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怪物：一方面，受制于言论钳制的严酷现实，它不可能为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增添真正原创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又为无数弱小的生命提供了数不清的诉求与诱惑。
流行文化就在这一场寻找温情，寻找刺激，寻找适度的欢快与无休止的精神按摩运动中粉墨登场。
杂志：饥馑心灵的盒饭
目前的流行杂志，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所谓社会文化类，是以专门刊登丑恶事件著称的，名为纪实，实为纪虚，什么《老夫少妻的烦恼》，什么《七十岁的老太和三个面首的传奇》，什么《给老公找情人》，《给太太做媒婆》等又臭又长的文章触目皆是；或以专门爆炒残疾人为生，残酷地呈现他们的不幸，无休止地放大他们的痛楚，使人看后不会像读吴运铎、张海迪故事产生一种对生命毅力的膜拜，只使人恶心、头晕并伴有轻微房颤。我有时甚至怀疑，这些文章的作者和杂志的主办者都患有虐待癖的心理疾患。
第二类是情感类，是以专门赚取市民的眼泪，充实自己的腰包为目的的。我怀疑这些文章的作者多半是些小学刚毕业，初中没考上的失足青年，或者自小受父亲追打，有恋母情结的苦孩子。所以，文章一开头总是说，“那一天，梅走了，天正下着小雨……”，或者以《年轻真好》、《记忆中的蝴蝶结》、《青春无梦》为名出集子，以换取几个没有头脑的女中学生用长满冻疮的手给他们写诸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之类的求爱信。
这些精致的小口编出的精致谎言，除了经营手帕店的老板外，没有人从中受益。但我们想想这些作者和杂志的经纪人都是些有病（自恋或恋母癖）的人，所以也不容易，但同时我们得劝告这些人，既已出生就得坚强面对人生。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凄凉，缩起脖子装小，想回到母体那庞大而温暖的子宫中，未免太不实际。
最不能饶恕的是一些所谓科普类杂志，名为科普，实为“谎普”，是一些垃圾的制造者。作者多半是些文抄公，一把剪子、一瓶浆糊的手工业作坊主。他们往往以科普创作组的名义制造文章，丈夫从各类报刊上剪下材料，拼合成篇，妻子则负责誊写，七十岁的老娘也不能闲着，她负责熬熟一锅面糊，将文章塞进信封，粘好邮票，儿子就把他们按一稿千投的标准装成几麻袋，用三轮车蹬着送到邮电局。他们不是高士其，他们不怕五雷轰顶，今天说要给人治病，明天要给人美容，胆大的你试试，管保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朋友郭世平，这个自称为“科普战线上的轻骑兵”，在一家美容杂志社供职多年，却从来没有给家人透露他的单位名称，他说，我妈知道后会把我打死。可是不幸有一次在家喝酒，露了马脚，他妈竟痛哭流涕，卧床不起，认为可能是“祖坟不对，生了这么个伤天害理的儿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遂后就拿出终生的积蓄，想用重金把儿子从这家杂志社赎出。
相声：失去笑声的艺术
相声本是一种民间艺人在台下练习台词的技术，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却奇迹般地成为一门融娱乐性与讽刺性于一体的表演艺术，成了每台晚会，每场演出的压轴戏。直到现在，我每当想起冯巩撅着他那美妙的小嘴说“领导，冒号”，或者在讲《小偷公司》的段子时，我的心情就无比激动。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一看电视上说相声，我就条件反射似地换频道。因为现在它已沦落为一种庸俗的市侩调情和色情游戏，甲给乙当爸爸，乙给甲称姐夫，甲说：你看你的肚子像红庙坡，乙说，别只管说别人，你的嘴巴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聊的人身攻击加上弱智的语言游戏就构成了今天的相声艺术。
然而，观众还是不笑，怎么办？他们就泪流满面地在台上一会儿学驴叫，一会儿学狗咬，一会儿摇头摆尾地在台上扭模特步，一会儿翘起兰花指学女人涂胭脂抹粉。每当到了这时候，我就想起《王子复仇记》中哈姆莱特嘲弄小丑的一段话，“他们说话不像人在说话，走路也不像人在走路，他们仿佛是什么笨兽捏出来的，而且捏得是那样的叫人恶心”。
有一次，我打开电视看到了我久违的冯巩先生，他说一个什么段子，使足了浑身解数观众还是不笑，就纳闷地鼓动：“你们怎么不笑呀？”现在我来替他回答，因为相声艺术是一种讽刺艺术，离了讽刺，任何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都解救不了它的贫困。你以为你还处在启蒙思潮中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短暂的一去不返的文艺复兴期。现在人家自吹是盛世，你想讽刺谁？除非由冯巩带队（因为他曾是我所尊敬的天才艺术家），率领一帮相声界同行，逐个挠观众的痒痒；或者每次开场前，凡到场的观众人手一杯杏仁露，里面全都放上兴奋剂，他不笑才怪。
热线：主持人和听众的相互撒娇
