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坝意味着网络审查不再只设在国际出口和网站服务器上，而要直接装进每个人买回家的电脑。计划引发中国网民、电脑厂商和国际企业的强烈反对。6月30日晚，距离强制预装只剩几个小时，工信部宣布推迟实施。绿坝没有完成全国铺设，但它让人们第一次看清，北京希望把审查推进到什么位置。
就在绿坝争议最激烈的时候，境外社交媒体开始从中国网络上消失。2009年6月2日，64事件二十周年前夕，Twitter第一次遭到全国封锁。短暂恢复以后，7月初再次被封，此后一直无法正常访问。Facebook则从7月7日开始在中国大陆大面积消失。
7月初的全面封锁发生在乌鲁木齐冲突以后。此前，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流传出针对维吾尔工人的虚假指控，引发汉族工人围攻。两名维吾尔工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7月5日，乌鲁木齐最初举行的是要求调查韶关事件的和平示威，随后演变成严重的族群暴力。维吾尔人袭击汉族市民，汉族人随后也展开报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197人。
胡锦涛政府对这场悲剧的回答，是让整个新疆从互联网中消失。网络、手机短信和国际长途电话被大面积切断。当地商人无法收发订单，有人不得不到邻近省份发送邮件。直到当年12月底，新疆居民才获准登录新华网和人民网，而且不能留言、不能进入论坛，也不能使用邮箱。
2010年5月14日，新疆才恢复完整的互联网服务。整整十个月，七百多万网民被切断与外界的正常联系。Facebook和Twitter却没有随着新疆恢复网络通信而解封。一次以紧急状态为理由的封锁，变成了覆盖全国、长期存在的新边界。
Google很快也走到了这条边界面前。
2010年1月12日，Google公开宣布，公司和二十多家美国企业遭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调查还发现，一批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长期遭人入侵。Google同时表示，不愿再继续审查Google.cn的搜索结果，并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如果无法提供不受过滤的搜索服务，它将退出中国市场。
第二天，北京气温在零下十度左右。人们陆续来到中关村的Google中国办公楼前，在彩色标志旁放下鲜花、蜡烛、卡片和白酒。有人写下“谷歌，真汉子”，有人写“珍重，再会”，还有人留下了一本英文版《1984》。一家互联网公司可能被迫离开中国，送别它的人却像在提前参加一场葬礼。
园区保安很快开始清走鲜花，并告诉后来的人，献花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否则就是“非法献花”。这个荒诞的新词当天传遍网络，相关帖子和百科词条随后又被删除。“非法献花”本身，也被列入了不能正常搜索的内容。
两个月的谈判没有结果。北京时间3月23日，Google停止审查Google.cn，把中国版搜索服务转到香港。中国用户再次输入网址，页面上只剩下一句话：“欢迎您来到谷歌搜索在中国的新家。”
四天以后，《重庆晚报》刊出一篇《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文章把Google写成一种来自美国加州的“搜索隐禽（引擎）”，因为无法抵抗天敌“河蟹”，只能举族迁往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Google所在的中关村变成了“鸟关村”，百度则被写成一种即将称霸中国的“毒鸟”。
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出现一句政治批评，却让所有读者都看懂了。文章很快被网站删除，中宣部随后将它定为“严重政治差错”，要求其他媒体不转载、不报道、不评论。
从“河蟹”到“草泥马”，再到“古鸽”，中国网民的表达似乎越来越幽默，实际上却是正常说话越来越困难。每多发明一个谐音词，就意味着又有一句话不能直说。
防火墙技术并不是从胡锦涛上台那天才出现，但在他执政的十年里，它完成了最关键的转变：从过滤几个词语，发展到封锁整个平台；从限制一所大学的论坛，发展到切断一个自治区的互联网；从要求中国网站删帖，发展到要求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接受审查，否则就离开中国。
2014年，习近平政府进一步切断中国大陆用户对Google香港搜索、Gmail等境外服务的访问。但在习近平上台以前，YouTube、Twitter和Facebook已经在胡锦涛时代遭到长期封锁；Google也因为北京坚持审查搜索结果，被迫在2010年把大陆搜索服务迁往香港。习近平把墙修得更高、更密，胡锦涛则完成了把中国网民关进墙内的关键基础工程。
第三章公园与空椅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当局宣布在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和世界公园划出示威区域。任何人只要提前五天申请，得到公安机关批准，就可以在那里合法表达诉求。这个安排被当作中国履行奥运承诺、尊重表达自由的证据。
整个奥运期间，北京公安共收到七十七份申请，涉及一百四十九人。官方最后宣布：七十四份经过“协商”后撤回，两份因为手续不全被暂停，一份不符合法律规定。批准的数量是零。
七十九岁的吴殿元和七十七岁的王秀英，因为住房在2001年被强拆，想在奥运示威区申诉。两位老人接连四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办理手续，第一次便被盘问了十个小时。8月17日，她们收到一份日期写着7月30日的决定书：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劳动教养一年。
