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中国》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苏俄在中国 - 目录
蒋中正著　　　　自由人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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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人于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至十月二日输入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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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在中国 -- 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页数

    1 第一章　绪论

    9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第一节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

    11 　第二节　　中国的革命建国运动

    13 　第三节　　中俄和平共存开始之前，苏俄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

    14 　第四节　　共产国际制造中国支部

    15 　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17 　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19 　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26 　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29 　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三民主义的阐明及其建国大纲的颁布

    31 　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34 　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　国父的指示

    36 　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后

    38 　第十三节　中山舰事变

    43 　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48 　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52 　第十六节　史达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54 　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57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57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57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三路线

    59 　第三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62 　第四节　　九一八以后之剿匪安内

    65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66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67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68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71 　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72 　第十节　　西安事变

    80 　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83 　第十二节　国府改编投诚的共军

    84 　第十三节　　国民参政会议与抗战建国纲领

    86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89 　第十五节　　史达林的转变

    91 　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95 　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96 　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96 　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98 　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

   100 　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104 　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107 　第二十三节　第二次商谈

   108 　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110 　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112 　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114 　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征象

   116 　第二十八节　第三次商谈

   118 　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121 　第三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122 　第三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125 　第三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126 　第三十三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127 　第三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128 　第三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129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129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个时期（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129 　第二节　　　国府受降

   131 　第三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133 　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137 　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39 　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141 　第七节　　　共匪阻绕受降

   144 　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146 　第九节　　　苏俄盘据外蒙并侵占热察

   148 　第十节　　　史达林采取行动

   152 　第十一节　　史达林对中国的建议--中国之中立化

   153 　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156 　第十三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158 　第十四节　　美国调处的开始与第一次停战令

   159 　第十五节　　政治协商会议

   163 　第十六节　　军队整编及统编案

   164 　第十七节　　美国调处与中立主义

   166 　第十八节　　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

   171 　第十九节　　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

   173 　第二十节　　匪军的全面攻势

   175 　第二十一节　国民大会延期与八一四文告

   177 　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美国调处之正面拒绝--调处工作无形终结

   180 　第二十三节　第三次停战令与国民大会的举行

   183 　第二十四节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后目的

   187 　第二十五节　中立主义者的转变--反美运动

   190 　第二十六节　宪政与戡乱的并行

   191 　第二十七节　苏俄破坏美国调停的目的

   193 　第二十八节　和平共存的结果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195 第一章　　俄共侵略计画步步进展之主因□在其对方的错误

   195 　第一节　　法国革命中，拿破仑在欧洲战胜一切的原因

   197 　第二节　　俄共反时代与反革命的特性之导源

   201 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201 　第一节　　中国的国民革命与反革命--时代精神的重要性

   205 　第二节　　国民革命各战役成败得失的检讨

   214 　第三节　　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232 　第四节　　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241 　第五节　　共匪在中国反共斗争中所以致胜最重要的一个魔术--反战运动与暴力决战

   246 　第六节　　我们在反共斗争挫败中，建立了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基础

 253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

   253 　第一节　　战争目标与战争型态

   257 　第二节　　共产集团的战争目标与与民主集团对苏俄政策的对照

   259 　第三节　　新殖民地主义与旧殖民地主义之争的结果

   263 　第四节　　东方民族主义傍徨歧路--共产集团与西方集团对东方民族政策的区别

   273 　第五节　　共产集团心目中的民主集团的战争思想

   282 　第六节　　民主集团反侵略的基本政策和战略之检讨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291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

   291 　第一节　　从列宁到史达林

   294 　第二节　　史达林的历次转变

   297 　第三节　　从马林可夫到赫鲁雪夫

   298 　第四节　　俄共战争方式转变的枢纽

   299 　第五节　　中国反共斗争在国际上不能击破俄共「和平共存」阴谋的原因

   300 　第六节　　西方与苏俄在亚洲势力消长的转变及其影响

   301 　第七节　　苏俄与共产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其不可克服的弱点

   304 　第八节　　自由世界今后成败的关键--对共产主义集团应该特别警觉的两点

   309 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政策

   312 　第一节　　战争的绝对性

   315 　第二节　　国民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并用

   318 　第三节　　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的协调

   321 　第四节　　攻击与防御的统一

   324 　第五节　　正攻与奇袭的统一

   326 　第六节　　战争与革命的互变

   328 　第七节　　战争的曲折路线

   329 　第八节　　一切为了决战

   332 　第九节　　俄共战争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原则

   333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和平战术与备战计画之综合运用

   333 　第一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政治作战计画

   346 　第二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战争经济计画

   351 　第三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军事作战计画及　　　　　　　　其一般形式的分析

   365 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365 　第一节　　中立主义对共党「和平共存」中的地位及其使用价值

   367 　第二节　　世界和平之路

   371 　第三节　　自由而统一的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键

   　补　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376 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378 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378 　第一节　　中立主义

   380 　第二节　　统一战线

   381 　第三节　　孤立战术与反孤立战术

   384 　第四节　　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的并用

   388 第三章　　攻心战术

   389 　第一节　　对时间上的心战

   389 　第二节　　对空间上的心战

   389 　第三节　　对敌人环境上的心战

   392 　第四节　　制造环境

   394 第四章　　矛盾战术

   394 　第一节　　制造矛盾

   399 　第二节　　制造目标

   400 　第三节　　转移目标

   400 　第四节　　制造战争

   403 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404 　第一节　　接触与渗透

   405 　第二节　　组织战的各种方式

   407 　第三节　　群众运动的特点

   408 　第四节　　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

   410 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410 　第一节　　贸易战

   412 　第二节　　基地战

   414 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战

   415 　第一节　　伪装

   418 　第二节　　诈术

   420 　第三节　　奇袭

   422 　第四节　　宣传战

   425 　第五节　　矛盾律与否定律的运用

   428 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定

   429 　第一节　　和平谈判

   430 　第二节　　停战协定

   433 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433 　第一节　　合法地位

   434 　第二节　　议会政治

   436 第十章　　联合政府

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苏俄在中国　--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第一章　绪论

   　　中国　国父孙中山先生，距美国独立宣言之后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开始宣传其革命主义。至甲午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其革命总部-兴中会于檀香山，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就揭橥其推翻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的君主政体的主张。惟其当时的号召，虽为推翻满清专制，而其最后的目的则在使中国自列强侵略下获得解放，并使中国步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以后，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遂相继而起，许多君主专制政治支配下的欧美各国，乃建立了民主政体，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若干曾为欧洲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亚非民族，亦获得了独立自由，其间两个主要的革命潮流，一个就是[2]个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断争取，另一则为民族意识之逐渐觉醒，最后形成民族主义的怒潮，尤以在亚洲国家最为显着。

   　　故美国革命之成功，乃为全世界被统治的民众，及其各民族，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实创一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国父孙先生正当此中国海禁初开，中西文化接触的时期，乃潜心中国典籍，复深受西方教育，故能从现代的革命潮流，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更从中国的政治哲学，来评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其具体的一例，就是他汇合中国古来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主义于五权宪法的理论之中。更显明的一点，就是他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完全符合美国林肯总统所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为建立其中华民国的惟一蓝图。故其政治思想，无疑的是受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的理想之影响。

   　　一九一一年，　国父孙先生领导其革命党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断奋斗，在其革命运动十次失败之后，卒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是产生了中华民国。惟在其革命政权初建，而基础尚未巩固之时，帝制余孽袁世凯乃凭藉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结帝国主义，颠覆中华民国，恢复君主政体。于是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体，因此而遭受[3]其第一次的失败。这一帝制虽不久即归幻灭，惟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使国家终陷入于混乱和破碎的状态，而　国父所手创的中华民国亦等于名存而实亡。

   　　国父孙先生为尽其革命建国的责任，乃继续奋斗，致力于国民革命，直至民国六年，始以广州为基地，准备北伐，以期削平军阀，再造共和，恢复其国家独立与自由。当时西方国家与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不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积极援助军阀，以阻扰国民革命之进行。故此十年之中，　孙先生为了革命建国的事业而寻求外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俄国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新政体，并且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共产制度的思想，创始于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宁的手上，更有其显着的发展。列宁推翻临时政府而建立其苏维埃组织，在理论上自称其为「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且宣传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大多数民众的解放」，好橡布尔雪维克是世界上最前进的革命政党，而共产主义，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上，马克斯主义乃是法国革命中的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亦就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列宁所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后继者所谓「人民民主」的极权主义政体，自是[4]师承马克斯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马克斯主义在俄国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倘如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苏俄和中共所谓苏维埃制度的残暴行为，亦必将大为惊诧。

   　　苏俄共产主义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到其乌托邦的唯一途径，他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们的理想能够实现，即可为整个人类创造永久的理想国家。当时俄国革命对亚洲的民族运动，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因为一百余年来，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统治，在亚洲激起一股民众极端的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这一情势，对这些国家，施展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而推行其从亚洲向欧洲迂回的世界革命计画。

   　　当时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在东方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齐采林报告，和民国八年加拉罕宣言，声明苏俄准备放弃其在华特权，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于是苏俄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平政府开始谈判；一面派遣其国际共党党员与我　国父孙先生联系。但在此必须注意的，就是苏俄同时更在另一方面进行组织其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5]产党，并供给其财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导和操纵。

   　　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　孙先生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　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　孙先生手定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国家统一的事业。俄共更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服从我　国父孙先生的领导，从事国民革命。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至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的全面清党，及国民政府对俄绝交。这一次尝试，就很快的归于失败。然而此后我们中国国民政府又经过了第二和第三次与苏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时期。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中苏复交，及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中共的乞降投诚，至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与五次和谈。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由中苏条约，政治协商，经共匪全面的叛乱，乃至大陆关入铁募。而中共毛泽东在苏俄卵翼之下，凭藉其武装暴力，来破坏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要骑在我全国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集权主义的统治。这不啻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为我们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时袁世凯挟帝国主义以击败　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新兴势力，而后帝制自为的历史重演，而其卖国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残暴方法，更不是[6]北洋军阀所能企及。这就是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后结果。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第二次失败的惟一原因。

   　　关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败之后，仍不得不与俄共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再作两度「和平共存」的试验之环境，及其经过之事实，我深觉其有向我全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举实相告的责任。大家应特加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们政府的决策往往对于国内和国际上各种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虑，而受其牵制，所以我们反共斗争的行动，亦就不能不经由曲折迂回的路线，以至于中途遭受挫折。

   　　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们中国可说是世界上领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经历最久的国家，然而事势的演变与环境的压迫，使我们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仍不能不再三坠入侵略者的诡计。我们纵能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帮的支持，乃不能不中途挫折，而终于失败。所以这些记录的字-行间，遍洒着我们爱国军民的鲜血和反共斗士的热泪。在另一方面，我在这反共斗争的经历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本于　国父的遗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零八年在日[7]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以及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广州参加国民政府，以至于今日，始终自矢为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而且确信中国全体同胞，对于革命建国的途径，亦惟有始终遵循着　国父所手创的三民主义，乃为自救与救国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产、反奴役的斗争时期，更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我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的目标。

