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峙(1892--1971) |
彻底消灭李先念匪部
民国卅四年二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我奉令接长第五战区。二月廿五日，率少数人员由重庆飞抵老河口，李前长官迎于机场，次日李赴汉中，我即召开作战会报，预作敌或于我新旧交替之际乘隙攻击之处置。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有三个，刘汝明、孙震、郭寄峤，参谋长由郭副长官兼任，所辖部队为第二集团军刘汝明部，第廿二集团军孙震部，第四十一军孙苏元部，第六十九军米文和部，暂编第一师李才桂部，及宪兵、炮兵、战防炮兵、工兵、通信兵各一团。并指挥第卅三集团军冯治安部。
因为李前长官将长官部的幕僚大部带往汉中，我由重庆卫戌总司令部所调来的一部分人员，又还在途中，所以当时的作战与情报参谋，只有两三个人，而郭副长官兼参谋长此时还在商南指挥所，长官部几成真空。日军第十二军团司令鹰森孝，果不出我所料，突集结四个师团以上兵力，及各型飞机一○六架，向我豫西鄂北进攻，企图破坏我陕南、豫西、鄂北空军基地，以确保其平汉南段之交通。三月十九日，长官部由老河口迁杨林铺之王家营，三月廿二日郭副长官才到职，当留第一二五师汪匣锋部固守老河口，其余都移驻襄河西岸，作攻势防御，南漳几进几出，襄樊失而复得，战况极为激烈。而老河口则战至四月八日被攻陷。此时，我正在玉皇顶高山上督导空军支援第四十七军之一○四师，对日寇作猛烈之进攻，几番冲杀，终成拉锯，敌方炮弹从我头上掠过，幸未受伤。以后，就形成敌我隔河对峙。
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广播愿接受无条件投降，我于次日即电蒋公条陈四事：1.注重绥靖。2.剿灭共匪。3.软化反侧。4.缩小省区。嗣后并作挺进、受降、接收诸准备。因为第五战区受降区迭有变更，最后才确定为许郾区，所以我于九月七日才由老河口进驻南阳，九月十九日由南阳抵漯河，沿途所见，尽是残垣断壁，惨不忍_，想及当时人民受难情景，不禁为之心酸。而人民到处摆香案，燃爆竹，夹道欢呼「老长官回来了」，「老主席回来了」，更使人大为感勤。回想过去在河南八年，对于河南父老，没有做到我心中想做的十分之一的事，他们竟对我爱戴如此，能不惭愧！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不但看到河南父老倍觉亲切，就是连我过去所提倡种植的树，经过战争摧残，仍然青葱可爱，也发生一种特别的情感。不过战后情形，毕竟比较过去差得太远，例如过去有人批评河南省政，认为有三点难能可贵；（1）道路平。（2）无苍蝇。（3）无野狗。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所见太小，区区之事，何足道哉！可是以往到过河南的人，都知河南的道路坎坷难行。苍蝇纷飞，不敢随便进饮食。野狗横行，大街小巷无处不见，时闻咬伤行人。此三事过去认为是小事，不足称道，战后重到此地，回思小事，非用一番精力，也不容易做到。抗战八年，沦陷地区，如害了一次大病似的，应如何迅速善后?如何建设恢复元气，确是问题，我唯有默然为我河南父老祝福！
九月廿日，即中秋佳节，我于漯河正式接受日军第十二军团司令鹰森孝中将，第廿五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之投降，当给予和字第一号训令，对于集结于许昌地区之日军第九十二混成旅，及第十四警备队等，由第二集团军负责将其解除武装；集结于郾城地区之日军第一一五师团，及第十三警备等队，由第廿二集团军负责将其解除武装，集结于商邱地区之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由兵站总监部派接收小组前往接收。除商邱地区外，计俘日军官兵二万八千八百十六员名，马匹二千零五十五匹，炮一百卅八门，轻重及机枪三百九十七挺，步骑枪一万五千二百十三枝。
战争业已结束，但愿国家从此没有战乱，让受尽劫难的中国人民，能够过些安定的好日子，各尽所能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使大家永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明天。
民国卅五年一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奉令改组为郑州绥靖主任公署，辖河南陕西两省，指挥原第一、五两个战区的部队，及新收编之孙殿英、张岚峰等部，这完全是蒋公爱护我，因人设事。因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虽然他是我的学生与旧部，但此时他的资历与声望，实在没有要我再指挥他的必要，而今硬要在他的头上。加上我这一顶退了色的旧帽子，纵然胡宗南一向很尊敬我，但我总是如芒刺背似的，遂于五月廿六日电呈蒋公坚辞，并保荐由胡宗南升任，奉蒋公电复慰留。此时，适马歇尔元帅的调停失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无功，终于匪我和谈破裂，豫鄂边区共匪李先念，率黄林、王树声、周志坚、关子清等股，号称十余万之众，分路向我军袭击四窜，并于柳林、李新店附近，大肆破坏铁路电线、蒋公不得不令豫鄂双方合力围剿。我想剿匪要紧，个人去留其次，好歹打完这一仗再说。
