八日由行政院长阎炀山先生（阎于五月在广州继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率领行政院及各部会，乘机迁运台北，开府办公，维持政务。当时李代总统，于十一月下旬随政府自重庆迁蓉之后，因胃疾复发已赴港就医，中枢一切委由阎院长负责处理。今总统蒋公当时以总裁身份，见大陆局势危在旦夕，亦于十一月中旬由台北飞重庆，重庆危急时又飞赴成都，终以当时局势已经混乱，军队_志瓦解，回天乏术，于成都弃守前飞返台北。于是，整个四川随告沦陷，在川各军无形瓦解溃散。大陆的戡乱战事，旋亦随之落幕。匪伪政权则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上演。
自共匪于四月下旬渡江南犯之后，至五月下旬，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我京沪、武汉、西安均相继失守，战局已是一面倒之势。当时我奉命回到桂林成立桂林绥靖公署不久，适李代总统亦返回桂林小住，我感于当时的局势，如国军再在匪军追蹑之下节节败退，一任匪军狼奔豕突，可能诚如俗话所说「兵败如山倒」，整个国军将迅速土崩瓦解，危险极了；我政府此时，必须下大决心，作大步后退，迅速脱离敌人，求得整理内政、部署军队、进行外交的机会，始可再战。因此，我曾向李代总统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中央政府应决心一举迁往云南，以昆明为行都，摆脱匪军威胁，使中枢能有时间安定下来，处理一切业务。
二在军事方面，立即选派三至四个得力的军，移驻川南、黔西、桂西一带，选定优良地形，部署坚固防守的阵地，并镇压滇省内部的可能异谋，安定后方。然后令其他各军，分途牵制匪军，使其不能迅速接近滇省。尔后再待机反攻。
三在东南沿海各军，则防守海疆及闽浙一带，与西南川、滇、黔、桂各军互相声援，维持目前态势，候整理完毕再行反攻。
四恢复滇缅路及确保滇越铁路对海外之交通运输。
五加强及开展外交工作，扩大国际宣传，仍争取美英各国的协助，使彼等了解国际共党赤化中国之真相及未来赤化世界之危险，粉碎共党的虚伪宣传，揭开共党伪装土地改革者的假面具，以期获取外援，及恢复美国对我的军事援助。
上项建议，是当李代总统驻节桂林时当面条陈的。当时李代总统对此建议颇觉称意，可是后来他离开桂林后，一直不见有下文。也许我的建议，往后说来，已经缓不济急了。如果当时能立即采纳实施，将政府直接迁往昆明而不迁重庆、成都，_搁时日，仍有从容部署时间，并能收容许多部队，及争取空间。美国或能幡然觉悟，改变政策，一如尔后对韩战对越战般的热心，援助我国恢复中原，消灭共祸，亦未可知。
华中区所属各军，于十月上旬自衡宝向广西撤退途中，曾于冷水滩附近对追蹑前来的匪军予以有力的反击，歼灭甚夥，使匪军一时不敢西进。尔后曾在湘桂边境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因广州失守太快，为防敌沿西江西进，直扣梧州，拊我军之背，乃不得不将我军主力转移于梧州方面。于是防守的战线愈为延长，兵力益感不足。十一月中旬，广州方面之匪已逐渐迫近梧州，并向钦、廉方向前进，我军侧背大受威胁，复因两面对敌作战，兵力分散，不得不将桂北一线之守军向西南柳、浔、梧、郁方面转移，暂将桂林放弃。
早在放弃桂林之前，对以后之作战计划究应如何决定，实在颇费考虑，曾由白长官召集各高级军官举行军事秘密会议。我是奉命参加会议的一员，当时大家对放弃桂林以后的行动，大致分为两案；此两案的第一步行动，都是退守庆远、柳州、浔州、郁林之线，但第二步行动则颇为不同。第一案主张不得已时撤往海南岛。第二案则主张逐次向西退守滇桂边境；当时对两案的争论各有理由。夏副长官威力主第一案，白长官随后亦同意该案。我是主张第二案的。我之所以主张第二案，乃是基于前此向李代总统建议退守云南方案所发展出来的；主张此案的尚有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主席黄杰将军。因当时中央政府已迁入四川，以后不得已时可能仍频迁至云南，以昆明为最后根据地。政府既在川滇，我们的军队自应以中枢的行动为行动，无论如何应确保后方云南的安全，作为他日反攻得基地，因此应尽可能确保桂西，以屏障昆明。当然此案可能因当时昆明已谣啄纷传，而不无顾虑，但我曾建议由政府下令先派遣一个军进驻滇东，以建筑最后防御阵地为名，以监视龙云为实。如果中央有一军驻在昆明，龙云必不敢异动，则此一顾虑自可消除。事实上我对云南的情形事前已经注意，在十月初即派绥靖公署副主任甘丽初前往昆明视察。据他归来报告，说事有可疑尚无实证。当时我即将此种情形详报李代总统，并由甘副主任在广州面报中央及总裁蒋公。倘当时决心采取此案，当可及时制止。