   　　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如其能唤起我全国同胞以及自由世界爱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后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来「和平转变」之一个简单符号。他这个「和平共存」的符号，换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后统制世界，奴役人类的一个代名词而已。故本着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8]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注一）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等一个典型的附庸国。

   　　如果不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注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党，（注三）使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完成，那我中华民国早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布尔雪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这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和四亿五千万人民，为其世界革命[10]战争取之不竭、雄厚无比的基地与资源，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战了。

   　　今日世人谁都认识俄共侵华的结果，造成了今日世界这样的危机。而且谁亦了解唯有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贡献。我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从「联俄容共」到「全面清党」与「对俄绝交」（注四）的历史，在今日应当重新估定其在亚洲反共史上的意义及其对自由世界所发生的影响。

（注一）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於蜾赢变螟蛉之义。古藉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赢　　　　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系统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赢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　　　　．．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赢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赢则生卵於螟蛉之体中；及蜾赢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赢之子也，是蜾赢并未想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赢之蔽螟蛉於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　　　　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於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11]而出，而蜾赢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赢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於螟蛉，而为将来适於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注二）本章第十叁节，第叁八至四叁页。

   （注叁）本章第十四节，第四叁至四八页。

   （注四）本章第十七节，第五四至五五页。

第二节　中国的革命建国运动

   　　十九世纪中业（一八四零至五零），西欧的列强从海上叩中国的门户，帝俄亦从陆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东北。他们在中国取得租借地和租界为根据地，以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为保障，以铁路建筑及管理权，与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为线路，向内地伸长其经济政治的影响。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强瓜分中国的计画如果实行，帝俄将取得中国黄河以北将近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到了一九零零年，美国反对中国的瓜分，并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在名义上乃得保持其独立而不亡。但是帝俄与日本对我们从东北到西北的广大区域，仍不放松其领土要求。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以後，战败的帝俄乃与日本成立谅解，在这区域内划分其势力范围。

   [12]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倡导国民革命，其目的要从列强殖民地主义的压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建设独立自由的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满清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当时，革命建国的运动仍然没有完全成功。帝制馀孽、北洋军阀--以袁世凯为首，凭藉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专以恢复帝制、推翻民国为谋。尤以日本军阀从中鼓励各省地方军阀，割据自雄，以逞其干涉内政，宰割中国的野心。因而中华民国主权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现代工业不能发达，而农业手工业趋於衰落。所谓民主政治者，不过是政客豪绅争权夺利的口实，一般民众的自由没有保障，生活益趋贫困。

   　　民国叁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战场，西方各国与帝俄都卷入战争漩涡，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一时减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渐恢复了，新工业乃有长足的进步，国民经济亦有显着的发展。这是我们国民革命发展的契机。那时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什麽革命的武力，也没有得到什麽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其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叁民主义，却深植於全国国民的心中，对於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普遍而激剧的影响。

第叁节　中俄和平共存开始之前，苏俄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接近中国西北边境的俄罗斯帝国内部发生了革命，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领导布尔学维克政变的成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标榜，马克斯共产主义的号召，使世界为之震惊。

   　　大战结束之後，西欧列强都转向中国，企图恢复他们的特权。苏维埃俄国却单独对中国作友好的表示。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Ｇ．Ｖ．　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於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　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14]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他这一个宣言真是使中国全体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百年来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苏维埃俄国是首先自动撤废了，故其对中国影响之大，而其所收获之富，亦是史无前例的。但在实际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叁月-到达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派越飞（Ａｄｏｌｆ　Ｊｏｆｆｅ）来和北京政府谈判。十二年（一九二叁年）九月，再派加拉罕来继续谈判。他们在谈判中间，屡次食言翻案，最显着的一着，就是否认宣言中关於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的一段。直至十叁年（一九二四年）五月叁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得签订。

   　　这一长期谈判所达到的中俄条约，从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就是苏俄与我国「和平共存」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第一个根据。

第四节　共产国际制造中国支部

   　　莫斯科的对华外交计画是两面的。在一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外交[15]部，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到中国来组织其中国支部之中国共产党。苏俄对中国的交涉，虽极尽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国国民心理从苏俄笑脸外交所得的印象，却被共产国际利用，来推销他共产主义，制造中国共产党。

   　　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　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再派荷兰人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来参加指导。这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者侵华工具中共匪党的起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马克斯的教条，具有亲俄的情感，向劳工运动发展其组织。但是莫斯科并不听任中共自然发展，还要继续加工，揉造其为阴谋暴动的间谍集团。

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早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宁亡命在布鲁塞尔。当时社会主义的「人民报」发表我们　国父孙先生宣示「中国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国目标之论文。列宁乃在「火星报」发表其「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把国民革命比之於俄国民粹主义，并且说这是「亚[16]洲的资产阶级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订定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第八条指使各国共党「从殖民地驱逐帝国主义」，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煽动其武装部队，反对其对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了共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於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更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在他的宣言-，有如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　　，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17]於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说，中共目前与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并且使他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共必须保持独立组织，不做国民党的附属品，并且防制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以「农民革命」来造成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选集（英文版）第四册，叁零七页。

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为了进行这一秘密计画，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马林特到桂林谒见　国父，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马林为了取得　国父的同意，向　国父陈述苏俄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改取新经济政策。当时　国父致廖仲恺等的电报说道：「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画，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18]　　到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国父离粤赴沪。十二月越飞到上海谒见　国父，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九二叁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就是　国父联俄政策的根据，其条文如下：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於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　　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於此项大事　　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国父与马林谈话後致廖仲恺的电报，和他与越飞共同宣言，对於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显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国父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於中国。第二、中国最急要的问题是民国统一的成功及国家完全独立的获得。苏俄对於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乃对於此项大事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与俄共的合作，也就是为了此项大事业的成功。

　孙文越飞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国共和平合作的根据。这个宣言发表之後，　国父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着手於本党的改组。其时滇粤桂诸军讨伐陈炯明，欢迎　国父回粤。　国父回到广州以後，既遭沈鸿英的叛变，又受陈炯明的牵制，尤其是[19]外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实行；而党的组织涣散，训练缺乏，虽有叁十万党员散布全国，而有志者人自为战，不肖者挂名投机，革命建国事业更是无由着手；因而决心改组本党，并派我到俄国去考察俄国革命後的党部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

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叁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这时候，　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叁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　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叁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於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20]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叁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叁年之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於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及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的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21]，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在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叁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於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於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离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於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22]最後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　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零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後，列宁对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上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　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　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居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後，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23]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於列宁逝世之後，对於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考察叁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但臻於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於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後患，将不堪设想。

   　　至於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叁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於是代表团各种计画、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後，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分歧为藉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　国父面陈我对於国共合作的意见。十叁年叁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凯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24]「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於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叁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於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於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於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於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匍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25]-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於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植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　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於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於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後， 国父认为我对於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於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叁民主义就可以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26]，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於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後，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於　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发表之後，共党份子首先加入国民党的就是李大钊。（注）其後共党份子纷纷入党。十叁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制定党章，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侯补执行委员之中，就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27]共党份子在内。在大会中，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提议，在党章中加一条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乃代表本党内的共党份子。提出「申明书」。陈述他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其中说道：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　　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党不可。」

   　　　　「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

   　　　　「我们觉得刚是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　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於本党，以贡献於国民革[28]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　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叁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李大钊的声明好像是很坦白的。这是因为共党份子要加入本党，就不能不接受　国父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这容共的条件和范围，是国父对莫斯科历次派来的代表胡定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郑重而周密的商讨，而确定下来的。李大钊的意见，不过是公开加以申述。但是他这一笑脸迎人的申明书，而又填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党以公开的「跨党」为名，而为其他日颠覆本党的阴谋之伏笔。他说：

   　　　　「我所希望於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参加，即不必对[29]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加入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於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　　，断断乎不可不於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本党对於跨党份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党以党团的组织与活动，来把持、操纵、分化和破坏，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注）李大钊，字守常，民国七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为陈独秀。民国八年冬，陈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来北京，与李接洽，并由李介　　　绍到上海与陈商谈，筹组中国共产党。共党成立之後，陈为其中央书记，并负南方党务的责任，李负北方党务的责任。

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叁民主义的阐明及其建国大纲的颁布

   　　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後，国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讲叁民主义。自十叁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学演讲一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六次，民生主义只讲了四次，没有全部讲完，即往韶关督师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师，随[30]即北上。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馀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於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於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因为要预防共党使用其阶级斗争来妨碍我们国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国父又於十叁年四月十二日，发布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并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申述其确定叁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实行叁民主义，而叁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叁民主义能影响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如何。．．．．．今後之革命，不但当用力於破坏，尤当用力於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31]　　建国大纲可以说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宪章。我们遵循这一宪章所规定的程序，以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以和平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预防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方略和建国程序，不仅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并且是国民革命过程中防制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

   　　国父对叁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许任何人曲解的，而其对於共党将来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不加考虑而预为设法防制的。所以我个人服膺　国父的教诲，始终相信叁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没有马克斯和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成分在内。

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本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设八部，即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妇女部、海外部，後来又增加商民部与实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各部负责人选的时候，共党份子最注重组织、工人和农民叁部，但他们为了避免本党党员的怀疑，竭力隐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32]祖涵为农民部秘书，而不愿居任何部长名义。

   　　当时八部之中，　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其他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剀为组织部长。後因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剀自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於本党，为叁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後，他就荐杨包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斯主义者，於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剀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後，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於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後，推荐其共党份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後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始终由彭湃把持。其所设农民讲习所，皆由共党份子包办，录取的学生，都是共党派及其外卫份子。各地农民协会和「农团军」都亦为共产派操纵。

   [33]　　共党以「向导」周刊为其机关报，并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斯主义。一方面更渗透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叁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叁民主义，-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叁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着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国父当时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党，并鼓励其参加基层工作。即如广州市党部，就是本党的忠实分子所组成；又如广州机器工会始终是在本党领导之下而共党无法渗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识青年和各界民众相率集结於叁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其所组成的党部，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究竟不是共党分子所能完全操纵和把持的。

   　　共党分子对於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气-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

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　国父的指示

   　　十叁年叁月共党所刊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刊载其「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共党的指示，教育他的团员在国民党中进行组织和工作的方法，并明白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於本党（共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并且在此以前，共党早已指示他的团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於是广州市党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党部提出跨党分子破坏本党组织的检举案。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据共党阴谋文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谴责跨党分子的弹劾案。他们郑重说明弹劾的主旨，不是反对共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完全是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不宜党中有党，并且他们既有党团作用，即不忠於本党，而其行为又与李大钊申明书所表明的跨党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请从速处分。

   　　国父当时曾对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明白指示说：俄国革命成功之後[35]，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能巩固，後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对於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因而与本党合作。　国父看到了这一层，又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间，听到了马林和越飞等国际共产党人的话，相信他们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所以-定下联俄容共的政策。故本党是以国民革命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俄合作互助而联俄，更不因为联俄而对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国父又对邓泽如等最後指示，说：「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陈独秀想要破坏本党的组织，本党也不难加以制裁，而弃绝他於国民革命阵营之外。」这就是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们必须明白指出，就是　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认为共产主义可行於中国，更不应该为了联俄而受共党的要挟，或对共党有所姑息。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於这一弹劾案之决议如下：

