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后，北京有着两大主流血统。
一是“土著血统”。带有这样血统的人被称为“老北京”，其父母或祖父母辈世居北京，他们散落在北京的胡同和大杂院中，一口字正腔园的“京片子”，讲究着从“大清帝国”遗留下来的“老礼数”，延续着他们走街串巷的“平民生涯”。
还有就是“红色贵族血统”。带有这样血统的人在北京一般统称为“干部子弟”。然而，“干部子弟”内部的认同与一般老百姓还不一样。干部的孩子不等于“干部子弟”，你的父母应是行政十三级以上，或有“厅局级”以上的待遇（部队应为师级），才能够算“干部子弟”，称得上“红色贵族”。“红色贵族”的父母们大都是跟着毛泽东进京的所谓“老干部”，属于“打江山”的一代。他们操着外地口音，或蹩脚的普通话，按着新中国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北京人”，他们的子女自然就生长在北京这块土地上了。尽管“老干部”们大都出身社会底层，但他们的子女确造就出了北京特有的“红色贵族文化”，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表现出不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优越感”。
“红色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的“大院文化”。
在北京，党，政，军各部门林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些部门大都在北京“皇城”外围（个别机关在城内）“圈”得一块地，盖起了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加上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再有森严的门卫，老百姓是肯定不得其门而入的。“大院”的里面则是一个“小社会”，工作区，家属区，娱乐体育场所等一应俱全。北京西郊大部分是军队“大院”，有“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后大院”等军事单位。北京的三里河，还有和平里一带则是国务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占据北京最好地理位置的“大院”当属位于景山后面的总参“地安门大院”和沙滩后街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大院”，以及位于府右街南口的统战部“大院”。这些“大院”里面是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
生长在这些 “大院”围墙后面的“红色贵族”们至今依然对“大院”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红色贵族”们的孩提时代基本在“大院”里渡过，在他们的眼中， “大院”带有母性色彩，摇篮搬地呵护着他们，宽容地近乎纵容，在“大院”里可以任意张扬出他们的野性。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的小说 ‘动物凶猛’改编），通过对一群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心理活动的描写反应出了这种“大院文化”：“红色贵族”血统给了“大院”里孩子们优越感，优越感使他们敢于撒野，撒野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是成长在“大院”里的“正宗的”革命接班人。“红色贵族”们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北京文化中。
曾经登峰造极的“血统论”是“红色贵族文化”里最令人痛恨的一部分。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色贵族”们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在他们的语言中充斥了对一般“平民”子弟的蔑视，象什么“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对于出身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孩子，干脆就直呼其为“狗崽子”。“血统论”表现出了“红色贵族”们兽性的一面。凡是不属于“红色血统”的人，在“红色贵族”面前完全失去了自尊，任由“红色贵族”们欺压，稍做反抗就有可能遭来灭顶之灾。文革中的“血统论”使“红色贵族”们与一般北京老百姓格格不入，甚至尖锐对立。然而，报应也来的甚快。当毛泽东把文革的矛头指向他们的老子时，“红色贵族”们立刻遭到“平民”子弟的猛烈反击，许多“红色贵族”如同“丧家犬”般地遭到追打围殴，但他们基本上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文革结束后，一些“红色贵族”著书立说，描述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试图为“红色贵族”增加一些崇高，但或许他们应该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让人们看到那时的“红色贵族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剧，这样反而会赢得人们的几分尊敬，因为悲剧里面的丑恶东西最能印证出什么是美好的。
精英意识是“红色贵族文化”里最大的特点。
“红色贵族”们的精英意识并不是源自于他们所受的教育高低，而是来自于他们所进的中学。文革前的北京中学等级分明，学校的名气和有多少“红色贵族”成正比。文革前，“红色贵族”们大体集中在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的几所中学里面。海淀区有：北京一零一中学，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中学，育英中学，“十. 一”学校等。西城区有：景山学校（也许是东城区），北京男四中，北京男六中，北京男八中，北京女一中，北京师大女附中等。这里面名气更大一点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男四中，八一中学和景山学校。现今中国部级以上官员来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京男四中的人不少。八一中学集中了军队干部子弟。景山学校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一所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学校，中央直属机关的许多干部子弟就读这所学校，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面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他们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以精英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