主张第一案的人，只着眼海南岛容易防守，因当时共匪尚无海军，无法渡海，可说是一种消极的主张。殊不知自己大军渡海撤退或将来反攻登陆也同样是不简单的事。我们自己有否准备大军渡海的工具，有无充分的时间，有无预先周详拟妥的计划，似乎都未加考虑。鉴于欧战敦克尔克之役，以英国海军之强，船舰之多，敌前渡海撤退虽然成功，但也只救出人员，武器、装备几乎完全抛弃了。试问我们那来这样多的船舶；而且部队登舰还要有从容的时间，方不致混乱，如果计划不周，准备不够，届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白、夏两位都主张渡海退守琼州，其把握如何，我真是不敢乐观。
因我当时已专任绥靖工作，在长官部决定放弃桂林必要时退守海南后，我随即将绥靖公署移驻南宁。我自己在往南宁之前，一度衔命飞赴海口与陈长官济棠及薛主席岳接洽，转告白长官于必要时率军撤往海南的意图。陈、薛两位亦极力主张华中革退至海南，协同防守，徐图恢复大局，并说以后一切总当在互商之下协力进行，彼此无庸客气等语。我返回桂林复命后，即转赴南宁，就绥靖工作略为调整部署。不料局势恶化竟如此之速，在仅仅不足一月的时间内，桂林、贵阳、重庆、成都均一一弃守。我华中军自撤回广西之后，可说未经一次重要的会战即迫于情势不得不仓皇急退。长官部对大军最后的行动，无论采取何案也未能加以准备。我军转进至庆、柳、浔、郁之线后，事实上已无法立足，遂继向南宁外围撤退。此时，长官部召集各高级军官再行会议，决定退守海南，令各军逐次向广东之钦廉转进。
我素来心直口快，会议中我实在忍不住又说话了；我说：『现在卢汉已经投敌，昆明是不能再去了。我们的部队只有渡海向海南撤退一途，而渡海地点现在只有龙门港一处可用了。可是龙门港地狭水浅，稍大船只不能靠岸，未审长官部对于登船之码头、趸船，以及舰船等项，是否已准备完妥？装载的区分及指挥系统，以及装载计划等已否策定？如有一项准备不够，都是会发生机大危险的。』我这一问，长官部的幕僚及原来主张第一案的诸先生，好似如梦初醒，竟瞠目结舌无法回答。于是，白长官又要我再飞海口，商请陈、薛两位筹调船只前来接运。我明知在时间上已经是来不及了，也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遂立即束装出发，临行并吩咐绥署副参谋长照料绥署人员，以后统随长官部而行动。
翌日我乘机抵达海口，当与陈长官及薛主席洽商，请他们协助调集所要船只，前往龙门港集中应用。陈长官告以，此时此地那有如许船只，当地海军舰只仅有太仓舰一艘，炮艇一艘，其他无论渔船、商船在港内停泊的亦甚少，如需大量船只，必须向外港征集，且征集外港船只也非三数日即可办妥的。及转商薛主席，所得的答复亦是如此。我亲自赴各处调查打听，也完全相同。此时，真如冷水浇头，只有望洋兴叹。无奈何只好将交涉情形立电南宁复命。三数日后，郁林、博白、茂名、雷州等地纷纷为匪军窜入，并传闻张淦总司令亦为匪军所俘虏。接着夏副长官及白长官亦相继来到海口。此际各路部队则悉向防城、小董且战且走；其中沿粤桂边境之一路，中途曾为匪军截击，小董亦为匪军占领。各部队知龙门港已无渡海可能，遂又折向龙州方面转进，一部则入十万大山作游击战。南宁则于十二月下旬失守。最后到达龙州之部队，由黄杰将军率领进入安南暂避匪锋，待机复国。整个大陆由此沦陷，痛心无已。
广西局势，如此急转直下的原因，除受全般形势影响，势已无法再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此乃抗战期间原属我第二十一集团辖下之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等军，其官兵大部分都是广西子弟，他们在抗战初期出征，由我率领转战于豫皖鄂一带，离乡背井已有十年之久，一旦部队回至广西，不免均思家心切，在父母倚门儿女情长的情形下，初则纷纷请假，请假不准则继以逃亡。因此，这枝久经战阵，素称骠悍的部队，回到家乡不过一月，未经大战，人员已减损过半，循至士气衰落人无_志，遂使十余万大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回想太平天国时，因内部不和自相倾轧，翼王石达开率所部数十万人远走四川，亦以所部均属八桂子弟，于经过黔桂边境时，散失过半，及抵四川所余无几，卒至在大渡河为清军所歼灭。我华中军此役，无异历史重演，曷胜慨叹。