   　　「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

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国父亲手领导革命的时间，能再延长五年至十年，同时本党的领导干部，能深切体会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对马克斯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训示和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北伐不会受到共产分子的阻挠，北伐时期国民革命阵营也不至发生分裂。不幸我们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後不过一年，　国父离粤北上，随即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叁年十一月十日，　国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开国民会议」的两大主张，唤起全国国民的觉悟，指出了唯有与国民结合的革命武力，-能永绝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军阀，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目的。　国父本於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的宗旨，而直达北方军阀势力范围的中心之北平，这一刚毅果决的行动必将为全国国民所拥护，亦将为北方军阀所嫉忌。本党的一般党员都认为此行危险，且力加阻止。但是　国父仍於十二日启程，船经黄埔，　国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视军校，并到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第一期学生的筑城工事。他回来的时候，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我看见了这个学校的精神，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就是死了也可安心。」[37]

   　　在　国父启程之前，鲍罗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ｏｄｉｎ）传达莫斯科邀请　国父访俄的表示。　国父问我的意见，我力加反对，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俄合作；　国父此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此後　国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访俄的计画了。

   　　国父北上之後，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明显。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他部队中的跨党分子，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也加入了共产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投靠。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於叁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压迫，於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

   　　十四年叁月十二日，　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广州，又发现滇桂军勾结北方军阀，以反对本党联俄容共为名，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极图谋叛乱。我乃再往潮梅，亲率党军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卒於六月十叁日收复广州。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38]，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着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凯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之间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凯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机震撼的境地。

   　　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竟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於是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皆由汪兆铭兼任。而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於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叁节　中山舰事变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残部负-东江，重起叛乱，我率[39]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後，汪兆铭对於北伐，均表示赞成，饱罗廷亦未表示异意。惟开会後，饱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以後，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画。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於是本党处境的-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　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忧思不能自决。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九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叁月八日[40]，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与第叁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於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到了叁月十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叁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後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於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麽。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後，我-知道他们的计画，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41]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注）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件事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後，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人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病。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於五月二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於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於总理及叁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42]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叁、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叁国际对於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後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守　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定。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43]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叁日，沙基惨案发生，广州的总工会发起对香港的总罢工，乃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原由廖仲凯领导，而实际上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纠察队且持有枪械。共党认为　　　这一罢工委员会，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後的「工农兵苏维埃」，并认为这一工人纠察队等於俄国当时的「赤卫军」。共党把这个组织当做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人，据有河南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纳两广残馀部队。孙传芳亦拥二十万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军之直军鲁军，合计不下五十万人，据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山东诸省。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克期北伐，於是吴张妥协，共谋对付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与直鲁军仍是彼此呼应，反抗我们北伐的。我国民革命军无论兵力或财力，都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务之艰钜是可以想见的。

民国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44]国民革命军的部署，是以第叁军集中茶陵，第四军集中攸县，第五军集中桂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而以第一军主力集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叁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克复长沙。於是国民革命军分叁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为第二军、第叁军、第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督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另以第一军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转进，再会合右翼军而以上海南京为作战目标。左翼军为第九军、和第十军，以荆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中央军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克服南昌。国民革命军声势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慑，亦且使世界为之震惊。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作他「革命运动的第叁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45]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底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Ｍ．Ｎ．　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科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右翼军克服南昌时，我在前线督师，当即进驻南昌，策定讨伐孙传芳的计画。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勘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叁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於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46]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叁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十六年叁月，叁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诚意。

   　　叁中全会之後，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於二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条款，都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麽协定，都是等於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於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而且对於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到江浙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转战东南的国民革命军於绝境。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奋勇迈进，克期完成其所负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

   　　十六年叁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南京市内忽发生军[47]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有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之事。当北伐军事开始之时，我以总司令名义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对外宣言」，剀切声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完成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无论到了长沙、汉口，或是九江、杭州，从来没有违令杀害外人的行为。现在南京竟发生这种暴行，显然是部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事变，企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上海本党所领导的劳工群众实行总罢工以为响应。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於叁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慑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於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48]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实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党中央常会及国民政府委员，秉承　国父的遗志，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史达林的作品。史达林对於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史达林首先在东欧，接着在中国制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蓝本。[49]

   　　民国十六年叁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所料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唯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史达林的决策之重申。於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再容忍俄党的渗透和劫持，更不能听任赤祸的蔓延和持续，而毅然决然清党了。

   　　此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内，托洛斯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左派」组织，以组织苏维埃。史达林为了打击他的政敌托洛斯基，仍坚持中共与国民党的「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时机未熟。他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就是史达林在他党争的气氛中强制作成的。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分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例如农民部长就是谭平山。他执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决议和指示。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各军之[50]间，更饱受共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但是共党虽然操纵着武汉政权，而莫斯科的党争，鲍罗廷与罗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内部的争议，又形成一团混乱。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更不能忍受其「现金集中」与「粮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之後，各地农民蜂起反抗共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些农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改革」的引诱而欢迎共党的农民。这一事件对於共党的农民运动乃是致命的打击。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关於军事，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北伐和东征，企图打破武汉的孤立，力谋政治军事局势的扩张；一是主张南下，企图在两湖和两广发展农民革命，以巩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东南采取包围的形势。鲍罗廷与「左派」主张前者，罗易则主张後者。

   　　关於农民运动，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为保持国共合作，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一是主张农民的武装革命。鲍罗廷主张前者，罗易主张後者。

   　　这时候，史达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什麽呢？（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过火」的行动；（叁）清除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51]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史达林的电报是六月一日到达武汉的。鲍罗廷主张不要告知汪兆铭。罗易却拿给汪兆铭看。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革命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六月叁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叁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於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ｌｕｃｈｅｒ），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叁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後，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雪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52]，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消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於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後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史达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史达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一九叁九年）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史，史乃答覆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

第十六节　史达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史达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他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　Ｎｅｕｍａｍ）和罗明纳兹（Ｂｅｓｓｏ　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史达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於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叁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53]　　史达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的指导正确，掩饰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共，後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昌的财富和枪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叁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叁十一日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括商店，拘捕国民党员。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肆行烧杀劫掠之後，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彭湃的土共会合，建立苏维埃。

   　　「八七会议」之後，共党指派毛泽东到长沙组织暴动。其目的在利用共党「土地革命」的残馀基础上，建立工农军，组织苏维埃。但是事实上，城市工人暴动绝不可能；在乡村-，除了零星的烧杀劫掠[54]外，毫无成就，所谓「秋收暴动」完全失败。毛泽东与少数匪徒窜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落草。

   　　南昌暴动失败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他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叁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人会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

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後，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55]布与俄国绝交。

   　　关於对俄绝交一事，我曾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京沪记者高桥发表谈话，其中说道：

   　　　　「吾人之对俄绝交，仅与俄国共产党政府断绝关系，而与中俄两国人民间之感情上并无变动。」

   　　　　「试观中国各地之俄国领事馆，事实上等於第叁国际之支部　　，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中国国民党为保持国家主权与自卫计，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计，为实现叁民主义计，且为东亚和平计，出於断然之手段，自是当然之举。」

   　　中俄两国的关系至此遂告断绝。五年来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颠覆本党，然後他再假借叁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霸占中国，这一野心企图，是失败了。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迟延了二十叁年。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民国二十一年至叁十四年）

   　　民国十四年叁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後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於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叁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叁路线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正是史达林於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为了进攻「右派」，史达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李立叁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场」。十九年（一九叁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北叛军的时候，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采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於八月叁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59]　　李立叁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史达林的成就。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叁的罪恶。於是这年九月，中共的党乃转入米夫（Ｐａｖｅｌ　Ｍｉｆ）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

第叁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法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後，纽堡的「武装暴动」（Ａ．Ｎｅｕ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搜获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於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於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暴动。对於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Ｋｏｍｂｙｅｄ），[60]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农民协会专政」。然後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区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不能不和他们讲统一战线。」

   　　此後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赎、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叁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後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着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立叁路线」被清算之後，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为中共暴动的主要路线了。[61]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要特别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灸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农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们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62]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於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是青出於蓝，变本加厉的了。

第四节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叁一年）七月至十月，第叁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於渖阳。於是[63]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於当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党匪军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後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着着进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於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於淞沪停战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画，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叁省匪军着手。[64]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叁月，长城之战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围剿计画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後，我即於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订定第五次剿匪计画，对江西匪区，采「叁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着着胜利的时候，共匪乃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二十叁年（一九叁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之比。

   　　及至二十叁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和封锁，步步缩紧其包围圈，而其内部的农业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了。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後的报告，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史达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叁年，在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馀匪军不能不化整为零，突围流窜。於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改革」、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画，至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後，潜渡大渡河，与徐向前部会合於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冈的老巢。其所残馀部队共计不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州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於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窜。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於中国主张成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史达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史达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略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67]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

   　　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叁十个以上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匪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68]

   　　「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後，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後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着又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十叁年之秋，发表一本「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69]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於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日本必能明悉，窥伺於中国国民党之後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行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威胁其天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後，把他们侵华的计画，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叁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後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叁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中东铁路於伪满洲国。这对於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叁原则，我认为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西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叁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70]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於他这一无赖的插曲，置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着「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却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着反战运动和颠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围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叁原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71]於抗战发生以後，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

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二十六年（一九叁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侵占芦沟桥事变发生。中苏的谈判更是加紧进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主要的条款就是：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72]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　　国家，对於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一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叁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於该第叁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　　不利於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二条）

   　　我中华民国是受侵略国。我国此後与日本的「冲突全部期间」是八年，中苏协定应该是这八年之内，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我们且看协定订立後，莫斯科对於这个协定，实行到如何程度，并且看他这八年期间的作为，及其所发生的事实与结果，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於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後对他的党的问题-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叁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73]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後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们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於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後，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叁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叁、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74]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後他们终於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分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於是「第叁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会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75]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叁日，他-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馀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命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叁天，到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於无条件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後-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76]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程度，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於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麽重要消息麽？」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谎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麽？」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是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77]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於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後，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後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作反动宣传，进行策反工作的，亦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叁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叁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78]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後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麽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馀岁起，单当方面军任务以後，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敌对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後，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後来和谈後，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後，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79]，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於一片爱国的诚意，那-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於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错特错了。

   　　最後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後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叁日-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成）与共产军叁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围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二）停止一切内战；

   　　　（叁）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　　　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围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

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着手收编共军；其关於党与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叁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叁）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本党叁中全会於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原则，决定四点原则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81]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叁）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叁民主义，绝不相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於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叁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叁）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2]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於二十叁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叁民主义　　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　　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於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党此後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卒至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於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第十二节　国府改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叁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为正副师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馀人，列入第叁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84]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後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样发展和转变的。

第十叁节　国民参政会议与抗战建国纲领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叁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率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85]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徵询大会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是供政府采择或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後目的，虽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他政党一样，仍然指派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分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於政府；