打仗是要兵力的，若要围剿李先念，就必须要在陇海正面抽调兵力──唱「空城计」 （留张岚峰等少数部队防守），万一共匪刘伯诚乘虚南下，局势则不堪设想。有人以为我当时资格太老，处境艰难，稳则无过，要我慎重。我想起真好笑，过去，蒋公要我代理他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时候，我感到资历不够，现在又资格太老了，这教我如何是好? 好在无意恋栈，决心就冒这一次险吧。
六月廿九日，我赴驻马店指挥，后移驻南阳。时方酷暑，共匪李先念部在我豫西地方团队到处截击，及陈鼎勋、赵锡田各部等一个多月的穷追猛打之下，终于在郧县以北之鄂陕边区以内，将其大部歼灭。其余化整为零，散匿各处，仅王震悍匪率三百余人，远逃甘肃，绕道回延安，造成抗战胜利后，在剿匪战役中唯一的大歼灭战。此时我各追剿部队尚在陕鄂边境，而豫东鲁西之共匪刘伯诚，果于八月十日夜间，以主力袭击陇海路各要点，考城民权被围，兰封于次日被陷。嗣由我四十七师李宗田部克复兰封，解考城民权之围。第三师亦由潼关运输赶到，加入战_。可谓不失时机，这次险总算我冒成功了。不料九月六日，我军攻至鲁西砖庙等附近的时候，因第三师战线比友军过于突出，致为共匪刘伯诚所乘，第三师赵师长锡田重伤被俘，全军后退。嗣我调集刘汝明、孙震两部生力军到达，终将敌击退。斯时蒋公在卢山听到参谋本部的请螅__槲页粤舜□_獭Ｒ虼宋揖捅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遂于民国卅五年的九月十四日，将郑州绥靖主任职务交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
当时有人为我不平，我自己觉得，既然辞职不准，这样「大胜小失」之后调职，正是好的下场。而且在外独当一面，只是自寻烦恼，现在内调，想嗣后再无是是非非。所以我不认为是 蒋公责罚我，且认为是成全我。
澈底消灭共匪李先念部经过如耍图。
一个人有时候希望别人记得你，也有时希望别人忘记你。
当我离开郑州的时候，民众前来送行的有两万多人，真使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将从此结束戎马生涯。这时我已五十五岁了。
义不容辞跳火坑
我回到南京，晋谒蒋公之后，本欲作「解甲归田」之计，盖因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本部，对于剿匪进展判断，所做的状况判断，其结论是：在六个月之内，可以将共匪剿灭。讵料，以后的剿匪军事发展，却是「反向」的。
民国卅七年的夏天，陇海线的军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来坐镇在徐州兼领郑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因升任参谋总长，势难兼顾，需人接替。蒋公想要蒋铭三（鼎文）兄去，他坚决谦辞。再想到我，征询我的意见。当时的局势，在不懂军事的一般社会人士，已都洞若观火，除非出现奇迹，很难「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我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拚命，义不容辞。」所以我向国防部辞行的时候说：「见危授命，我跳火坑，个人生死事小，但望大家以国事为重，这次要对我多多指导与支援。」
民国卅七年六月十四，我率新任参谋长李树正，随参谋总长专机由南京飞徐州，就任徐州剿匪总司令，由原有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机构与人员改组。当时共匪陈毅的第一、四．十一及两广等纵队，正在菏泽以东，钜野以南地区，与我第五军及整编八十三师，新编廿一旅激战中，其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纵队，于陷我泰安、大汶口后，围攻兖州。刘伯诚匪部也由黄泛区趋鲁西，欲蹑邱清泉之后未逞，反噬开封。我于六月十九日飞郑州，参谋总长顾祝同亦随即赶到，我欲放弃豫北，以救开封，俾利尔后之索敌攻击，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获实现。我于是日下午离郑返徐时，河南耆绅孔新三等廿余人，拦着我跪地痛哭，殊不知我当时的心情比他们更沉痛。当晚回到徐州后，急督刘汝明、孙震等部，迅速驰援，加紧猛攻，乃于六月廿六日克复开封。