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最珍贵的是一手资料，引用二手资料是不得已的，很容易出错的，尤其是引用回忆录，口述历史或间接引述当事人的话，因为囿于记忆问题、心理问题、立场问题，往往各说各话或与事实不符，但是一手资料，只需要求证是不是伪造的。假如不是伪造的，其史料价值都很珍贵。如引用二二八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或回忆录来判断二二八的是非、责任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政府高级官员、中低公务员、台湾一般百姓、外省一般百姓、事变领袖、亲日分子、亲共份子、半山，他们之间的说法不一，是非曲直简直无法论断，需要史家根据个别人物的背景、心态，以及跟官方档案比对才能引用。但是大量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层级较低的档案资料，如各地方警局的资料、乡镇公所的资料、各地学校资料，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或由于数量庞大不可能作假，或由于层级较低，没有理由作假，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经过史家研读，可以呈现历史原貌，可以匡正一些错误的说法。如二二八发生后的动乱情形，政府机关、公私营事业损失状况，各地死伤人数等，都可以根据一手资料作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答案。
二二八死亡人数之谜，从史明所说到十至二十万人，七十年代陈婉真所称死亡人数两万到十万人，陈永兴的两万到三万人，行政院报告的一万捌仟到两万捌仟人，赖泽涵的低于一万人。统计数字逐年下降，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一手资料取代了「血流成河」、「满街尸体」、「见人就杀」这一类形容词。统计死亡人数应以官方档案为准，假如怀疑官方档案的真假，我们首先必须研判官方档案有无作假的动机。我们回到二二八当时的情境，国府在长官公署一再忍让而无法和平解决后决定出兵平乱──至少国府当时认定台湾发生「叛乱」。出兵后成立七个缓靖区，每个缓靖区每天都有战报呈报中央，死亡人数多以个位计，死伤最多的一天也不过十一人[1]。以军人喜欢虚报战功的习惯来看，清乡死伤人数远没有外传的的多，而基层单位对死伤人数之统计更无作假之可能，同时以动机论，当时中央认定二二八是场「叛乱」，出兵的原因是「平乱」、是「执法」，「平乱」、「执法」都没有隐匿死伤人数的理由，何况当时谁会想到二二八有一天会被绿色学者解释成今日的面貌。假如我们对官方档案还有质疑，那么我们应该从更基层的单位如区公所、乡镇公所、医院、殡葬业者的资料来求答案，而不该轻信「血流成河」这一类的形容词来夸大死亡人数，这样会被政客用以达到挑弄族群仇恨的目的。
如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近代史学家关心的一个题目，死亡数字从三十万到数万人各种说法都有，日本学者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神话。
南京大屠杀的官方数字首先见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书中：「计我被俘军民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十九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逾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多年来一直被质疑有无具体的证据，经过海峡两岸学者几十年来的努力，从搜证到的可靠的原始资料有关尸体处理情形如下：
(一)红□字会：该会全称「世界红□字会南京分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会址在城南小火瓦巷，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开始从事收埋尸体。该会会长陈冠麟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向伪行政院长梁鸿志报告称，「掩埋尸体计约四万余具」。据该会收埋尸体的详细记录载，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止，共收埋城内外尸体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
(二)崇善堂：南京市崇善堂为收埋尸体数量最多的一个慈善机构。南京沦陷后，该堂组织了「崇字掩埋队」，由堂长周一渔兼任掩埋队队长，下设四个分队。根据档案纪录，崇善堂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次年五月初，共收埋尸体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七具。
(三)同善堂：该堂抗战前专司殓葬死亡婴孩，负责人黄月轩。南京沦陷后，该堂专间组织了掩埋组，该堂掩埋组共掩埋军民尸体七千余具。
(四）回民掩埋队：南京回民掩埋队组织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后，由鸡鹅巷清真寺的以玛目王寿仁等负责，该队借用「南京回教公会」和「南京红□字会」的名义，收埋回民尸体四百余具。
(五）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将上新河地区死难军民尸体二万八千七百三十具加以埋葬。他们在＜为日寇残害我国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的呈文中说：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
(六）市民芮芳缘等：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在由沙洲圩避难回归时，共义务掩埋尸体七千余具。
(七)南京汪伪政府：一九三九年一月，伪南京市政公署令卫生局，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陵园一带遗骨三千余具。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下关区公所区长刘连祥，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次年一月，组织员工一百余名，先后经日军碇泊司令部工作人员南出发给良民符号一百零四张，以及米油盐菜等，于三叉河、下关一带收埋尸体三千二百四十具。
