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不是坏人，和谐社会也不是坏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好人与好事，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及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错误的组合，情况可能更糟糕。在我看来，胡锦涛与和谐社会是一种错误组合。历史上也有一个以“和谐”为己任的人，一样的假大空，他就是走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亡国之君。
从英国的宗教改革算起，查理算是第四代领导人。最初，曾祖辈的亨利八世发动新教革命，举国疯狂，斗教士砸庙宇，比文革极左有过之无不及。接下来，爷爷辈的伊莉莎白一世不得不改弦易辙，改革开放，又经过了父王詹姆斯一世的兼收并蓄，大致相当于“资本家入党”，到了第四代查理一世时，四海平定，大不列颠的一统天下充满生机与希望。
但是，歌舞升平的后面永远是危机，繁荣兴旺的后面永远有矛盾，因之，查理推动“和谐社会”不能说是坏事，但几年下来，原本可控制的危机全面失控，原本可调和的矛盾全面激化。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烈的全面内战，几十年动乱不定。马克思说，这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变革了，但未能与时俱进地调整上层建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政治改革，相反，查理强化一党专制，那时叫一教专制，特别是要恢复曾祖时期的一教专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返祖搞极左。焉能不崩盘？
马克思的高论，我固然无力反驳，但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许，查理一世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及错误的历史条件下的错误组合。换言之，查理不是很坏的君王，不像亨利八世那样嗜杀无度，也不像詹姆斯一世那样花花公子，相反，他是要“执政为民”的，人家的“全面小康”也是有鼻子有眼的，但结果如何呢？他闹出来的人命超过前三代的总和。在我看来，查理的悲剧在于他少了三根筋：一是谦卑，二是宽容，三是人性。当然，换个历史场景，这么大的官，有这么点缺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可能是致命缺陷。历史常有这种阴差阳错。
回到现实，胡锦涛人不是很坏，但上述三根筋似乎也不是很强。因为，喜欢装孙子的人很少谦卑，热衷于假大空的人很少人性，意识形态的介面狭窄的人很少宽容。更令人担忧的是，胡锦涛重复着查理的错误。当年，查理热衷于意识形态，正像毛主席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查理最讲“认真”，虽然他不是共产党。查理不但要一统天下的思想理论，而且强迫统一祈祷、统一仪式等，今天，胡锦涛不也是这一套吗？只不过当年的主教办公室变成了今天的中宣部，当年的祈祷文变成了今天的先进性。其实，查理不搞意识形态治国，大家还可以稀里糊涂的过，但一认真起来，长老教会不服了，新教牧师也不买账了。同样，胡锦涛一“先进”，知识份子不服了，民间人士也不买账了。怎么办？查理一世的回答是：加强中宣部控制，但这恰恰是统治集团分裂的开始，英国全面内战的序幕。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觉得不可思议：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你强迫大家一个脑袋，一个教会，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有多“先进”，然而事情就是这样讽刺，查理一旦“先进”了，就不可能不这样强迫大家，而且非要服从他这个丹顶鹤不可。这能不出事吗？意识形态一旦傲慢，谦卑便无影无踪，查理与锦涛，仲伯之间也。究其根源，皆因为缺少人性这根筋。两个人都是党性超强、人性羸弱，对民情社会没有感觉，对假大空感觉丰富细腻。假如查理活在今天，处理松花江的苯污染，一定与胡锦涛一模一样。总之，都是满脑子假大空，都是一张嘴伟光正，连说话口气都很相像，如此超越历史与文化，让我叹为观止。
更有甚者，查理一世的小肚鸡肠名闻遐迩，胡锦涛的“宽宏大量”也很有名，连盲人陈光诚、艺术家严学正这样的人都要判刑，非政府组织皆有颜色革命之嫌，知识份子都离经叛道，老百姓都想造反，诺大中国，大概只有他的宝贝儿子与亲信马屁不是敌对势力。当年查理就是这样制造敌对势力的，今天锦涛也在如法炮制，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宽容这根筋。
王朔小说《编辑部的故事》刻画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很多人看过电视连续剧。其实，查理一世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但是英国人当时太把“吾王”当真了，结果演成了历史悲剧，空前的浩劫。有鉴于此，我们要增加一点幽默感，鼓励总书记入戏，争取把“胡锦涛时代”演成喜剧。其实，胡锦涛做马列主义老太太，主观条件完全具备，正因为缺少这三根筋，我们只是提供客观条件，笑出声来，渲染喜剧效果而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转眼，又来了一个假大空。大家都是戏中人，不妨放开胆子随时说：锦涛同志，是不是又冒傻气了？大家如果能坚持这一点言论自由，一来可以避免胡锦涛上断头台，二来可以避免全面内战。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