刘伯诚向南逃逸，陈毅向西窜犯，在睢县以北铁佛寺童王店附近，将我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所属之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师及新编廿一旅予以包围，我即以第五军及整编第八十三师经兰封而杞县，兼程驰援，苦于刘伯诚匪部极力阻扰，进展迟缓，不得已乃将原拟用于解围兖州之黄百韬部，临时西调，与邱兵团合力夹击陈刘匪部，黄兵团于七月二日赶到睢县以北帝邱店附近后，也被匪转用兵力将其包围，幸经忠勇奋战，予匪重创，兼以我邱清泉兵团于正面攻击受阻后，改由侧背迂回，攻击敌后，匪经力战不支伤亡惨重，乃于七月七日四方奔逃，作乌兽散，造成一时的豫东之捷，将匪击溃，人心振奋，是役黄百韬厥功甚伟，最高统帅特授以青天白日勋章，以酬其功。
这是我一到徐州就四处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民国卅七的秋天，东北失利，华北紧张，津浦线上济南与兖州两个孤立的据点随亦被陷，后方人心浮动。当时我的对手有两个──陈匪毅与刘匪伯诚。陈匪有十六个纵队，约四十万人，刘匪有七个纵队，约廿万人，可能集中的民兵还未计算在内，而我所指挥的第二兵团邱清泉，第七兵团黄百韬，第十三兵团李弥，第十六兵团孙元良，总兵力最多不过是廿五万人，新兵又多，装备不全，有的军还没有整补完成，可见剿匪后期，我军实力已大见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门户，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动，但徐州为四战之地，难守而易攻。豫东皖北，又为历代决战的古战场。为求争取主动，乃遵命放弃郑汴，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作必要的准备，并要求华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团牵制刘匪伯诚。因陈毅刘伯诚将合攻徐州，图一战获胜，直下江南，乃极明显的企图，而我方则有两个对策，撤至淮河之线取攻势防御，或增加兵力与匪于徐州附近决一生死。惟参谋本部对攻守之计迟未确定，我请求将黄百韬兵团集结于运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国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顾总长率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战方略，五日晨召集军事会议，国防部拟撤守淮河，但各兵团司令官以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决一死战。乃决定「备战避守」，即一面先集结兵力，准备应战，一面撤退物资，并将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军，改向徐州陆路撤退。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命黄百韬兵团，以一部策应海州的第四十四军，主力于十一月六日撤退。黄兵团在运河以东，因等候第四十四军，迟至十一月八日才开始撤退。惜为时已晚，守备运河的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适于此时叛变，使运河与不老河全行开放，匪遂由黄河侧背，直下运河，最后演成碾庄被覆没的悲惨结局。当十一月九日，黄兵团且战且退，而陆续渡过运河，本拟于十日继续西退，又奉国防部令困守碾庄待援。我当时想将徐州以西的邱兵团，不待集结完毕，乘匪陆续渡河攻击黄兵团时，为争取时间，逐次转用于徐州以东，会同李弥兵团于十二日发起攻势，以救黄百韬兵团。但十日夜，奉命来协助我指挥的副总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议，主张先行集中完毕，再行开始攻击。并谓黄兵团如能固守七日，即可获胜。等到情势不对，再决定行动时，匪军主力业已完全到达，所以自十四日以后的攻击，即未获解救之时效。换句话说，又迟了一步。至十五日夜，国防部据空军侦察，以匪军大部辎重向北行动，判断匪有撤退征候，一再催令剿总下达追击命令。我认为匪围攻黄兵团志在必得，没有将吃到嘴里的鱼再吐出来的理由，一面请空运增援碾庄（未获实现），一面仍督促邱李两兵团猛攻救黄。果然，匪不但未退，且攻势益猛，至廿二日晨，黄百韬将军自杀殉国，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重伤失踪，第六十四军军长刘振湘被俘，第廿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一百军军长周志道，负伤突围至徐州。