   　　（叁）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86]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於这个会议始终是尊重的，对於这个纲领始终是信守的。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以分为叁个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叁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87]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後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史达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後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叁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舍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叁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於我们中国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於他这一希望。而中共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达林来函对中国抗[88]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於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　　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　　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　　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　　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　　终必能於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　　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於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之长期合作」，闭口[89]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叁）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叁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於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叁年到十六年间的惨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

第十五节　史达林的转变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希特勒，而举行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欧洲局势已临到爆炸的边缘。二十八年（一九叁九年）叁月十日，史达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党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第二年，这个战争从上海到直布罗陀，卷入了五亿人民。」他强调苏俄今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并且说苏俄为了和平而努力与一切国家保持和平，与邻邦建立亲切的友谊。这一演说就是史达[90]林从「统一战线」转变为「保卫祖国」的信号。

   　　史达林这一演说，显然鼓励了纳粹主义的侵略行为。叁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着就把捷克整个并吞了。史达林此後与德国秘密交涉，同时仍然公开与英法谈判。我们国民政府当然希望苏俄与英法的谈判成功，来阻止欧洲的烽火。这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莫斯科，於六月十六日与苏俄订立商约，他向史达林转达我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对英苏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达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我们与欧洲诸国的谈判，如果这谈判可得圆满的结果--并非不可能--那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使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远东也可以联合起来。现在时机已到，使这种集团可以成功。」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含混的。他所谓「与欧洲诸国谈判」与「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可以解释为英美法苏的联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联合。但是他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德日义苏的联合，那就是日本军阀与德国纳粹所希望的了。

   　　史达林这时还不希望我们发生过大的怀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说道：

   　　　　「因为两年战争，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开始慌张，不深加[91]考虑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苏以及外蒙共和国。这实际已是日本力量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种行动将使大家一致对付他。苏联已给日本以应得的反击，英美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日本。我们不怀疑日本在很短的将来，会得到中国的一个一百倍的打击。」

   　　他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我们抗战表示好感，并且标榜其俄日在我们东北诺孟罕冲突的战役，来证明苏俄亦从事反日斗争。但是他提到日本攻击「苏联和外蒙共和国」，这-面就伏着一个苏日谈判的根源，并且-触我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

   　　八月二十叁日，史达林竟公开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定，促成了欧洲战争。到了叁十年四月他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中立协定。

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国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进行的。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苏俄，竟一转而与纳粹主义的德国订立互助协定，促使其对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於是国际的共产党不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且要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之下，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互相策应，来破坏西方国家[92]备战和作战的工作。中共此时亦跟随莫斯科而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赞扬苏德协定是苏俄外交政策的胜利。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以为「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义、德、日反共集团对於苏俄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的和平，保障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进步。」到了欧战爆发之後，中共更公开指斥其为帝国主义战争。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明白指出「不论是德、义、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所以中共在这个时期，公开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攻击我们国民政府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发起其联俄运动，并企图将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其所谓「革命战争」即内战。

   　　（二）在军事行动上，中共的「七分发展」，乃更趋於表面化，而在其实质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国际反战运动的一个支流。同时，毛泽东更企图从此实现他在抗战初期所预定的「叁阶段论」之第叁阶段计画。（注）

   [93]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改名）进入山西。此後即自由行动，最先建立晋冀察军区及晋冀豫军区，并继续进入冀鲁豫平原，更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并进入冀中的吕正操部，在博野一带围攻中央的抗日民军张荫梧部。进入冀鲁边区的邢仁甫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的第五十叁游击支部，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刘伯诚徐向前部在冀中鲁西收缴团队枪枝，攻击河北山东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职权。

   　　二十八年叁月以後，中共的态度更是恶化。他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成立特区政府，又在镇原宁县一带策画暴动。其「山东纵队」进入苏北，肆行暴动。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团军更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又在晋南煽动韩钧部队叛变。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见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应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的纠纷。二十九年一月，参谋总长何应钦对共军参谋长叶剑英提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军区应加纠正。但共党的要求是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叁军九师；其「陕甘宁边区」不仅保持，且再加扩展。商谈乃陷於停顿。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锺麟部及朱怀冰部，为共军所迫[94]，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晋西北之赵承绶部，河东之王靖国部，均为共军所袭击，全省局势更趋混乱。山东方面，鲁西之孙良诚高树勋各部亦为共军所迫，退至黄河以北。共军更从鲁西向豫东皖北伸展，企图与江南向北移动的新四军打成一气。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统率部为消弭各地的冲突，作成提示案，由何总长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同意，交周恩来於二十四日到陕北交朱德彭德怀等遵行。我统率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冲突。提示案之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战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　　　　　命令，指挥作战；

   　　（叁）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於奉令後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叁军六个师，叁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注）参看本章第十四节，第八六页。

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各地军队对於统率部的避免冲突令，虽一体服从，但十八集团军对於提示并不遵守。这年（二十九年）八月，鲁西共军向鲁南进攻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之鲁村。省府主席沈鸿烈为避免冲突，撤出鲁村。同时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

   　　统率部鉴於共军在鲁苏各地造成的严重局势，乃於十月十九日，由何总长以皓电重新布达这个提示案，限新四军於十一月底以前，开赴提示案指定的黄河以北作战境内作战。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对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下令，将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於十二月叁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於十二月叁十一日以前，移至江北，并於翌年一月叁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叁角地带。叁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於叁溪。第叁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叛军解散。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拿获，交军法审判。

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叁十年（一九四一年）叁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於访德之後，访问莫斯科。苏俄外交部次长於叁月二十七日对我驻俄大使说：「史达林接见松冈，是纯礼帽问题。」四月十一日，驻华之俄大使潘友新对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叁日公布了。

   　　这一协定，日本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亦承认所谓「满洲国」，不仅妨害中华民国领土主权，而且是更进一步粉碎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中苏互不侵犯的协定。我们只要看他共产集团的首脑部--莫斯科破坏国际条约到了这个地步，而其中共对於他的一切诺言是怎样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叁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战争爆发，迫使史达林再转变。在史达林转变时，毛泽东也就随着转变。中共此後对於国民政府，保持着一段平稳的态度。

叁十一年八月，德军深入苏俄的高加索，进逼伏尔加河。九月，[97]德军直迫史达林格勒城，由十月到十一月，俄军与德军就在城-逐屋作战。十月十叁日，毛泽东派林彪到西安来见我。林彪陈述意见，极力表示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及其「精诚合作，永远团结」的诚意。他对我陈述有如下的要点：

   　　　　「毛泽东一再告学生，今後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此种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　　为政治上全党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斯列宁与史达林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彼等所主张与实行者，决不能依样　　行之於中国。」

   　　　　「即如　孙总理在叁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中央对於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意。」

   　　　　「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叁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期无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团结抗战与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於　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　　础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98]，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史达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达林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後，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

   　　民国叁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苏俄乘德苏战争的时机，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本节略述苏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经过，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的步骤。

   　　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发表宣言，明白表示苏俄放弃其在蒙古的特权。但是民国十年，西伯利亚俄军即藉口追击白党，侵入外蒙。这年七月，俄军进入库伦，即由俄共所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设立其所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国十年八月，西伯利亚俄军侵占我外蒙所属一部之唐努乌梁海[99]。苏俄政府即制造其「土文独立国」，并公布其俄式「宪法」，乃成为苏俄的第一个附庸。

   　　民国十二年五月叁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成立，其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俄政府并承诺两国将来商定有关苏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驻军的问题。

   　　但是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其俄式「宪法」，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条款，一笔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为苏俄的第二个附庸。

   　　民国叁十年六月二十日，德军侵入苏俄。土文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呼鲁丹」大会，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到了同年八月十七日，苏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请愿」，并入苏俄领土。十月十叁日，莫斯科「最高苏维埃」批准其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於是唐努乌梁海乃从苏俄的一个附庸变为苏俄赤色版图的一个自治区。这一转变，也就是此後苏俄处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历史先例。（注）

   （注）苏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乌梁海，并为其一州，实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时期，帝俄策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成立所谓「大蒙古帝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100]年）十一月叁日，帝俄公布其所谓「俄蒙协约」，并要求其驻华大使要求中国承认其协约有效。民国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与帝俄订立「中俄协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与俄蒙签订「中俄蒙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实际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独占贸易与建设铁路的特权。同时复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离，而纳入帝俄的版图，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称为唐努土文。民国六年，俄国革命爆发。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愿，重回中华民国怀抱。但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

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苏俄并吞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翌年，新疆脱离苏俄的控制，而归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据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年）四月十二日，苏俄策动新疆政变，以盛世才为督办。苏俄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说是步步加紧。

   　　二十叁年一月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苏俄派遣红军进入新疆，助[101]盛攻马，这就是他对新疆的初步军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年）苏俄以防止日本侵略为藉口，派遣正规军「红军第八团」进驻哈密。於是苏俄对新疆的军事控制计画，及其隔绝中央与封锁新疆的计画，完全实现了。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後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定之後，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扎武装守卫等权，一律归於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前面（注）说到毛泽东残部，於二十四年八月，从川北向西北流窜，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图从新疆取得苏俄的支援。後来因为他在陕甘边境被我国民革命军中途阻截，-转往陕北，依附刘子丹和高冈的土共。

   　　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102]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於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有贡献於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这抗战期间，全付力量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於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

   　　自叁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胁。叁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少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慰问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於中央问题。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叁四年向苏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叁十二年（一九四叁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复工作，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他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与主权之完整。叁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103]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叁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

   　　但是史达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势已不可挽回，乃令苏俄大使潘友新於叁十二年（一九四叁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递一个节略，指责盛世才对俄的措施为「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另外他把「盛苏密约」交给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坏中央对盛世才的信任，同时制造盛世才对中央的疑惧。但是这个密约，盛世才在决定归顺中央的时候，已经全部报告了，所以他这种反间计不曾得手，徒然显出他自己邪恶的无赖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复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动苏俄与新疆阿尔太山区域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上的武装冲突，来寻找他侵略的藉口。到了叁十叁年八月间，苏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员，又发动其挑拨反间的惯技，从事活跃，几酿政变。但是中央立即采取宽大政策，公正处理，旋即平定；并调盛世才到中央服务，将新疆军政事权直接听命中央，纳入常轨。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苏俄认为其在迪化，已无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潜伏在伊犁之俄谍及共产分子，给以大量军械，突袭伊宁城市，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嗣後并攻陷我飞机场军事据点。叁十四年迪化苏俄总领事馆人员，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态和方法，促使伊犁叛党对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决。省府为谋取暂时的平定，乃允其叛党首领，加入省府，任为副主席。在中央以为此一[104]宽大之处置，可以化除当地反侧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的阴谋，自有其一贯的步骤。及至叁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战局不利之际，这一「联合政府」中所收容的分子，遂首先策动叛变，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我们必须指出：这第一个俄共所倡导的小型「联合政府」，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他们在其附庸国家所设联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节，第五十六页。

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叁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菲律宾、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美英并肩作战的形势，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义失败的命运。

