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时代前传：胡锦涛被遗忘的黑历史
开场
Hello，大家好，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妖酱。这是我们油管节目的文案，不喜读长文的朋友，欢迎看油管视频。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伸手去拿桌上的文件，旁边的人把文件按住。两名工作人员半扶半架地让他离开座位。他停下来，对习近平说了几句话，习近平没有回应；又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没有回头。随后，胡锦涛被带离会场。
很多人把这一幕看作胡锦涛时代的葬礼，也因此开始怀念那个经济高速增长、领导人按时交班、网络似乎还有一点空间的年代。
但如果认真梳理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那些正在被遗忘的黑历史并不难找。你会看到一个与“温和、克制、不折腾”截然不同的胡锦涛。
今天，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被习近平衬托成“温和派”的前任。
第一章真话的边界
2003年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只有十二例非典病例，其中三人死亡，形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面对一名戴着口罩的外国记者，他甚至笑着说，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安全。
七十一岁的蒋彦永坐在电视机前，越听越愤怒。他是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刚刚向三家军队医院核实过数字：301医院有四十六名病人，302医院有四十名，309医院有六十名，其中七人已经死亡。北京官方公布的全部病例，还不到一家医院实际收治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蒋彦永写了一封八百多字的信，发给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他在信里列出自己掌握的数字，指责张文康丢掉了一名医生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并声明自己愿意对信中的内容负责。
两家电视台都没有播。四天以后，外国记者找到蒋彦永，信的内容才传到全世界。北京隐瞒疫情的真相再也压不住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随后被免职，此后，官方每天公布疫情数字，大批病人被集中收治。
这时候，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才五个月，温家宝出任总理也不到一个月。新领导层处理非典的方式，让很多人第一次产生了“胡温新政”的想象：他们似乎愿意承认错误，也愿意容忍说真话的人。
同一年，《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孙志刚在收容站死亡的真相。舆论最终推动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一个医生揭穿疫情，一个年轻人的死亡改变恶法，胡锦涛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开明”的光环。但胡温的开明，从一开始就有禁区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后来人们经常用这“三贴近”证明胡温时代的开放。可在同一次讲话中，胡锦涛也把边界说得更加清楚：“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所谓“贴近群众”，从来不等于媒体属于群众。新闻可以揭露一些问题，但解释问题的权力必须留在党手里；记者可以帮助中央发现地方官员的过错，却不能把媒体变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民众总是选择性记住了“三贴近”，却在党媒的宣传中忽略了胡锦涛设下的边界。
蒋彦永很快就碰到了这条边界。
2004年2月，他又写了一封信。这一次，他要求中共重新评价1989年北京那场流血镇压。蒋彦永在信中回忆，那个夜晚，他所在的301医院在两个小时里收治了八十九名伤者，其中七人没能活下来。他亲眼看见没有武器的学生和市民被送进急诊室，因此要求中共承认错误。
第一封信让蒋彦永成为英雄，第二封信让他失去了自由。
6月1日，蒋彦永和妻子准备前往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还没有到达，两人便被带上一辆装甲车，送往秘密地点。妻子两个星期以后获释，蒋彦永被关了四十九天。没有逮捕证，没有审判，也没有一项公开罪名。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军队正在对他进行“帮助和教育”。
所谓帮助和教育，就是每天接受政治学习，再写七页思想汇报。负责看管他的人要求他承认，给中共领导人的那封信是政治错误。蒋彦永连续一个月交出几乎相同的答案，拒绝改变自己对那场镇压的判断。
七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回到家中，但自由并没有回来。接受采访、会见访客、离开北京和出国，都要得到军方批准。此后，他长期受到软禁和出行限制。直到去世，他的名字仍然是中国网络上的敏感词。
蒋彦永的两封信，准确划出了胡锦涛允许说真话的范围。