黄兵团覆没，所谓徐蚌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此时，北上增援之黄维兵团，于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进抵蒙城以北之浍河涡河间南平镇、双堆集一带地区，被共匪刘伯诚阻击，未能前进。于是徐州附近之主力与黄维兵团，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团，形成分离状态，极端不利。国防部为策定尔后之作战指导，于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召集剿总参谋长以上人员会商，由部长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参谋长树正报告，并申述意见：「放弃徐州，原则同意，但须证明陈毅主力参加围攻黄维兵团时，再开始行动为有利。」并一再强调「计划固计划，但是否能彻底实施，显难保证。此战关系国家存亡，应请总统或部长或总长亲自指挥，则大军振奋，将士用命，定可一战成功。」此时，黄维兵团被围，情势已趋孤危，国防部乃于十一月廿七日电令「剿总刘总司令飞蚌埠指挥，徐州方面军事，归杜副总司令指挥。」我遂于廿八日遵令将指挥权移交给杜副总司令，而我自己别离开徐州飞到蚌埠指挥。至卅日夜，忽然听到徐州已经撤退的消息，我当然很关心。据十二月二日空军侦察报告：「杜部已抵永城萧县间之青龙集、祖楼一带，态势整然。但匪军则三五成群，共约四五万人，队形不整，纷纷向西急进。」我当即绘制情况图，以代电空投杜副总司令，请其迅速击破当面之敌南下，并谓「依目前匪军战法，判断较我优势之匪军，可能采用围困战法，使我军疲而乱时，乘势攻击。」请其注意。杜副总司令当时回了我一个电报说：「大军作战，贵在态势，刻先拟调整态势，再行大举攻击。」等到四、五两日杜部大举攻击时，伤亡大，进展小。盖因匪之围困准备业已完成，而我军又迟了一步。
此时，我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显然的杜副总司令解不了黄维兵团的围，而杜亦将同样遭受围困。乃急赴南京面报蒋公，请再给一个有力的军，由我从蚌埠向北攻击，解救黄维兵团，只要黄维兵团的围解了，杜部也就没有危险了。因为蚌埠当面虽然是匪几个残破的纵队，但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当面之匪。迟至十五日黄维突围之前，才增援到一个杨干材军，不但太还，而且无济于事，结果是黄维兵团于廿七日为刘匪伯诚全部包围于双堆集，同时其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投匪，十二月十五日突围之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将军阵前自杀殉国，副司令官胡琏，师长尹俊，王靖之突围而出，司令官黄维，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渖，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被俘，其余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而杜部则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黄兵团突围后两日），大雪连降十天，空运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树皮及马肉果腹，撑持至民国卅八年元月十日，全军覆没，邱清泉将军自杀殉国，孙元良、李弥两司令官，第七十五军军长高吉人（重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一三九师师长唐化南等，突围而出。
写到此处，我真痛心万分，不忍再写下去了。
徐蚌会战经过如要图：
附国军战斗序列表：
附记：
一、青岛之32A 50A及苏北之4A 21A 51A 123A TIA均未参加会战，故未列入序列表。
二、以上共计六个兵团两个绥区廿六个军及两个交警总队另两个师。
三、由于（一）12A系兖州战役后收容整捕未毕缺乏战力。（二）15A于黄泛区作战伤亡千余元气未复。（三）44A于海州撤退疲劳过甚战力顿减。（四）63A 64A各仅万余人且装备不全。（五）100A在黄泛区作战伤亡亦大且因44D损失不足二师战力。（六）8A 9A扩编未久战力尚未充实。（七）41A 47A 共计十个团且于鲁西作战伤亡迄未充实共等于一个军战力。（八）107A于向徐州集结途中为匪击破。（九）59A 77A大部于运河附近叛变。（十）55A 68A大部未参加战_。（十一）交警二总队及十六两总队在调整人事战力减低于守备宿县时为匪消灭。（十二）16A在蚌埠附近在会战初期仅2CA三个军7CA两个军13CA两个军16CA两个军合共九个完整军兵力与匪廿三个纵队相较我为绝对劣势。
徐蚌作战的检讨
（一）我军方面：