(八)日军毁尸灭迹者十万具：投入杨子江边用火烧毁者共十万具。
综上所述，如果把所有被收埋的尸体，同日军毁尸灭迹那一部分合并考察，并考虑到毁尸行动之间、毁尸与埋尸之间、毁埋被无辜屠杀同胞与在战斗中阵亡军人之间（据笔者判定，在战斗中阵亡军人约一万人），以及统计方面所可能出现的一些交叉，便可以发现，一九四七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中，认定南同胞「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的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2]
战争是人类最不理性的疯狂行为，战争期间一切道德的约束力量都可能失效，一切罪恶都可能合理化，何况最不受约束的统计数字，历史工作者面对数字问题，非但要慎重，非但要回到当时历史的情境做推敲判断，同时要尊重原始资料，而原始资料层级越低越靠得住。
又如抗战期间，国军是否奋力抗战？日军死伤人数如何？都是令史家头疼的问题，因为根据中共的宣传，国军见了日军老是「闻风而逃」，日军的武器、训练比国军强太多，所以死伤人数不成比例，学者对官方的档案存著怀疑的态度。但是抗日期间日本到华作战之卫生兵狄岛静夫日记之发现[3]，替我们解答了许多历史疑问，我们看看日记有这些内容：
战况不利，大队长战死，接著中队长和小队长相继战死，士兵也不断战死。九日早晨，在敌军的反攻中，加纳部队也遭到被全部歼灭的悲惨命运。整个联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分散在泥泞的田野中。（昭和十二年十月六、七、八、九日）
……支那军出乎意料地顽强，一点退却的意思都没有。对阵在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支那军的坚强极大地削弱了我军的士气，我觉得我们的联队好像全部被消灭了。这样的战斗，说它是激战、苦战都不够，它是真正的惨战！（昭和十二年十月九日，年末补记）
在我军冒死突击之下，在地堡内有来不及逃走的敌军小队长带著二十余名士兵与地堡共存亡。我们进入地堡搜索时发现，这些敌人是在濒死之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的。敌军的小队长和他的士兵一同壮烈而死。（昭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我们拿著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昭和十四年四月三日）
前天抓到的那些密探，在这样酷暑的炎阳之下被铁丝捆绑，有几个人断了气。入夜以后，只留下了一个首领，其余的人都处理掉了。（昭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我们的部队出动，一口气占领了祖师庙和冈下前罗村，并且把这一带的村庄放火烧光。（昭和十四年五月八日）
我军果断地扫荡了各个村落，烧光了全部村庄。（昭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狄岛静夫之史料价值珍贵无比，理由如下：
一、狄岛静夫为一低阶之日本兵，记日记为个人之生活习惯，其内容无作假之动机，乃珍贵的一手资料。
二、同时发现的有二百多张照片，照片遍及当时中国许多都市、乡村，更无作假之可能。
三、日记中大量记录，日军遭到国军顽强抵抗之情况，及日军重大死伤情况。
四、狄岛静夫在华三年焚烧过壹千多具日军尸体，可见战况之惨烈。
五、狄岛静夫在华三年，该旅团五千多人，存活者仅三百多人，可见日军伤亡之惨重，出乎许多史家预料之外。
六、日记中有班长邀狄岛杀中国战俘「试刀」以及烧农村的记载，可见日军之残暴，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一手资料的出现，渐渐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可以让共产党不得不承认抗日是国民政府主导的；一手资料的发现可以还原抗日真相，可以澄清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及在华日军伤亡情形的疑点；一手资料的出现也可以证明二二八死亡人数被夸大到什么程度：六百多人的死亡竟被别有用心者夸大到二十万人。这些事证都应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史家应该努力发掘一手资料，更应该尊重一手资料。
【二·二八事变的省思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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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湾警备司令部击毙俘获以及自新之暴徒统计表─《台湾省文献会二二八文献实录》第437页。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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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變斃俘自新暴徒統計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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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擊斃 |
俘虜 |
自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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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綏靖區 |
11 |
51 |
5 |
|
基隆綏靖區 |
19 |
22 |
46 |
|
新竹綏靖區 |
3 |
17 |
91 |
|
中部綏靖區 |
7 |
19 |
2,818 |
|
南部綏靖區 |
0 |
384 |
0 |
|
東部綏靖區 |
3 |
92 |
62 |
|
總 計 |
43 |
585 |
3,022 |
[2] 台北《历史月刊》第三十一期,七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第106页,作者孙宅。
[3] 《狄岛静夫日记》，四川建川博物馆收藏,立绪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