   　　叁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华民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表示共同作战，争取最後胜利的决心。我们认为这一共同宣言签订之後，全世界只有一个战争，一个同盟和一个前途。而我们中华民国的任务不仅是与同盟国共同「解决日本事件」，并且要与同盟国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105]　　这年十月九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向我国驻美英的大使馆表示，两国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中国盟友的友谊与合作，决定放弃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将於最近期内，向我国提出新的草案。次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日，美、英两国政府复同时就此一决定发表声明。

我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并且说明：「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期无愧为同盟国的一员。」这时我全国国民，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国必成的热望。

   　　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却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以前，俄洞希望中国长期抗战，阻止日本的北进。中共更要在长期抗战过程中，发展他的武力，扩大他的地盘，达到他分裂中国和征服中国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参加华盛顿同盟宣言以後，史达林就要打算怎样破坏中国抗战胜利的成果，阻止我们独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华民国的复兴。毛泽东也就要替莫斯科这一全面转变作准备。而其首先的一着，要使美英两国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的重大步骤，不影响中国国民，使其发生任何亲西方的倾向。莫斯科及其国际[106]共产党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苏俄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引起中国国民对俄的好感，乃成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契机。而美英两国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期，作此重大的宣布，这在俄共对我们中国正在进行及将要进行的野心企图，不-是对其政治阴谋上的一大阻力，而亦对於其历来虚伪宣传上一大讽刺。所以俄共与中共从此集中其全力，要在国际间，破坏我们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誉；并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着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但是中国全体国民都珍视盟国美英这一历史性的友好行动，而且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对於他们这些反宣传，都认为是谎谬怪诞，更知其用心叵测，故在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丝毫影响。不过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却指摘这一平等新约的行动，是英美「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安抚政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并且是「为了增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帮助他战後对於全国的控制」。这一派的国际共党同路人的论调，可以爱卜斯坦所着「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作为他们的代表。（注）这当然是对於我们国民政府有[107]意的毁谤，同时也是对我们盟国歪曲的诬蔑。

   　　叁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与中英平等新约公布。我全国各界人士热烈讨论战後建设的各种问题。我政府确立战後第一期经济建设方针。我更提出战後十年建设计画，要求全国国民集中其意志与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准备抗战胜利之後，善用独立自由的地位，欢迎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合作，建设中国为统一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一要求，得到全国国民一致的支持，却受到国际共党恶毒的攻击。当然，我们如能在抗战胜利之後，以独立完整的主权，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则，与西方盟友合作，来开发我国家丰富的资源，提高我国民生活的水准，建设中华民国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自是我们全国国民所企及的。这一计画却是莫斯科及其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须加以阻扰和破坏的。

   （注）爱卜斯坦所着「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对於盟国撤废其在华特　　　权之诬蔑，乃有露骨的叙述。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ｆｉｉｎ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

第二十叁节　第二次商谈

   　　叁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军驱德军於史达林格勒之外。叁十二年[108]（一九四叁年）二月一日，俄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就在这个时候，中共的态度又转强横。江苏山东的共军乃重新起而袭击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队。

   　　其在长江北岸新四军残部，复乘我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与日军正在激战之际，他们就在我江北作战基地之涟水，袭击中央军的预备队一一二师。同时十八集团军亦在山东方面袭击中央所指派的于学忠部队。

   　　而其周恩来林彪在叁月二十八日晋谒何总长时，亦提出四项新的要求，即（一）共党取得合法地位；（二）其军队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叁）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四）黄河以南各军开入中央指定之作战区域，请俟战後。何总长重申二十九年皓电提示的原则。周恩来表示其对原则业已接受，但对开拔的时间与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这次商谈，周林显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而没有得到具体结果。

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叁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这整风运动乃是中共准备全面叛变的基本工作。在这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发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109]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势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於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於党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史达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後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

   　　中共这次的整风开会，参加的干部前後总计叁万人。自叁十一年二月毛泽东的「整顿叁风报告」，至叁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中间还举行了四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建立「毛泽东的一元领导」，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宗旨。

   　　苏俄布尔雪维克以其自己的模型，来制造各国共产党。所谓「毛泽东主义」就是史达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的一元领导」也就是史达林个人独裁的中国型。自史达林格勒之战以後，史达林更加彻底使马克斯主义俄罗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废弃了的帝俄时代一些[110]偶像重新标榜起来。例如彼得大帝、古图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沙伏洛夫（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宁（Ｍｉｎｉｎ）、波-哈斯基（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这些俄罗斯民族战争的人物，至此都成为民族英雄，而史达林亦俨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产主义也就成为大斯拉夫主义的外衣。中共为什麽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为什麽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显然出自史达林的指使，要共党把权力集中於毛泽东一人之手，好叫他翻云覆雨，卖国害民，不仅要将现在四亿五千万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并使我中华民族灭绝人性，世世充当他大斯拉夫的奴隶牛马，而不复自觉其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他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及其实质之所在。

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叁十二年（一九四叁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我亦信以为这是俄共对美国精诚合作的表现，而决不是伪装的姿态。因为我相信，如果像共产国际这样各国共党的司令台，并且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达林竟将其撤销，这还不是真实的而是伪装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产，此後就没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为了。所以我当时曾对罗斯福总统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这第二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111]

   　　不料史达林解散共产国际，在表面上，是针对着德日义叁国反共盟约，而促进世界反轴心的民主战线之团结。但在实际上，这仍然是史达林的政治战术与宣传手法，也就是他在史达林格勒之战得到胜利之後，对世界施展其国际阴谋的张本。因为共产国际既已「解散」之後，各国共党在莫斯科的战略计画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阴谋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其统一战线的决议以後，共产国际系统之下的劳工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妇女国际这一类的组织，逐渐改变为区域组织并改变其名称，以便利其在外卫群众中发展。直至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亦转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布其解散，完全是史达林当时运用其「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政治战术与宣传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画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隶属关系。於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了「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这一着亦是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作准备。所以中共的整风运动是从叁十[112]一年二月到叁十二年五月为止，而共产国际也就在这年五月宣布「解散」了。

   　　自此时起，在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产党，不再是苏俄的工具，而是中国农民的「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时起，莫斯科与延安就开始对我国民政府毫无忌惮的作猛烈的政治攻击。

   　　美国共产党这时亦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以掩蔽其苏俄间谍的本质。但莫斯科赋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拖邦的理想实现了。

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叁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评中国政府的长篇通讯，诋毁我政府-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说「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113]动」。他在通讯中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中国国民党内，真有一班制造内战的「顽固派」。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於是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及其他二叁报纸转载罗果夫的通讯。中共的通讯社「新华社」更引用这篇通讯，说是「同盟国家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学会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研究」，刊载毕生（Ｔ．Ａ．　Ｂｉｓｓｏｎ）「中国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更提出「两个中国」的论调，指中共匪区是「民主的中国」，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今日国际社会中所流行的「两个中国」的论调，也就是这十叁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旧调重弹。

   　　自此以後，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的名词，反覆积累，加於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於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於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图，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之後，列宁乘德军的神秘棚车，穿过德军的前哨，回到俄国，策画政变。「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宁立即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土地归於农民；一道是对德表示和议。这一种利用失败主义来取得政权的阴谋故智，中共於民国叁十二年整风运动结束之後，即企图其在中国照样实施。

   　　远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之後，苏俄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由虹口迁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苏德协定激起了欧洲战争，俄总领事馆又由法租界迁回日军军事区虹口的原有馆址。此後日本军部特务机关与俄领馆之间，联系日密，亦并不因苏德战争而有所间断。其实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之成立，乃是受到苏俄的鼓励。因为俄总领事透过日军特务机关，表示莫斯科对汪伪组织，将於适当时间予以承认。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画。二十八年（一九叁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115]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着，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白於天下。叁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画的一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叁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叁十叁年平汉路南端之战，中共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画，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後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势，其幕後还有全面军事攻势，着着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叁十[116]叁年叁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串的事变。（注）

   　　这是中俄及国共「和平共存」中的一个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对华直接而公开的战争，与苏俄对华间接而无形的战争，这两个战争合流的一个事实及其内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节，第一零叁页。

第二十八节　第叁次商谈

   　　叁十二年（一九四叁年）苏俄对德军的夏季攻势，恢复了俄境以内的失地叁分之二。德国的最後失败已见端倪。史达林对战後世界的全盘计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确立。他拒绝参加开罗会议。他於这年十二月，怀抱着整套阴谋，到德黑兰与美英首长举行会议。在欧洲方面，他击败了邱吉尔所主张的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促成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画。这是史达林世界战略第一回合的胜利，注定了战後东德沦亡的命运。

   　　叁十叁年一月，俄军解了列宁格勒之围。二月至叁月，俄军收复[117]了畿夫，从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进，并击退了克里米亚的德军。在这个时期，中共对我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当然也更进一步的积极展开了。

   　　叁十叁年西安商谈，中共的要求，愈谈愈高，最後更完全变质。从这一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全面政治斗争的动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与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会谈中，提出十七条，其内容还是与过去两次要求，相差不远。关於军事问题，中共要求四军十二师之数，於战後转移至指定的防地。关於边区，要求改为行政区，隶属行政院，不受陕西省政府指导。关与党的问题，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此外则首次提出「撤除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关於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乃将历次商谈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关於共军数目，改变要求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关於陕甘宁边区，改组行政区，改变为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118]　　叁、关於移防问题，改为「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後，另行商订」。

   　　中共关於边区问题，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二、「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於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此次更提出「关於全国政治」的条件如下：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叁、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这次商谈，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变，其所提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

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119]　　我对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共关於盟国军援的分配及边区封锁之解除两点。这两点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症结。

   　　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工作，在缅北作战，我时时感怀他的劳绩，对於他平时的各种建议，亦无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缅战场的时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爱国民主党派」，同时诬蔑我个人是顽固和反动法西斯的时期。他也是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之一人。他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他向我要求把国军和共军同等装备起来，将共军开出边区作战，同时也将晋、陕两省被共军牵制而防备其叛乱的国军，开出作战。可惜他对於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後，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史迪威将军後来对我的争执，完全是共党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两国军队在中缅战场上的合作，几乎因此而完全破坏。

   　　我自己觉得我对史迪威将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来华服务之初，不管他对我所说的话，信与不信，我应该把俄共对中国革命与抗战的阴谋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事实，明白告诉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预防。但是我以为自己与他初次共事，互信的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所[120]以没有向他切实说明。惟有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错误。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为之痛心。

   　　叁十叁年十月，魏德迈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来华就职之後，纯粹尽心於军事的反攻，而中共问题则由赫尔利大使接洽和处理。

   　　但是魏德迈将军对於中共问题，仍然继续研究其实情，把握其焦点之所在，并且赫尔利大使就其对共商谈所得的经验，和史迪威将军在华任职的经过事实，予以分析，作为佐证。所以魏德迈将军深切了解中共的阴谋，而毫未受其任何宣传於包围的影响，他与赫尔利大使二人，在华任职期间，对我中国军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无间，而其成绩更是优越显着了。