两人当时没有被送进劳教所，而是留在家中受监控；一旦违反限制，就可能被立即收走。第二天，她们又去递交申请，警察告诉她们：既然已经被劳教，就没有资格申请示威。
这套程序的荒谬之处正在这里。政府先告诉世界，中国公民可以依法示威；两位老人相信了，认真填表、反复申请；随后，同一套权力又用们的申请证明她们需要被劳教。公园是真的，申请表是真的，法律条文也是真的，唯独依法表达的权利是假的。
北京奥运是胡锦涛政权向世界展示“盛世中国”的头号国家工程。2008年6月27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亲自部署奥运筹办最后阶段的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卫。北京为此动员了五万名警察，以及一百多万名民兵、巡逻队员和安保志愿者。所谓“平安奥运”的政治标准，不是抗议者能够安全表达，而是所有抗议都不能真正发生。
同一年，四川地震让这种逻辑更加刺眼。地震发生两个小时后，温家宝飞往四川。接下来的几天，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衣，蹲在废墟旁指挥救援，对着被掩埋的孩子喊话。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些画面，一个亲民、流泪、和普通人站在一起的总理形象由此达到顶峰。
5月18日，胡锦涛也站在什邡市蓥华镇的救援现场，高声喊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对胡温来说，这场灾难同时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宣传：温家宝负责展示亲民，胡锦涛负责展示坚强，官方媒体则把救灾拍成胡温政府“以人为本”的证明。
真正的考验，不是领导人在镜头前流泪和喊话，而是镜头离开以后，遇难学生的父母能不能追问责任。记者一度获准进入灾区，但当人们开始追问，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垮了，周围一些建筑却还站着，这种自由便迅速结束。
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教师刘绍坤走访灾区，拍下倒塌校舍，把照片和对工程质量的质疑发到网上。6月25日，他被带走，理由是“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秩序”，随后收到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没有公开审判，也不需要法院判决。
胡锦涛时代允许你拍摄灾难，却不允许你追问灾难为什么发生；允许你赞美救援，却不允许你追问那些学生为什么会死在本应安全的教室里。
2008年12月8日，作家刘晓波在北京被带走。《零八宪章》原定两天后公开；因为刘晓波突然被捕，文件提前流出。最初参与联署的有三百零三人，他们主张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要求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和宪政改革。没有武器，没有地下组织，只有一份文件和一串签名。
刘晓波被带走十天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他在讲话结尾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实现目标。中国社会后来常常只记住“不折腾”三个字，觉得这是一位谨慎温和的领导人对安稳生活的承诺。
但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意思就完全不同。胡锦涛所允许的改革，是共产党继续掌权之下的经济改革；刘晓波提出的政治改革，则属于必须被消灭的“折腾”。前者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后者连讨论都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2009年6月，刘晓波被正式逮捕。12月23日，审判只用了几个小时；圣诞节当天，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他十一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判决书列出的核心证据，是他写过的六篇文章、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以及他利用互联网传播这些文字。
胡锦涛政权用一次正式审判，把一个只发表文章、参与起草文件的人送进监狱十一年，也把自己对“改革”的真实边界写进判决书：经济可以开放，市场可以扩大，奥运会可以邀请全世界政要；但谁若要求权力接受选票、法律和言论的约束，谁就会被当成国家的敌人。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两天后，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丈夫。刘晓波哭了，他说这个奖应该献给1989年北京镇压中的死难者。
刘霞回到北京，随即失去自由。她的电话和网络被切断，访客被拦在门外。她没有被起诉，也没有收到任何判决，却被警察看守在家中。
两个月后的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市政厅举行颁奖仪式。舞台中央摆着一把蓝色椅子，椅子上放着证书和奖章，却没有领奖人。刘晓波正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北京家中。
那把空椅子的画面传遍世界，在中国却迅速遭到封锁。网站删除图片，搜索受到限制，连“空椅子”也成了需要小心使用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