三十八年底，整个大陆，皆陷入魔掌。这一幕历史的悲剧，距今天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但在这二十多年中，曾不知有多少次抚剑长吟，唏嘘太息。我在三十八年八月间，京沪相继沦陷，赣南又复告急之时，眼看大局已有土崩瓦解之势，曾写下七言古诗一阕，以记当时内心之沉痛，历年来尝反覆吟哦，长歌当哭；兹录之于左：
京沪沦陷
当年赤共脱罗网，窜据陕边成伏莽，谎言抗日欺国人，阴谋早蓄偷天掌，
约言墨渖犹未凝，假借和谈眩众听，招军纳叛搜兵戈，蛊惑农工为内应，
一朝卵化羽毛丰，掀起白山燕地风，偏有苏魔为虎伥，关东劫夺势尤凶，
可怜将士无_志，惨雨愁云雪满地，霎时形势若转篷，铁铸长城全抛弃，
赤旗红鼓复西来，塞上烟云暗燕台，云岭独看明月落，万家悲哭有余哀，
虎狼坐噬吞燕晋，豫鲁徐淮成灰烬，弥天祸乱迫眼前，海内惶惶大惊震，
秦廷待救救无期，台阁_公计莫施，委心协议无议就，天堑长江乏力守，
哀哉京沪复沦湮，魔掌难逃血泪新，从扈军民播粤海，生离死别最酸辛，
五岭迢迢潦水急，扶老携儿衣履湿，□餐露宿无奈何，鹤唳风惊相对泣，
雨花台畔血花飞，野圹累累战后遗，石头城下东流水，镇日悠悠恨可知，
黄尘项洞风萧瑟，道路萦纡坭盖膝，□江两岸遍流氓，万苦千辛向谁述，
宋明鼎革史昭然，何日旌旗奏凯旋，河山锦绣遭离乱，文物劫灰最可怜。
林泉息影
大陆沦陷，华中长官部及桂林绥靖公署仅少数人员在南宁失守前飞离大陆撤到海口，长官部及绥署旋即办理结束，报请撤消。我因奉白长官之命前来台北洽办两署结束事宜，及向中央政府请示尔后的行止，于三十八年十二月底到达台北。不久，白长官亦由海口来台。
此时因李代总统在美割治胃疾，业已出院，中枢拟派我赴美探视，旋因未得美国同意，大使馆不允签证，遂作罢论。及 总统蒋公于三十九年三月一日依法复职后，遂蒙委派为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滥芋两戴，无所献替。至四十二春，因现役限龄届满，乃奉命退休；自此还我初服，息影林下。念自从戎以来，历经辛亥起义，讨袁、护法、北伐、抗战、剿匪戡乱诸役，死生间不容发者不知凡几，今得保全首领归隐田园，已属过望，夫复何求。故退休之日真是喜出望外，不独我个人感谢政府的恩惠，家中老少亦蒙荫多矣。当时曾写下七言律诗一首，以志所怀，抄录如下：
嶙峋傲骨本天生，不为恩仇不为名；
家国兴亡人有责，风云暗淡剑空横；
常怀戏彩悲风木，犹幸趋庭慰晚情；
太息春光今渐减，归田远隐乐身轻。
退休之初，租寓罗斯福路四段水源里十邻。民四十二年冬，值台省依地方自治法规选举里长，街坊上的父老慕我虚名，竟推举我为邻长。邻长职位虽小，究系由人民公选，故虽数次推辞，仍无法脱卸；一任两年，不无感慨，因戏赋五言俚句一章，如下：
百战庆身归，赁庑新市上，父老墓虚名，推余为邻长。
坚辞不获已，局促安可想，昔统十万师，今作百家掌。
终日课公令，无时安虚幌，民事本当为，高卑何足讲。
回念役人多，亦应甘俯仰，天道重循环，因果固不爽。
当年呼百诺，咄嗟无痛痒，从此议下情，惭然悔已往。
感谢邻里人，使我知闻广。
余家非素封，且以往无暇为衣食谋，虽历总师干并膺疆寄，而宦囊羞涩，赖先人在九龙遗有簿田数亩，辟为鱼塘出租，以资挹注。退休既三年，深感坐食山空，良非得计，乃于台北市郊承租山坡公地数顷，卖刀买牛，辟为农庄，还我初服。于是亲自鸠工，开荒辟草，种植各种蔬果。初意不但可以消遣时日，且可维持生计，一举两得，亦至乐也。怎奈后来连年遭遇台风，眼看_木成林，开花结实，竟于一朝一夕之间，残枝委地，满园景色化为乌有，数年辛苦卒成白费。时余年逾七十，不复堪灌园芟草之劳，重以患摄护腺肥肿病，久治未愈，遂于民五十六年乘赴港求医割治之便，商诸老妻，将九龙鱼塘房产，悉行变卖，返台后，复将农庄出让，然后在市内置屋一所，聊蔽风雨，藉度余年。
余生逢战乱，弃文习武，虽一生戎马无补时艰，然俯仰无愧，差无遗憾。所憾者，今年且八十矣，知来日无多，犹栖迟海岛，西望故园，不禁兴陆游之悲耳。
【以上内容完】
以上《随胜利上演的悲剧──戡乱剿匪与大陆沦陷的回忆》，标题为HGC所拟，是以《李品仙回忆录》同名各章节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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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仙： 随胜利上演的悲剧──戡乱剿匪与大陆沦陷的回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