   　　叁十四年五月，魏德迈将军为了策画全面的反攻，巡视华北，遍历陕西绥远的前线。他途径延安，却拒绝了中共的邀请，没有在延安下机访问朱毛。因为共党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阴谋诡计的人，魏德迈将军就是了解共党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对他怀恨在心，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也就毁谤他，反对他在华任职。

   [121]　　所以叁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国在中国调解国共，统编共军的时期，而魏德迈将军亦就不得不调任离华了。

第叁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一）军费转作政治活动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叁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各种税捐徵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122]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私。

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叁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叁）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123]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地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脊，或与农户叁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叁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扩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上述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共指责国民政府对其十八集团军不发军费以及克扣军费，乃是他完全伪造的谎言了。

第叁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叁次商谈以後，更加积极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叁十叁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124]军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显示了什麽是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　　　　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织之。

   　　叁、联合国民政府拥护　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125]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唐皇的字句，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政变之後，自然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国叁十叁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叁年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定中「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他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恩来回延安後，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

第叁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126]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为赫尔利大使曾经声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後亦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顿。

第叁十叁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於武汉，发表宣言，预期抗战胜利之後，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叁十叁年和叁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後建设计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後建设，决定提早实施宪政。叁十四年叁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127]府准备於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於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

第叁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达会议中，史达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於波兰问题、德国占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史达林占了优势。特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画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乱。此後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128]中共执行史达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第叁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叁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的。国民政府对於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於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於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画，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际，便全面展开了。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叁个时期（民国叁十四年至叁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与支持之下，在中国抗日最艰苦的阶段，乘日军深入我後方之际，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为我政府与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战精神始终坚定，不受共匪的煽动，不为国际阴谋所乘，卒能达到最後胜利的目的；又因抗战胜利提早到来，日军专诚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达成其藉抗战来夺取政权的目的。於是俄共和中共重弹「和平共存」的旧调，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最後乃揭破其狰狞的面目，撕毁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条约和各种协议。叁十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叁度和平，叁度决裂，最後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节　　　国府受降

   [130]　　民国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盟国，声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叁国政府领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後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盟国，请瑞士转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实施投降条款，最後并声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势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为之维系，得免於混乱与破坏。

   　　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的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我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处理全部日军投降事宜。总计日军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叁千二百人。

   　　我在这-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盟军总部将我们中华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军，划归苏俄受降。事实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声明请降，苏俄直至八月八日-宣布自九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俄军队是[131]在日军投降以前叁天之内-进入我东北和热河察哈尔。这一事实乃成为第二次大战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之新起点。

第叁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日本宣布投降後，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其颁发第十八集团军的电令并详明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但是共匪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亦於八月十日，发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军全面暴动。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军动向是这样的：

   　　一、「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１）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２）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３）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４）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现地，向辽宁吉林进发；（５）韩共军随同进入东北；

   [132]　　二、「为配合外蒙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１）贺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２）聂荣-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叁、山西全省的共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进据同浦路沿线及汾河流域」；

   　　四、为占据及破坏全国「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浦路、沧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定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

   　　叁、「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後的工作」；

   [133]　　四、「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治经济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我们中国百年来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民生贫困，国力衰弱。中国国民党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北伐统一之後，致力於建设事业，但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终竟不能不奋起抗战。在这抗战八年之中，徵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叁百二十万人，支出军费计法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叁亿元，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不计算在内。所[134]以抗战既经结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复员，国家所需要的是建设。尤其是日本侵略主义已告失败，我中华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只要我们国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必可成功，所以抗战胜利之日，我们政府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根据这方针，来决定对外和对内政策。

   　　我们对外政策是为求国家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虽对国家权益有所让步亦所不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国父孙先生说道：「为万国互助者，当能有成；为个人或一民族私利者，自当消灭於无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也抱定这同一信念。下列几项原则就是基於这一信念而来的。

   　　一、我们是联合国起草国之一，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我们应以维护正义的立场，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二、我们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应以宽大政策，为促成对日和约而努力；

   　　叁、我们应力谋与苏俄和平共存之道。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主义消灭之後，对亚洲的唯一侵略强权是苏俄，我中华民国唯一的外患在苏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135]　　四、我们对於韩国，依照开罗会议宣言，努力助成其独立与统一，以保障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五、我们对於泰国，希望其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六、我们中华民国两度派兵入缅甸作战，但为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我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回本国；

   　　七、我们中华民国依同盟国的协定，派遣军队入越南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投降。但是我们对越南没有领土和其他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独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後，所有国军全部撤回本国；

   　　八、我们中华民国对於划入中国战场之香港，不愿借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们对内政策，是以建设现代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下列几个原则必须在这-特为叙述；

   　　一、我们要完成民主宪政。在抗战期间，我们预定於叁十四年十[136]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这一决定为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所阻挠而中止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之後，我　　　　们政府决定叁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二、我们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要把全国军队化为国家的军队，不许再有私人军队和一党的军队。党派的政见应该遵循民主宪政常轨，取决於议场，不能再以武力作政争；

   　　叁、我们要以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发展生产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尤其要把东北的资源，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提供於世界，以贡献於人类的福祉。

   　　我在九月叁日（胜利日）曾以如下的语句，申明和平建国的方针如下：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所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邻安定之中，收拾战，　　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抗战期间的牺牲真正有其代价，更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

   [137]「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後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的工作，实行　国父的叁民主义，-能同臻於国力充沛，　　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这个最大最後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和对内的设施，即依上述方针进行。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也就集中力量来破坏国民政府这个和平建设的方针。

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苏叁国在雅尔达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约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於中苏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叁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方案是沿袭民国十叁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两大根据，寻求战後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准备[138]着莫斯科一笔抹煞这两个协定，而完全恢复一九零四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

   　　但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仍然对於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叁、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於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苏俄在这条约及其附件中对於中华民国所承诺的各款，则如左记：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叁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叁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叁、「关於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关於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後，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史达 [139]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苏俄军队当於叁星期之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叁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现在我们就把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和史达林的诺言，作为苏俄外交与军事上的实际行动的尺度，来衡量此後事势的发展。

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国民政府与苏俄谈判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与中共商谈和平共存的途径。自日本宣布投降之後，我叁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大使亲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泽东飞抵重庆。

   　　此後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内，举行了五次会谈，至十月十日发表「会谈记要」，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关於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１）「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40]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叁民主义。　　　　　　　」

   　　　　（２）「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於政治民主化问题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叁、关於国民大会问题

   　　　　关於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问题，未获协议，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於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提出政府应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区实施计画，并重划军区，确定徵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画之下，中共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部队移至陇海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画正在进行，对於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为具体计画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叁人小组[141]进行之」。

五、关於受降问题

   　　　　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虑。

   　　毛泽东离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发表演说，依中共机关报之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的记载，有如下语句：

   　　　　「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国共两党与各党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叁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实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麽呢？此後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覆。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

第七节　　共匪阻绕受降

   [142]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敝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个月，正是国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间。总计在十一个受降区内，受降的日军为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人，均依照盟军总部的规定，遣送回日。但是匪军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包围缴械的日军，将近叁万人，均扣不遣送。

   　　共匪一方面阻挠国军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区积极扩大反美的宣传。

   　　抗战结束以前，中美两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并肩作战。日本投降之後，美军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於美军与我军共同作战，以及协助我军受降，都是衷诚信任，热烈欢迎的。但是共匪横蛮指斥美军在天津、秦皇岛和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协助国军受降的活动，是「干涉中国内政」。

   　　共匪的宣传者说：俄军从东北撤退，美军却在华北登陆，美军显 [143]然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们这种宣传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响美国的舆论，压迫美国政府撤退其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队；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国军到华北受降，特别是阻止国军到东北接收主权。

   　　共匪在这一大宣传运动的背後，做了一些什麽？他做的是：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共军破坏，总计数百次，其破坏最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汛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叁、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馀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迫「参军」；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为两百馀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的币制。

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於中苏此次共同作战，苏俄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叁省後，苏俄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第二条及第五条规定如下：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合作。」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直至八月叁十日，赫尔利大使以美国驻俄大使哈立曼电文相告，史达林对哈立曼还是说：「迄至现在，红军并未与中共取得接触」，又说：「在东北之红军并未发现有任何共军游击队。」但在事实上苏俄军队乘日本投降的机会，进入我东北，收缴日军的武器，扣留日俘[145]。同时，对於我国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处处阻挠，并正式拒绝，而为中共匪部进入东北争取时间，并将其所收缴的日军百馀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予共军。

   　　十月一日，苏俄大使彼得洛夫通知我方，谓苏俄政府决定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派员於十日以前，到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接防办法。我政府即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通知彼得洛夫，谓我方决定於十月十日自九龙船运部队往大连登陆，进入东北接防。五日，我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告，苏俄外交部表示：「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我军在大连登陆的计画因而中止实施。熊主任到长春後，於十叁日及十七日，两度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提出我军在葫芦岛与营口登陆的计画，马答以「并无意见」。但至二十七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竟遭岸上匪军射击，不能登陆，折回青岛。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转往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向山海关前进。

   　　十一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芦岛已被共军占据，营口已有共军进入，他对於国军在营口登陆，不能负责。他又说俄军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他对於我方编组地方团队，及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绝同意。这时中共由山东海运北上的部队已进入安东。十一日竟有共军[146]进入我东北行营所在之长春市。同时渖阳亦有共军准备作战。

第九节　　苏俄盘据外蒙并侵占热察

   　　前章说过，民国叁十年六月，苏俄对德作战，唐努乌梁海的傀儡组织亦即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於是唐努乌梁海也就并入苏俄的版图。（注）到了民国叁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将这一公式，应用於外蒙古。这年八月九日，苏俄对日宣战。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组织亦对日宣战。次年（叁十五年）二月十叁日，俄蒙重订新约，於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谓「独立」的名义下，并归苏俄的统治。

   　　苏俄对日宣战之後，其军队随即侵入我东北。外蒙对日宣战之後，其军队亦即侵入我察哈尔。八月二十叁日，中共匪军在俄蒙军掩护之下，窜入张家口。俄共与中共乃即制造「内蒙自治」的运动。俄军更以外蒙傀儡组织的名义，向「内蒙」输送军火，并派遣其所谓「苏蒙军使节团」到张家口，对匪军予以训练和装备。叁十五年一月，竟在兴安之南的葛根庙，召开其所谓「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其所谓「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东西蒙的傀儡举行会议，将东蒙自治政府并入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企[147]图於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时期，亦举行其所谓「内蒙人民代表会议」，设立「内蒙自治区政府」。

   　　叁十六年六月五日，苏俄的红星飞机掩护外蒙军队，从蒙古与新疆边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後叁十七年一月至四月，这一冲突，仍继续发生。我政府对苏俄政府屡提抗议，莫斯科反而栽诬我国国军侵入外蒙边境。

   　　民国叁十四年八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仲界与保障，虽付出这样钜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後，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利，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於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感觉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注）本编第叁章第二十节，第九八页至九九页。

