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有很多拍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绝佳题材。例如1948年底的“中央研究院人才紧急救援计划”事件。
这一年,国府败局已定,部署逃往台湾。蒋中正先生直接下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北大校长傅斯年、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蒋经国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局势危急,并拟定“抢救名单”,全部是当时国内最杰出知识分子。
其中最受注目的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自由批知识分子兼首席KOL的胡适。
毛泽东派已经去了“解放区”等待做官的吴晗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国民党。胡适对吴晗讲了著名的“苏俄美国面包自由”的金句。
北大历史学者钱穆、毛子水、化学家钱思亮、英文系教授英千里、法学家梅贻琦选择上机。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学人陈寅恪、熊十力、吴宓、冯友兰、工程专家茅以昇等选择了共产党,拒绝上机,决定留在大陆。
去留之选,一瞬间定生死命运,因为“解放”之后,加上“反右”和“文革”,那些留下来的如何收场,香港人今日大多数隐约都知道。
这件大事,显露了非常有趣的人性。首先蒋介石拯救的只是第一流人才,有许多人不在名单上,包括作家沈从文、冰心、巴金、曹禺之类。或蒋介石觉得这些人不重要,或知道这些文人已经被共产党洗脑,带去台湾,只会麻烦。
另一些是艺术家,如张大千、梅兰芳、马连良之类,蒋介石或许让他们自己选择。艺术涉及品味,但对于国家紧急存亡,并非优先,蒋介石让他们自己谋出路。至于张爱玲之流,蒋介石还不知道是谁(一个小女子兵荒马乱中也以自己的触觉来决定,其判断居然比许多大学者更准确)。
还有另外一种,如企业家和江湖领袖:航运巨子卢作孚、面粉业家族荣毅仁、汽车老板严庆龄、杜月笙、黄金荣等,另在上海。名单只限于平津,飞机班次有限,这些人蒋介石也让他们自己决定。
最后一班飞机,名额有限,局势危急。这份名单的取舍,显示了蒋中正先生身为国家领袖,要做一位中国真正的舒特拉,紧急关头的眼光、胸襟、价值观。
其中傅斯年也是文人学者,他也是名单前线的拟定人,尤其是北大清华南开这个学术圈,谁的学问大、谁对国家元气的保存更有用,傅斯年比蒋介石蒋经国更清楚。
此位置此时决定许多人的命运,傅斯年一定要是公正的君子,不可以有学术界办公室政治的偏见。若平时“文人相轻”,此时是公报私仇的机会,名单上勾进谁、剔除哪个,最后还应该对蒋介石建议或哀求多包括哪一个,傅斯年有最后的把关权。
这个抢救过程,名单上的人,留下还是离开,对故土的不舍、与老婆孩子和朋友之间的商讨和争论,To be or not to be,已经是一场好戏。
打听到别人在蒋介石傅斯年的名单上、自己为什么没有份,那种揣测和失落的滋味,也是另一组人物角色、另一条线上的戏。
比较奇怪的是蒋介石似无候补名单。亦即如ABC不肯上机,可以有D E F来补上。但候补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第二流,自己不是国家精英的第一级,纯粹是因为前面的人退出了、自己的幸运。这条侧缐,在拍剧情片的时候,可以大胆加上去。
蒋介石、胡适、傅斯年这三个关键人物,处此大时代的痛苦心情,更是这场戏的主线。
而且我常常想:1948年,如果已经死去的徐志摩、梁启超、张季鸾还在生,他们会如何取舍?还有几位高僧:弘一法师和虚云和尚,知道共产党来了,他们会选择留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与众生共劫;还是去香港、美国还是台湾,弘佛光于海外?
最后一班飞机,中央研究院学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学人精英,一来舍不得,二来不相信离开了中国,可以继续他们的文化和科学事业。三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更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飞机座位空荡荡,傅斯年和胡适看见了,悲哀至极。
这就是余英时在晚年时在大悟大悲中说的:“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的由来。
香港文青导演许鞍华拍过一部“黄金时代”,其实更应该拍这一出。其实是一部史诗级的群戏,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幕,或者大陆有许多导演都更能胜任。但不可能。这一点,不论GDP有几多,人民有没有饭吃,一个民族是不是懂得反省,尚存几分灵魂,要看这部电影能不能面世。
我相信如果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能捱得下去,他们曾参与管治的那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六四”,这样的电影,应该至少二十前可以面世,全国公映,张艺谋可做导演。观众感动的程度,格局视野之别,当会比香港的“十九岁”之类更深远。
当然,在1948年,如果也有一个导演,将这个过程拍成纪录片,背景是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外,而不是香港的英华中学生和家庭,所拍十日,连剪接不必十年。
1948年年底,这最后一班飞机,由北平到南京,冲上灰暗的天空,飞去台北。时代的巨轮无情辗过,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这个民族,那个城市,在无休止的亢奋、怒哮或哀号的喧腾里,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百年来失去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