真相一旦指向这个政权本身，说真话的人就从英雄变成了需要被“教育”的对象。在胡锦涛眼里里，真相不是公民拥有的权利，而是最高权力根据需要使用的工具。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们很快也明白了这一点。孙志刚报道为胡温新政赢得了掌声，这份报纸的管理层却付出了另一种代价。2004年3月19日，法院以分配单位奖金为由，分别判处喻华峰十二年、李民英十一年。二审虽然改为八年和六年，两个人仍然被送进监狱。同一天，报社总编辑被警方带走，关押五个月，最终没有受到起诉，却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2006年，类似的场面又出现在《中国青年报》。旗下《冰点》周刊发表袁伟时的文章，质疑历史教科书对近代史的叙述。文章刊出十三天以后，《冰点》被勒令停刊，两名负责人被撤职。一个多月后，刊物获准复刊，但原来的编辑没有回来。复刊第一期用整版篇幅发表的，正是一篇批判袁伟时的文章。
这就是胡锦涛时代媒体控制最迷惑人的地方。胡温确实留下过一点新闻空间，社会也记住了那一点空间；但当报道产生全国影响，或者记者试图把偶尔开放的空间变成一项稳定的新闻权利，最高权力就会迅速下手。抓走几个媒体人，撤掉几个负责人，让整个行业看见越线的代价，其他编辑部自然会学会沉默。
传统报纸还可以通过撤换负责人重新控制。可就在这几年，互联网迅速普及，每天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登录论坛、开设博客、转发新闻。胡锦涛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把编辑部里的那条红线搬到每一台电脑上。
第二章高墙落成
2005年3月16日下午三点，许多清华校友像往常一样打开水木清华BBS，屏幕上却出现了一行红字：“从即日起，BBS水木清华站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限制校外IP访问。”
这个已经运行十年的论坛，最多时有两万多人同时在线。人们在这里谈校园生活，也讨论新闻和社会问题。限制生效以后，百分之八十二的用户无法登录。一个月后，服务器被学校接管，一百五十一名版主集体辞职。差不多同一时间，北大未名、南京大学小百合等高校论坛也转为校内访问，要求实名注册。
那时的中国互联网，还没有今天这样完整的平台审查系统。论坛就是最活跃的公共空间，大学BBS尤其聚集了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胡锦涛政府先向这些论坛下手，把彼此相连的公共空间重新变成学校可以控制的内部公告栏。
2006年1月，Google推出中国版搜索引擎Google.cn。为了进入中国市场，Google同意按照北京提供的规则过滤搜索结果。每当用户查找某些内容，页面底部便会出现一行小字：“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行字成为一代中国网民的共同记忆。它第一次如此直白地告诉用户：你要找的东西确实存在，搜索引擎也知道它在哪里，但是有人不允许你看见。
一年以后，胡锦涛在中南海给出了答案。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互联网专题学习，胡锦涛亲自主持。他提出，要“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还要“净化网络环境”。他要求各级政府同时使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和行业自律等手段，并建立专门的管理队伍、舆论引导队伍和技术研发队伍。
这不是一句临时应付某次舆情的讲话，而是最高层确定的网络控制方案。删帖只是最简单的一步。网站负责自我审查，地方政府建立队伍，技术公司负责过滤，宣传部门负责引导，公安机关负责找到不肯闭嘴的人。互联网可以发展，但舆论主导权必须留在党手里。
胡锦涛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帖子被删除、论坛被关闭，网民不再直接说自己遭到审查，而是说内容“被和谐了”。很快，“和谐”又被写成读音相近的“河蟹”。一只横着爬、挥舞钳子的螃蟹，从此成了网络审查的代号。
胡锦涛本来想用“和谐”定义自己的时代，中国网民却用“河蟹”记住了他。
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信部、公安部等七个部门发起“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门户网站被逐批点名，博客、论坛和个人网站大量关闭。到当年6月，官方宣布已经关闭四千多家网站。
就在这场整治中，一种名叫“草泥马”的动物突然出现在百度百科和各大论坛。它生活在“马勒戈壁”，最大的敌人就是“河蟹”。网民为它制作儿歌、动画和伪纪录片，让这群动物在戈壁上抵抗河蟹入侵。
所有人都听得出这些词的谐音，却很难仅凭字面给它定罪。草泥马不是一个单纯的粗俗笑话，而是中国网民在审查中发明的一套政治语言：不能直接骂，就用一只动物代替；不能直接说审查，就说河蟹来了。说话的人好像在开玩笑，听得懂的人都知道他在反抗什么。
但语言游戏挡不住越来越高的墙。YouTube在2007年10月第一次遭遇整站封锁，几天后又恢复。你没听错，今天必须翻墙才能看的油管，当时在大陆大部分时间还能直接登录。2009年3月23日晚，中国大陆访问YouTube的流量迅速下降，第二天接近于零，此后再也没有正常恢复。
两个月后，工信部又准备把过滤系统推进到你书房里的个人电脑。5月19日发布的文件规定，从7月1日起，所有在中国生产、销售以及进口的电脑，都要预装一款名叫“绿坝—花季护航”的软件。中央财政为此支付了四千多万元。
官方说，绿坝只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不健康内容影响。研究人员测试软件后，却发现它还会过滤政治和宗教词汇，可以在用户没有得到提醒的情况下更新敏感词名单，甚至会关闭浏览器、电子邮件和文字处理软件。更严重的是，程序存在安全漏洞，黑客可能借此查看屏幕、复制文件，甚至远程控制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