第十节　　史达林采取行动

   　　叁十四年八月以後，苏俄违约背信，对我热察及东北领土的野心企图，及其对中共叛乱阴谋指使与策画，暴露无疑。至於俄军对於我东北人民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更不忍在此有所叙述。

   　　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项决定通知俄使彼得罗夫。同时我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总统表示其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

   　　我政府关於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以後，俄方态度乃临时转变，而突然软化，对我方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以协商解决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针，令行营移驻榆关，所有调往东北的部队，决定放弃大连、营口等港登陆计画皆由陆上沿锦榆路前进。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从榆[149]关进驻锦州，占领葫-岛。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渖阳前进。我政府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领，再看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

   　　但是当时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於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十二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亦派员与我方谈判国军由锦州向渖阳推进时双方联络问题。叁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军进驻渖阳。

   　　至此，史达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以我私人代表的资格往莫斯科，至叁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国。史达林在其与经国两次谈话中，表示他对於中、苏及国共两党和平共存的意愿，并且表示他赞同中美苏叁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第叁者的势力进入东北，而力劝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

   　　史达林最後对经国表示其希望我访问莫斯科，或在中俄边境上适当地点会谈，实则此次史达林邀经国访俄，其目的全在於此。我曾以此事徵询马歇尔特使的意见，马歇尔特使的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的邦交，他无不赞同」。於是我对他亦未便再道其详，否则，他或许以为我有挟俄自重的心理。我乃决定婉谢史达林的邀请。

 [150]　　到了五月五日（叁十五年），苏俄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接莫斯科来电，要见经国。六日，经国与罗申晤谈，得知史达林再度邀请我访莫斯科，与他会晤，其时间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後。七日莫斯科又电罗申，催我答覆。

   　　当时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後，认为这是我国今後外交政策成败上，一个最後决定关头。如我接受其邀请访俄，则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对华一贯的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我们如果走上这一条路，那就是断送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以及整个民族命脉。否则，拒绝他的邀请，使其断绝对我的希望，则他对扶植其傀儡共匪侵华的行动，必更表面化，而再无回旋的馀地。但是当时国际舆论已在共产国际宣传笼罩之下，民主各国对於中苏关系，多半姑息苏俄，其对我政府的态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极度悲观，而其对中国的前途及其本国在华的利益，几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国当时，无论采取苏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线，其所得後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後，我与中央干部更加以彻底检讨，佥认为今日我国的外交，只有以本国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祸福关系为基础，来决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而决不能以国际上一时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为转移。[151]自中苏同盟条约订立之後，我们在这样重大的牺牲之下，尚不能餍足其欲望，那他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苏俄未能履行此条约，以事实证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线希望之前，我实无与史达林会晤的必要。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要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於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资料。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着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於史达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

   　　後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史达林，而皆为史达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史达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152]两国关系。若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十一节　史达林对中国的建议--中国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仅消极的中伤中美的关系，并且积极的企图操纵中国的外交与内政。史达林屡次对我政府表达下列的意见：

   　　一、他说明他与中共的关系时，希望中国不再认定苏俄与中共混为一体。他与中共在政治上并无任何关系，只是俄共在国际上对各国共党一样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认苏俄曾有代表驻在延安，但此时已经召回。他自称其对於中共派遣军队进入东北一点，曾经拒绝同意；

   　　二、他不仅要求中国拒绝「第叁者」进入东北，并且希望中国采取「独立政策」。他指责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并要求中国实行与苏俄积极的「共同防日」，并希望中国重新采取民国十叁年的「联俄」与「容共」的政策。当时他所谓不偏不倚[153]的「独立政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陷於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叁、他表示苏俄对中国的道义与物资的援助，决不给予中共，而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如果对国共和解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为必要，则苏俄必不愿参与其间。他希望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要求，多作让步。他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作「和平竞争」　　　　。

   　　四、他极力说明第二次大战之後，二十年至叁十年之内，没有世界战争。

   　　这是苏俄在我抗战胜利之初，叁十五年的阶段，对华的中立战术，亦即为史达林的一个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当时只要我采取他的所谓「独立政策」，对外以美苏两国和东西两方的桥梁自居，采取中立路线，而对内经由莫斯科的调停而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和平转变」为苏俄的附庸，苏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个中国，从此他不仅是可以和平的征服亚洲，而且更可以转化太平洋为俄罗斯的内湖。因此我乃决心拒绝史达林这一切建议。

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知道，要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必先在美国的舆[154]论与外交上击败国民政府。同时他亦知道，非推倒中华民国亲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贯的谋略，作有计画有程序的逐步实施，来排除美国在中国的势力，以达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抗战结束时期，共匪的军队虽自称四十七万人，但若国民政府顺利推行其复员建设计画，全国国民趋向於还乡复业，各安生计，共匪虽欲以武装力量分裂国家，夺取政权，终必为国民所共弃。他只有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国民政府放手动员作战，亦必能重获十年以前在赣南五度围剿最後的胜利。这一胜利足以保持国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对於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与破坏。国民政府对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我在当时选择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共匪的武装叛乱，亦有控制与戡定的把握与自信。

   　　共匪当然知道，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是动员戡乱，只要是顺利进行，都足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对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装叛乱，以武装叛乱助长其政治攻势，使国民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坠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困境。

   [155]　　当时国内外人士如能作公平与冷静的观察和评判，必然达到如下之两点，但是他们受了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宣传活动的影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　　　　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二、在法律上，国民政府与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对於国内的叛乱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维持政治社会的秩序。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的权力。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煞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法权力，误认国民政府为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的法西斯，而加以诋毁；同时误信共匪的叛乱为民主运动和土改运动，而寄予同情。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在国际间造成一种逻辑。当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共匪制造武装叛乱迫使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而一般人士却指责这踵军事行动即为挑起「内战」，而「内战」乃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以耸动世界的观听。在这种逻辑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谅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156]处袭击，扩大叛乱。其结果，国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国家秩序的权力，於是共匪的武装暴力全面发展，而乃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了。

第十叁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在这国际共党对中国一面制造「内战」，而一面又「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攻势之中，共匪再度展开其中立战术。抗战以前，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到了抗战期间，更与几个政团结成所谓「民主同盟」。抗战结束之後，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态，扩大活动。叁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临时全国大会发表宣言，自己承认其为中立主义者。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即以独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场，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同时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内战」与「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宣言说道：

   　　　　「中国今天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後，对立的形势更增加了内战的危机。倘若这种形势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便谈不到和平、统一、团结，更谈不到民主。」[157]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　　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当时的局势如果是「国共两党对峙的局势」，而有人采取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为国家「和平、统一、团结与民主」来努力，这个人是何等时髦？於是这一宣传攻势之中，一般游离的政客，失意的军人，以及一般对政治无远见，和对苏俄的侵略主义与共匪的颠覆活动无认识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机。就是在这样中立主义的空气笼罩之下，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於孤立地位。

   　　同时在无形中，共党既孤立了我们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这些中立者本来是对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对共产主义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机取巧，混水摸鱼是图，他们就是这样在政府与中共两者的中间，纵衡捭阖，过着骑墙的生活。他们以为即使共匪得势，亦可待价而沽，不患无利可图。不料到了我们政府遭受挫折之後，这些自命为中立者一经沦入铁幕，却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匪的宰制了。

   [158]　　叁十五年这一年中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伸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後破坏了政府动员戡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

第十四节　美国调处的开始与第一次停战令

   　　叁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其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就在这一天专程来到中国，执行这一声明所赋予的使命。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商谈，这是第七次。从前六次商谈，都是以失败为结局。这次商谈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乐观。十二月十七日，我与马歇尔特使首次会晤之後，有一位美国将军即问我，马歇尔特使这次来华调处国共问题的前途如何？我当时很简单的答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全在苏俄，应该问莫斯科-行。」我又反问这位将军说：「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许你美国在华调处国共问题成功呢？」他对我说：「你为什麽不将这意思，直告马特使呢？」我答道：「现在尚非其时，待後再说吧。」不过，当时我仍相信马歇尔将军在世界[159]上的信誉和地位，是可完成他这使命的。

   　　叁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马歇尔特使以调解人资格参加之叁人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停战命令全部得到协议，并於十日，由政府与中共双方将停战命令下达於各指挥官。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叁）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包括邮政在内）之行动必须停止；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叁人组成之，一人代表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叁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第十五节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停战命令发布的这一天开幕。我在开会词中，[160]诚挚表示：「政府对於本会的决定，只要有利於国家的建设，有裨於人民的幸福，有助於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同时我宣布了政府对於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党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决定实施。中国国民党代表更首先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均将容纳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准备实施宪政。

   　　政治协商会议，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项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政府改组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委员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由出席委员叁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

   　　　　叁、行政院部会长官不管部之政务委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和平建国纲领案

   　　　　在国民政府扩大组织之後，宪政实施以前，以和平建国纲领[161]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准绳。这一纲领对於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文化、善後救济，和侨务诸般施　　　　政，广为规定。其总则之四条如左：

   　　　　一、遵奉叁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二、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叁、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四、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叁）军事问题

   　　　　军事问题协议案分为四项：一为建军原则；二为整军原则；叁为实行以政治军办法；四为实行整编办法。其重要原则如　　　　下：

   　　　　一、军队属於国家；

   　　　　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

   　　　　叁、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於行政院。国防部内设一建军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

   [162]　　　　四、军事叁人小组照原定计画，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

   　　　　　　中央军队应照军政部原定计画，於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

   　　　　　　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

   　　（四）国民大会案

   　　　　国民政府原定於叁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坚强反对，遂至延期。政治协商会议关於这一问题，得到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民国叁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二、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台湾及东北等新增区域及职业代表一百五十名；

   　　　　叁、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宪草修改原则案

   　　　　政治协商会议对於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公布之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提出修改原则十二项，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提出的意见，加以整理，制定五五　　　　宪草修正案。

第十六节　军队整编及统编案

   　　在这五项协议中，关於军事问题，另由叁人会议及军事小组继续会商。二月九日，叁人会议召开恢复交通会议，其全部协议，由国民政府公布。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军事小组连开五次会议，签订了「关於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中共在双十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中，要求共军编为二十个师。整编统编方案协议为第一期十二个月的整编，政府从叁百五十个师缩编为九十个师，中共可以保留十八个师。第二期六个月的整编，政府保留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政府军队对中共军队始终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军编入国军的步骤，协议为第一期统编为四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以政府军与中共军各一军编成。至第二期，始以师为单位，统编为军，即国防军二十个军中，有六个军由政府部队与中共部队合编而成。

   　　叁、共军与政府军的配置，协议为第一期，华北配置政府军与共军统编的四个集团军之外，再驻叁个政府军。东北配置五个政府军，一个中共军。华中配置一个中共军，九个政府军。[164]　　　　至第二期，华北配置中共军七个师，政府军十一个师；东北配置政府军十四个师，中共军一个师；华中配置政府军十个师，中共军两个师。