这年头，睡不着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要么，怎么涌现出那么多的“零点热线”，又是寻医，又是问药，又是失恋了以后怎么办？又是丈夫过了十二点还不回家，能否断定他跟小蜜私通？甚至连用什么尺寸的胸罩，什么牌子的卫生巾也问主持人。当然这些主持人都是些万能博士，什么都懂。一会儿指导人对付失眠，一会儿教女生考数学，一会儿给一个有第三者插足的老女人出主意，一会儿给一个出租司机治脚气。每当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就纳闷地问自己：这些人怎就不瞌睡？怎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听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唠叨？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双重撒娇，双方都是些夜半渴望抚摸的人。主持人多半患有一种佛洛伊德叫“窥阴癖”的病，而这些打电话的听众则有自恋情结或者患“暴露癖”的精神病，二者一拍即合，互相满足。
有人唉叹：“热线把人宠坏了”，人们变得不再自信，只要稍微有点不舒服，就打电话寻医问美；只要稍遇点麻烦事，比如坐公共车碰了个脚趾头，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叹“人生如梦”，吓得主持人赶紧说：“对酒当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问话者也怪，立即破涕为笑，信誓旦旦地说，今后一定“热爱祖国”、“重新做人”。
他们往往说一口软绵绵的港台话，拿腔拿调，吐字不清。主持人爱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怎么怎么……”或用“嗯、呀、吗、咪”之类语气词，最多的时候则是用“怎么说呢？”“就是说……”之类有意隔断的话来掩饰他们的思路不清。诸如此类的撒娇腔已蔓延到了电视节目和报刊“读者热线”的主持人之间，势头很猛。每次听这些话，我就对自己的处境绝望，怎么跟这些人活在一个世界上？
散文=酒足饭饱+调情
这些所谓的生活散文，完全诞生于市民衰退的心灵和低贱的人格之中。这些心灵和人格已丧失了存在的所有激情。他们浑噩麻木地在世，只是为货币和一切被货币侵蚀过的物品而奋斗终生。他们不相信什么理想和主义，他们只信奉自然主义——生理自然主义，他们吃饱喝足、说三道四、相互打探隐私，嘲笑和藐视一切永恒和正义，毫无保留地放逐一切与股票无关的崇高，他们掏空了心灵，随时准备接纳来自物质领域的全面占领。
市民作家梳光了脑袋，戴好了金利来，拿起一支秃笔，披挂上阵了。
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项书写性灵的神圣使命。他们写作，只是为住房、为职称、为办农转非、为给小舅子转入团关系。一句话，为赢得一份来自市民邻居的敬畏，他们不惜熬油点灯，并随时准备下跪。“他们形而上的思考是被肉体的痛苦打断了，而肉体的痛苦又被猪肉和住宅的获得打断了”，一个文化批评家如是评说他们的写作。
在泛滥于整个国家的散文运动中，我只看到两杆破败的大旗迎风飘摇。
第一类是酒足饭饱。这些人往往是些死人或唠叨的老人。周作人讲饮茶，梁实秋谈饮酒，林语堂絮说法式牛排，汪曾祺则爱吃过桥米线——对于一个刚结婚的主妇来说，买一套这些人的散文集，你就不用买《烹调大全》或《主妇手册》了。当然由此推演的吃喝拉撒、烟酒糖果、花鸟虫鱼、感冒药方、进退揖让也全在这个系列里边。
第二类是调情。“花看半开，酒喝微醺”之后，当然得寻点事做。做什么？调情。《初为人妻》、《家有懒夫》、《老公今夜不在家》、《把丈夫赶进厨房》、《请你别摸》等一些肉麻的、通篇布满了小布尔乔亚式的浅薄无聊文字，似乎已充斥了每一份报刊的周末版和杂志的“生活”栏目里。
对于这场发生在城市的文学革命，我几乎目瞪口呆。因为在那些过去的岁月里，市民作家曾出现过一些辉煌的姓氏：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和李卓吾。他们一度曾是《诗经》的撰稿者，《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直接草创人。不幸的是，上述业绩被历史的风雨剥蚀，琴弦俱断、落红弥空。韩柳的后裔如今只在兜售隐私和八折优惠自己的灵魂。他们没有能力为中国文学再次提供动人的文本，只是用自己的矫情和笔耕不辍为印刷部门和废纸收购商的钱囊鼓胀做着卓越的贡献。
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散文的时代突然来临，又突然消失，像罗布泊湖神秘的水。
然而，你无法指责大众的浅薄无聊。因为在任何时代他们总是大多数。他们一人一口唾沫就会把一个坚持独立思想的哲人淹没。尼采不相信，曾站在欧洲文明的假山上，只是亲切地叫了一声：“苍蝇”，就遭到殴打和放逐，最后发了疯。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些健康而自由的灵魂？只有寄希望于时间的无限延宕和永恒推进。也许有一天，当地球上最后一批义人醒来，发现大洪水已浸过周边，黑暗笼罩了这个孤独的星球。这时水面上腾起了一群欢快而永恒的精灵，他们拆毁了庙宇、砸碎了歌厅，用酸辣果汁灌我们的港台明星，把“科普战线上的轻骑兵”压在水底打嗝，“金话筒”则自动钻进我们主持人的喉咙，散文家则找不到一张纸、一根笔，只有满面愁容，靠收啤酒瓶子为生。
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