（1）我们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定，结果是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态势上的劣势。对于防谍保密不够，我军每一行动，往往被匪先知，使人不能不怀疑参谋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瑰，否则，部内必另有其他匪谍。
(2) 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致使黄维兵团未能及早兼程东进，参加作战，失去战机。王凌云部又未能随黄兵团东进，而致黄兵圈不敢放胆攻击，终遭覆灭。
(3) 参谋人员误认匪军退却，影响统帅决心及兵力增援。同时对匪军战力增强，战法改变，未能适时察觉，亦影响决心下达与作战指导。
(4)对匪军情报工作不够，匪军每一行动，我方事前多不知悉，致一经接触，即发生激战，仓卒遣兵调将，厅付确有困难，而我军前进后返，则往往陷于匪之包围中。
(5)顾虑长江与淮河之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致分散决战方面之兵力。而最后会战失败，长江与淮河亦不能守。
(6)各部队长个人相互间，平时在精神上有隔阂，战时在支援上复不易协同，致虽有大军，亦难发挥最大统合战力。
(7)第五十九、七十七军之叛变，及海州之第四十四军忽撤忽停，最后改由陆路撤退，是促成黄百韬兵团失败的主因。第一○一帅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第卅二师之一营长投匪，泄露杜部企图，是杜部最后突围不成之近因。
(8)黄百韬将军，兵不满五万，敌前撤退，仓卒应战，苦_十三天，兵败自杀殉国，可谓壮烈千秋。但是其撤退稍事迟延，渡河设备不周，以致影响作战，不无遗憾。
(9)黄纵脱离剿匪作战较久，故对当前匪军战法及战力，颇多忽视。同时，因个性关系，黄少接纳部属建议，致陷围困，深为遗憾。
(10)兵行主速，动如脱兔。黄杜两兵团皆有积极任务，自应出以「后发先至」之行动，方不致陷于匪军围点打援之惯技。尤其是黄维兵团，以十万之众，行军时日行一道，渡河时仅建三桥，作战时猬集一处，既无形势，又乏方略。杜聿明兵团，使大军与千百辆汽车、_车，牛车、马车、人力车，及无数之机关、学校、难民，都拥挤在徐州──萧县──永城间公路上，争先恐后，塞阻不前，此皆兵家之大忌。若陈刘两匪，于其拥挤行进之际，以少数部队予以分段侧击，则不待匪军集中兵力包围，即已不堪设想。
(11)黄维兵团至蒙城时，已接近战地，应将粮弹补屯充足，再行攻击前进。因计不及此，乃致以后对南平集作一天的攻击，弹药即感不继。而蒙城又未接受态绶春军长建议留兵驻守，补给线已断，使以后之攻击，终因补给缺乏，未能贯穿敌阵，而于双堆集被歼。
(12)黄维兵团下达给第四十九师之作战命令，为匪截去，我之企图，几全暴露，而不知作预防处置，实太疏忍。
(13)大兵团无后方之作战，如不能一举击破敌人，则危险甚大。杜聿明放弃徐州根据地，而作旋_运动，本属冒险，竟不能发挥勇敢果决的精神，以迅速的行动擎破匪军，致陷全军于危殆。
总之，此次作战，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_，部队愈小，过失愈少，尤其一般中下级军官与士兵，于反覆冲杀之惨烈战况中，皆能不惜牺牲，奋勇直前，其壮烈浩然之气，足以动天地而惊鬼神，在革命之历史上，可谓无愧於先烈，所以不能以成败论之。
(二) 匪军方面
(1) 共匪指挥与协同异常良好，彼此配合，相互援应，行动迅速，善于捕捉战机。如乘我守备运河部队叛变之际，迅速包围黄百韬兵团，乘我放弃徐州时，迅速截击杜聿明兵团；于截获黄维下达第四十九军撤退之命令后，当夜即挺进包围黄维兵团，皆足以证明特点。
(2)共匪对后勤及战地准备异常周到，如陈刘两匪继续作战达两个月之久，粮弹补给，兵员补充，均能适应作战要求。同时刘匪于发觉黄维兵团北上增援后，即以一个纵队兵力,先黄维兵团挺进，将黄维可能进出区域之渡河工具，搜集一空，使黄维兵团渡河发生重大困难，行动迟滞。
(3)匪军决心坚强，苦撑到底，如此次作战，匪虽_亡惨重，其纵队兵员之战场补充有多至三次者，但仍不顾一切，忍痛作战，直至最后五分钟，故能获致战果。
(4)共匪善于谋略及佯动。如黄百韬兵团当面之匪，装成北撤模样，及壕城镇附近匪军之南窜，使我过早判断匪将退却及威胁淮河，而事先策动我守备运河部队及廖运周等之适时叛变，与阵前喊话、送饭等，均可见其计划之周密，与用心之狠毒。其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力。
(5) 共匪各种搜索及侦察手段颇为完善，再加上广大之民众情报网，与我后方及核心之潜伏匪谍，可谓对我军一举一动，非常了然。这当然使共匪的作战指导至为适切。
(6)共匪利用星罗棋布之村寨，作纵深五十公里以上之面形配置，依村寨之大小，以最小限度兵力占领，掘壕通村外，使村与村通。虽我有飞机轰炸，战车蹂躏，炮兵射击，均不易奏效。而必须用步兵强攻，可是前面费尽氟力攻下一寨，后而他又连上一村，使这个包围圈像个橡皮带，无从突破。