   　　一般人以为停战令及恢复交通办法的颁布，军队整编与统编共军为国军方案的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设立与开始工作，及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使国家从此进入和平建设的阶段，人民从此得到复员还乡安居乐业的机会。马歇尔特使也自觉他的调处工作告一段落，回国述职。国民政府亦决定整编方针，无论共党执行决议与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办法和程序，切实实施。但是共匪对於他自己参加议定的命令、办法、方案和协议，是不是实行了呢？下面所说的各项事实，就是确切的答覆。

   ◎　自由人注◎　只是改编共军，没有什麽用。◎　更重要的是思想教育，当时应该明文规定禁止在军队中传播马列◎　邪说，并规定所有军人必须研读中国近代史及中国传统的和谐、◎　仁恕思想！

第十七节　美国调处与中立主义

   　　马歇尔特使第一次启程回美之时，我对他与吉伦将军说：中共认定武装军队是他「革命个资本」。今天的统编计画虽於他们最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军队统编於国军之内，可以说是「与虎谋皮」。如果我们真要希望中共履行这个统编方案，那只有仰赖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165]　　马歇尔特使回美之後，共匪乃即从事破坏停战命令，对於恢复交通与军事整编统编案等所订的各条款，一概抹煞，拒不执行。而且匪军大量窜入东北，扩大叛乱。当马特使由美返华时，我鉴於停战令以後叁个月之中，中共对於所有协议与重要条款几乎破坏殆尽，乃特别对马特使说：「这次美国参加国共合谈，调处军事冲突，务须中美两国政策互相协调，更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互相了解，免为共党离间中伤的奸计所乘才好。」我始终坚持这个方针，并时加警觉，所以我对於共匪反覆无常，荒谬狂妄的要求，总是委屈求全，忍耐到底，无论如何不使中美双方发生裂痕，使苏俄共匪乘机得逞。

   　　但是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这一件事，是关乎美国、中国与苏俄叁方面的。因此，他的调处工作对於中国的局势，到底发生了什麽影响，也要从这叁方面来考察。

   　　从美国来看，他以第叁者的立场，来调处国共冲突，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使其战後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十分诚意的，并亦自认其为十分公正的。但在这调处进行的中间，美国为使各方接受调处并遵守协议，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响。他这一政治影响，对於中共的匪区，以及苏俄的铁幕，都不能发生什麽效用，而其对於我们中国的国民心理以及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却造成重大的结果。这是当时美国政府预料所不及的。

   [166]　　在苏俄方面，他对於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给中共之百馀万人的日军武器，还要有补充编训约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方能发动全面叛乱，故其利用美国调处机会，来争取这一年馀的缓兵之计。第二、他利用这个调处，不仅要来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战术，乘机来分化中美关系，瓦解我们反共的阵营，而其中还有另一个最大的企图，就是他决不允美国调处有所成就。因为在俄共看来，如果马特使在华调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苏俄对华政策的根本失败，所以他不止是破坏这一调处，而且他希望中美两国在此调停期间，发生冲突，而至破裂。於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约捣乱，另一面且对美国恣意指责，时加污辱，到了最後阶段，其反美的诬篾狂妄态度，更令人不堪想像。这是莫斯科预定阴谋的实现。他要在美国无法调停，而马使离华回国之後，乘机来调处国共冲突，干涉和操纵中国的政局。但是俄共这一企图，早已为我们所看破，而卒成幻想。

第十八节　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

   　　叁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叁日，俄军从长春撤退，中共[167]匪军随即擅入长春市。国军受了停战令的限制，不能抵御，更不能攻击，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宣东北有所谓「民主联军」叁十万人。共匪发言人更提出解决东北问题办法四点：

   　　一、要求政府改组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与各省政府，吸收东北「民主人士」及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的「民主联军」；

   　　叁、承认东北各县的「自治政府」；

   　　四、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部队，其数量应予限制。

   　　依据一月十日停战令，国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不受停战令限制。苏俄装备匪军并帮助其接替俄军，占据东北的县市，显然是违反中苏协定；共军阻碍国军接收主权的部署，并攻击接收主权的国军，乃完全违反停战命令。而且根据这一次共匪发言人所发表的正式谈话看来，那他们简直对於一月十日以前叁人小组所订立的一切协定，已经一概抹煞，毫无实行的意向，亦就很明显了。

   　　马歇尔特使回国的前夕，叁人会议於叁月十一日集会，商谈东北问题。马特使提出「关於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叁条，规定军事调处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两条有如下[168]的规定：　　「（四）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并　　　　　　特别指明政府军队在沿中苏条约中所载明两条铁路之两　　　　　　侧叁十公里，有单独管辖之权。」

   　　「（五）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所必须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需　　　　　　要共军由之撤退；苏军所撤出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　　　　　　入占领。」

   　　中共代表周恩来对於第四条不肯同意。马歇尔特使回国後，由吉伦将军参加叁人会议，继续商谈。依照周恩来自己所拟文字，将四五两条改为叁条如下：

   　　「（四）政府为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　　　　　　之地区，包括长春路两侧各叁十华里在内；」

   　　「（五）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　　　　　　执行小组协议行之；」

   　　「（六）以後东北驻军地区依整军方案另定之。」

   　　周恩来携本案回延安请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後中美双方作最大的让步，将马歇尔原案四五两条历次修正文字一概删去，只留存第一至第叁条关於军事调处程序的规定，周恩来始肯由延安回到重庆。於是叁月十一日马歇尔特使回国前所定「关於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169]予执行部命令案」之协议，完全被共匪违抗破坏，不能执行，而无效了。此後叁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与九日之会谈，更无任何结果。

   　　这时匪军在东北扩大变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往东北的小组，对於俄军支持之下的匪军行动，无由进行调处。匪军并集中四平街，阻止国军从渖阳北上接收主权，遂引起战争。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叁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明部彻底击败，丧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於二十叁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叁年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後，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在此时，马歇尔特使，初由美国返华，遂与我进行商讨如何停止战争与继续和谈的方法。我乃於五月二十一日，亲飞渖阳，视察战局，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後，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钜痛深之馀，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祸自[170]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从渖阳致马特使函，表示国军在东北可以接受停战的决心，只要中共能实践其停战协定与恢复交通办法，以及实行统编方案等条款。我回到南京与马特使讨论数度之後，乃於六月六日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并将已经越过小松花江停止在双城附近的追击部队，乃复调回至陶赖昭与德惠县一带，仍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同时并发表声明如下：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击　　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　　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　　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中美双方与中共之间，在这十五日之内，对於东北停战与整军问题，以马特使「结束东北之战争」方案为底案，反覆商谈，未能得到协议。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攻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六月叁十日中午为止。

   　　但在这八日之内，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条件，以致商谈毫无成就。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於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後失败之惟一关键[171]。当时已追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叁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後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於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至的後果。这不仅是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第十九节　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

   　　就在这个期间，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加紧进行，而对其东北经济独占的企图，更是露骨了。

   　　俄军进入东北後，即开始拆迁重要工业设备。叁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俄军认为其应作战利品；其伪满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至日伪合[172]办的工厂企业，由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叁十五年二月一日，马林诺夫斯基对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再度声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军事工业，动产部门应为红军战利品。但为对中国表示友好起见，苏方愿将战利品之一部（工矿）财产权之一半，分让中国，并由双方共同经营。」又说：「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并不愿第叁者参加，尤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这一声明，显系破坏我政府对东北的门户开放原则，而其排美的独占政策更是鲜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经济合作问题提出具体对案。我对於俄方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红军战利品一节，不能承认；关於「合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声称：「苏俄不愿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此种经济合作计画，仅为对自身安全之一种戒备手段。」他对於我方从合办案中剔除各处厂矿，均不同意。

   　　恰在这时，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率领技师及警员九人前往抚顺视察，被共匪拒绝接收，折返渖阳，中途在李岩车站，被匪军加以杀害。这一事件更激起我国一般民众的愤慨，我东北同胞尤为悲愤。

   [173]　　美国国务院於二月十一日，向中苏两国致送照会，认为东北工业绝对由中苏共管，使美国及其他盟国人民未能获得参加东北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为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後分配之决定。

   　　美国对我东北门户开放的主张，是与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经济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国的照会并未能阻止苏俄对东北工业及资源的劫掠暴行与独占企图。经济合作的谈判固然没有结果，工业装备的劫掠和破坏，一直继续进行。叁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於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说道．「估计该地於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这个数目就是苏俄对东北产业和资源劫掠的成绩。

第二十节　匪军的全面攻势

   　　叁十五年五月，匪军为策应其东北的军事行动，在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等省，到处破坏停战协定，发动攻势。

   　　一、热察方面

   [174]　　一月十日停战令颁布之後，匪军进入赤峰，国军受停战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战令颁布後，匪军又进入承德。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到张家口的小组，在匪军压迫之下撤退　　。

   　　二、山东方面

   　　六月六日停战令後，匪军於九日进占枣庄，十日进占德州与泰安，以及高密、胶县、南泉、蓝村等城镇，同时在青岛外围结集部队五万人，在济南外围结集十馀万人，向两市进攻，於是激起青　　岛济南两处的战争。

   　　叁、苏北方面

   　　六月叁十日，政府发布政治解决的声明以後，匪军结集十六个团的兵力，围攻泰兴，国军仓卒应战，伤亡惨重。匪军於攻陷该城後，续向泰县及长江北岸之口岸镇攻击，企图威胁首都的安全。　　国军被迫抵抗，於是发生苏北战争。

   　　四、晋绥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之後，匪军攻占侯马与集宁。六月六日停战令後，复攻占闻喜、朔县、新绛、榆次、介休等二十二个县，逐步完成其对太原与大同之包围，於是激成晋南与大同战事。[175]

   　　政府至此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军退出承德。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离津浦。为保持首都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苏北。但是共匪态度蛮横无已，使军事调处无发进行。

第二十一节　国民大会延期与八一四文告

   　　叁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但是共匪主张国大开会要在政府改组之後，而对於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匪与民主同盟共占十四名，即超过府委四十名的叁分之一，使其对於国府委员会重要决议，有否决权。这一蛮横的争执，为其他党派所反对，因而不能解决。共匪也就迟延不提国大代表的名单。国民政府遂不得不将国民大会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当时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必须军事问题解决，再谈政治问题。共匪却藉口苏北的行政问题，要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综合小组，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同解决。这是五月五日国民大会延期之後，双方争执的焦点。

   　　八月十日，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为军事调处遭遇困难，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176]「马歇尔将军及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以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处。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渴望终　　止战争。但有若干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於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於军队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後，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八月十四日，我为了打开僵局，乃发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项主张：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大会，必须如期召开。

   　　二、对於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必衷诚遵守，尽力推行。关於宪法草案，-求荟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见，提供国民大会讨论抉择，以期制成完善可行的宪法。

   　　叁、对於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务求迅速实现，并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的准绳。[177]

   　　四、关於停止冲突，仍必遵守原议，忠实履行。而且我们并不要求共军全面退出在停战令後所攻占的地区，-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的地区。

   　　五、关於政治纷争，仍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只要共党军队忠实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成议，遵行调处，实行统编，使军队国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层一有保证，政府随时可与之具体商谈所有未决问题。

   　　六、当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乐业，所以政府必当尽力解除和平的威胁，更必竭尽职责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