(7)共匪民兵组织有效，民众组织力量更大，所以能补给不断，补充无缺。而尤能将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有用资材与人力，都投之于此一会战，动员之澈底可知。亦足见共匪之善于利用战争面。
以上所检讨的，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或者「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乃是我五十万大军（连黄维兵团在内）用头颅鲜血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以后之用兵者，对于将来的反攻大陆作战，用为参考。附徐蚌会战匪军指挥系统研判表：
附记：
以上共计廿三个纵队、三个独立旅，其初期参战之总兵力共约六十万人。
感慨、反省、期望
中国不会亡。
唯有自己承认失败，才会永远绝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我们的前途在大陆，我们的希望在大陆，我们要打回大陆去！
我不承认老了，我必定要跟在后面摇旗呐喊，为反攻将士助阵。
不善于利用有限的生命，不能创造无限的生命，徒然珍惜有限的生命，必然浪费无限的生命。
必死不死，幸生不生。
我们唯一畏惧的东西，就是畏惧的本身。面对太阳，阴影只能在你的背后。
坚强吧！当我们在忧患的时候。
一、前思后想是谁之过
当徐州附近作战最激烈的时候，邱清泉兵团曾经在一个晚上发射炮弹一万多发，用「火海」来扑灭「人海」。我也于此时发了一个电报给蒋公「我不会辱及我的乡先贤文信国公」，请他放心。同时也想到文天祥最后所留的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这时，我的二个旧部，剿总办公室少将副主任麻安邦，上校附员戴以道，第二处上校科长周英；也暗中作了准备，到时与我同归于尽，不让庐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后，五百年才出我这样的一个人物作俘虏。这是以后他们才告诉我的，我认为他们真是我的心腹干部，为我作精忠报国的准备，不料后来一纸命令，又把我调到蚌埠，当淮河两岸大军南撤的时候，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我这次恰相反，为着镇定人心，只留我和一个团在蚌埠，等于总司令担任前哨。此时铁路常断，飞机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而趋于暗淡的生命，到今天来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实在感慨万端！我前面说过：「真正的生命，是建筑在生命的价值上。」而今国家如此，偷生何益?一个革命军人，纵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马革裹尸，到头来还难于自寻死所，其悲痛可知。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于民国卅八年一月廿日撤消。我调到总统府任战略顾问，从民国卅八年一月廿三日起，为记着此一奇耻大辱，我决定从此剃须，不消灭共匪誓不再留。而今十八年了，每对镜自照，嘴上还是光光的，这一分怅惘的心情，诚非笔墨所能形容。回到南京晋谒蒋公，蒙慰勉有加，嘱暂时休息。使我百感交集，回忆自民国十三年进黄埔军官学校任教官起，至民国卅八年一月止，南剿北伐，跟着他革命，整整二十五年，东征西讨，出生入死，所向有功，现在国运如此，惟有相对黯然。我担任徐州剿匪总司令，是从民国卅七年的六月十四日起，至民国卅八年的一月廿日止，时间是七个月又六天。其间经过豫东、兖州、济南、徐蚌四次战役，不管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是如何的失败，战略与政略是如何的失调，国防部对于战守是怎样的举棋不定，补充补给是怎样的迟缓与不足，若干部队长是怎样的不能练兵，或者是私而忘公，但总在我手上损失大军四十多万，纵然蒋公了解，国人鉴谅，我又岂能说没有责任？我是一个革命军人，诚实为本，决不推诿自己应负的责任，冀减自己的罪过；何况盱衡时局，大难未已，我们锦绣河山，经过日寇侵扰之后，难道又要遭受共匪的蹂躏？──我在由南京开至上海的夜车上，前思后想，辗转难于入寐，不免心问口，口问心：
「是谁之过？除了政府高级的文武干部，应负其咎责外，又还有谁之过？我们能不愧对国人吗？」
二、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抵沪之日，即民国卅八年一月廿一日，闻悉蒋公引退，心中无限的痛苦，更增十倍，预料国势将不堪设想，日趋混乱当在意中。廿二日晨知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的第二天，不识共匪阴狠，即发表谋取和平文告，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刘斐等北上，与朱毛匪党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五代表进行所谓「和谈」。嗣政府迁穗办公，我也于三月十二日由上海到杭州，先为何敬公六十大庆祝寿，旋即回江西吉安原籍扫墓，并处理我所创办的「吉安私立扶园中学」校务，四月十三日到达广州。当我离开家乡时，虽蒙亲友及乡绅盛情款待，热烈欢迎欢送，但我内心则不胜其凄凉之感，真是游子飘零，又不知将流泪到何处？何日得重返我的故乡？
民国卅八年四月廿三日，国军撤离南京。六月十八日，我在广州出席广东省政府招待立法委员与国民大会代表的茶会，曾沉痛陈词。七月十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公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碧瑶会议。我因民国七年曾一度乘船经过香港，当时未曾上岸，而且此时又没有实际工作，所以于七月廿三日由广州移住九龙，暂时静静的韬晦思过。
我回忆民国十六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八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十九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廿年兼国民政府委员，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属执行委员，受二等宝鼎勋章，廿四年任陆军二级上将，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受一等实鼎勋章，甲种一等光华奖章，廿五年兼国防会议委员，受二等云麾勋章，革命十周年纪念勋章，廿六年受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廿八年受华胄勋章，忠勤勋章，一等云麾勋章，卅四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受青天白日勋章，胜利勋章，卅七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而军职则由师长、军长、指挥官、总指挥、总司令、至司令长官、绥靖主任。可以说我个人在党、政、军三方面都负过相当的责任，尤其是军事责任重于党、政责任。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而这些勋章便是无数将士的头颅与鲜血换来的。
不知道将来对于这段历史是怎样的评论，但我认为假如要用天秤的话，那末我个人对于此次大陆失败应负的责任，至少应该与我的职位和功勋的重量相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简略的回忆之理由，绝不是记述事功，事势至此，还有什么事功可言呢！不过趁有生之年，说明我应该负的责任，这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从小立志革命，好不容易步入正途，二十几年东征北伐，稍遂初志，而结果只不过是「从军阀手里救出来的国家，而又陷于共匪的铁蹄下了。」除了军阀的暴政，而又被共匪实行其暴政，以暴易暴，不但没有救国也没有救民，而且使国家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中。纵然我在北伐平乱各役有可述的功勋，亦只是黄粱一梦，转瞬成空，我愧对国人，也愧对那些勋章！
假如不能反攻大陆，消灭共匪，那末，国民革命的成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打倒军阀，击败日寇，只不过是替朱毛奸匪的叛国铺路而已，那我无数的先烈是决不瞑目的。以我的看法来说，共匪祸乱国家，使人民无法生活，暴政必定覆亡的，共匪必定被消灭的。我政府播迁来台之后，在蒋公励精图治之下，反攻的基地已建设巩固，台湾已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各方面的进步，是自由世界各国公认的，反攻的游击队早已登上大陆，深获民心的支持，先期胜利亦已取得，重建大陆的蓝图并已订就，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国内外的反共人士一致团结，俟时机来到一举成功，光复大陆。
三、大陆失败的感慨
成功不能希图侥幸，失败又岂是偶然?
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失败又岂止是一个人的责任！
究竟是谁之过? 谁又能推诿这个失败的责任!
逝者已矣，夫复何言！
此次大陆失败的原因，言者已多，但左列各项，至少也不能说毫无关系。
（一）失败在敌人的阴谋──敌人的阴谋， 总统蒋公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于共匪叛乱的阴谋，已有详尽精辟的叙述，在此我无须重复，不过要引太白阴经上的几句：「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所以大陆的失败，如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未战先败。」共匪在抗日战争开始，便趁机曾实行渗透阴谋，无论是政府机关、学校、社团、部队、事业机构之中，甚至党内，都有匪谍潜伏着，岂不是未战先败之事实吗！
（二）失败在自己的散漫──北伐成功以后，挤进国民政府大门的，多半是享现成的福，得来容易，当然不会珍惜，所以，他们的革命哲学是：「只求个人成功，不顾国家失败。」到行宪前后，更已经没有了丝毫「革命」的气味。假如有所谓「_争意识」的话，那也是「九分对内，一分对外。」又安得不败?
（三）失败在另一战场──我们所谓剿匪，只晓得在前方争点争线，而共匪不但善于利用战争面，而且将战场选择在我们的大后方。造成政府没有钱打仗，而将民间财富留给共匪，大家反说政府贪污无能，帮着共匪宣传，以政府为目标，大肆诽谤，使人心背离政府，无论大小官员，在被共匪诱惑者的心目中，都是贪官，都是无能者，因之，使人民鄙视政府，怨恨交加，几乎凡事有百非而无一是。所以我认为后方的失败更甚于前方。
（四）失败在大家的自私──共匪推行阴谋，有他的一套政治魔术，想当年大陆上多少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走私、漏税、反征兵、反征粮，抬高物价，囤积居奇，最后他们所得到的，却是被没收，被劳改与被屠杀，而一般安份守已的人，辛苦所换来的财富，也就成了共匪「抗美援朝」与「经济建设」的资本。也有人乘国家危机时，弄了一笔金钞，远走高飞，在外国作寓公。只有我们少数人，忠心耿耿的追随蒋公图谋反攻复国，誓死守志，做个革命军人，为国家尽最后一口气之力，所以我认大陆失败在一般人自私。
毛匪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有人听到他说过：「国民党内闘内行，外闘外行。」我曾经自我检讨，可是与毛匪所说绝然相反，我的结论是：「外闘虽欠内行，内闘确乎外行。」我往往做些傻事，不但与自己无益，反而招致误会。例如：在民国十八、九年的时候，军政部长由冯玉祥而鹿钟麟，而由陈仪以次长代理。有一次我因公事在南京参谋本部，偶尔与参谋次长杨杰谈起，竟毫无作用的大发一顿牢骚，认为不应该由这些假革命的军阀久据重要之席，杨杰便中把我的话报告蒋公，因之，蒋公找我去问，我还是照样在他面前慷慨陈词，当时蒋公说：「好了，你不要讲了；我知道。」民国廿一年，我因内心确不愿久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愿专任军职，乃电呈蒋公，表示愿意让位，以免蒋公人事安排困难。又如民国十六年，蒋公下野之后，我不能让自东征北伐以来，共过患难的某战友，屈居僻处，乃邀他来接第一师师长，归我第一军建制。一面安慰代理师长的胡宗南说：「你把这个师长让给老师吧，我负责不久给你一个实缺的师长。短时间内，我使胡宗南当了第一军第廿二师师长，事得两全。许许多多的事实，当然是过去的陈迹，说来无益，还是不再说下去。以上所述种种，假如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可能就大有文章，但我在当时，确系出于至诚，根本不知这什么叫做「内闘」。
到今天，内闘的结果如何呢?是我们自己大家共同失败。
敌人的胜利，往往是由我们的错误造成的。
■■■■■■■■■■■■■■■■■■■■【以上内容完】
以上《戡乱作战的回忆与大陆失败的省思》，标题为HGC所拟，内文是以刘峙回忆录《我的回忆》内同名章节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繁体字原文本首发析世鉴。
◆如欲转载析世鉴各系列内容以广流传，请务必保留原著有关重要信息（如发表原文的期刊名称与期数等）并阅读HGC关于发布内容版权的声明！
◆除特别注明者外，凡简体字发布内容，原文均为繁体字。除有时对若干内文标题序数作技术性处理及将繁体字原文转换为简体字外，HGC成员对所有发布内容的正文均未作任何改动。凡原文固有讹误，均一任其旧不作改动，必要时另在发布文本中以符号“【 】”插入HGC校勘说明。
◆除特别注明者外，析世鉴各系列内容均是由HGC成员完成数字化处理与发布制作。
◆阐发个人历史见解、分享网际网路所无文献，请至彰往考来──
http://www./cgi-bin/forum/bbs.pl?id=zwkl
(刘 峙： 戡乱作战的回忆与大陆失败的省思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