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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父母不在家，一天天的时光在跟姐姐们的吵闹中一晃而过。因为姊妹多，我家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
我是家里的老幺，人们常说我长得像妈妈。但是我妈妈个子较高，而我的个子特别矮小。但是从小决不服输，所以经常跟姐姐们打架，特别是跟三姐打得最激烈。
有一次跟三姐打架的时候因为太生气用力踢了躺在炕上的姐姐的腰眼。姐姐疼得满地打滚。我怕得远远地跑到一边去了。幸亏姐姐没有打我，只是狠狠地瞪了我。
家里的生计也算不错。我家住在清津最富裕的浦项区，爸爸在制造农耕机械的工厂工作，妈妈从中国引进服装做服装生意。
爸爸是彻头彻尾的劳动党员，对公司一片丹心，家里还挂着爸爸跟金日成握手的照片。据说是作为清津代表参加全国劳动者大会时照的。
但是就算有那样光辉的照片，在工厂努力工作，却进入90年代开始没有了供应。妈妈承担了家里的经济。
妈妈一边做生意一边埋怨爸爸“供应都没有还那么拼命工作干什么？”每当那时爸爸就说“别让孩子们听见”，就不说话了。可是就算没有了供应，但为了避免受到处罚，爸爸还是要去工作。
妈妈的空缺
自从妈妈生病以后我家的温馨和平开始走了下坡路。得的是肝腹水。韩国说不是什么大病，但朝鲜的医疗设施短缺，很难治愈。
为了给妈妈治病我们倾家荡产了。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存折上的钱，用完那笔钱后就开始卖家里的家什。卖完家具，最后连“老虎牌缝纫机”也要卖了。卖缝纫机就意味着卖家里最后的财产。
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妈妈还是在93年6月去世了。当时我是国民学校3年级的学生。
妈妈去世以后，我家在贫困中挣扎。爸爸说不能再在工厂工作了，想做生意。但是厂长说不能那样，说每月提供一点儿粮食，劝爸爸继续工作。就那样我们勉勉强强地度过了三年时间。
可是工厂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能继续提供粮食了。最后我们为了生计卖了房子。没地方住，我们只好住在像工厂休息室一样的地方。
除了年幼不能干活儿的我以外，姐姐们都出去干活儿了。
大姐毕业后原定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但后来却辞职去碾米房工作了。跟爸爸的工厂又联系才能进去，但因为是直接制作食品的地方，所以在朝鲜算是非常好的地方了。对家里的生活帮助很大。
二姐毕业后进入了跟中国进行贸易的公司。也是很难进去的地方，但在爸爸认识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就职了。可是没过多久公司倒闭，姐姐没能再找到工作，只好呆在家里了。
三姐挣钱最多。她做非常危险的黄铜生意。因为黄铜是禁止买卖的东西，所以为了不让人发现总是用衣服等东西密密地抱起来后放在背包里来回背着。对女人来说这是太过危险的五金生意，姐姐也受了不少委屈。
其实，维持我家生活的就是三姐的黄铜生意。我也会偶尔一起去市场。到市场就能见到小时候欺负我和嘲笑我的所有的贫穷的朋友。小时候连做梦也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心里有一种感慨。
因为家里没有烧柴，爸爸就经常到外边砍一些树回家。就算去工厂也没有供应，所以到工厂签个到后就去砍柴了。可是清津附近没有可砍的树木，只好到很远的地方了。当时整个朝鲜都为烧柴砍伐树木，秃山很多。
那么拼命地干活，生活依然很艰苦。后来连黄铜生意也不怎么景气了，只好过一天算一天，还偷偷卖了工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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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家里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饥饿把我们赶到黑暗的深渊。不知饿了几顿，饥饿难耐的我们终于动了不该动的东西。那就是金日成画像。
爸爸卖了金日成画像上的玻璃。明知是要判终身监禁的犯罪行为，但当时家里除了它没有什么可卖的了。为了吃饭，就顾不上什么金日成画像了。
但事情没那么顺利。卖了金日成画像玻璃后不久，工厂厂长来告诉我们有人告发了我们。事情被败露，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了。
那时，做黄铜生意时帮过中国走私的一位大嫂劝我们去中国。那位大嫂说中国的生活（比朝鲜）好得多，强烈地劝我们一起到中国生活。爸爸也知道当时的朝鲜是最贫穷的国家，可说不能到异国他乡生活便于以拒绝。
但是我们动了金日成画像，就没有可选择的余地了。我们一家人就跟着那位大嫂渡过豆满江。当时是1998年9月21日。
因为那天以后我就失去了家人，所以日子记得很清楚。去中国的时候，除了我家的五口人和那位大嫂以外还有两名30几岁的妇女，共8人渡了江，晚上到大嫂介绍的一户人家过了夜。因为地方太小，我和爸爸只好到别的地方睡觉了。
当我们醒过来一看，姐姐们都不见了。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包括大嫂在内的30几岁的两名妇女也不见了。后来才知道那位大嫂是人贩子。
在没有一个熟人的中国的生活真是艰辛万苦。爸爸虽然很郁闷却也没有什么方法。从那时开始爸爸在一户人家帮他们做起了农活。
可是3个月后，12月的一天连爸爸也被抓遣送到朝鲜了。好像是在外边收拾稻谷时被抓的。我成了孤立无援的人。
全家四分五裂，独自一人脱北
那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前途渺茫”。我无能为力，也没有地方可去投靠。当时我只有15岁。
幸亏到朋友认识的一个教会得到帮助。爸爸曾对我说“那里有鬼神，千万别去”，但除了那里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从那以后到2001年10月，我一直在传教士的家里生活。
10月的某一天，因有人告发，我被公安抓住了。此后我被抓过4次，两次是在押送的过程中逃跑，一次是使用贿赂放了出来，但最后一次却遣送到朝鲜了。
到了朝鲜后我被毒打了很多次。他们让我无条件地坦白见了韩国人还是接受了基督教等等。因为以前屡次听说过只要承认就会被判更严厉的处罚的话，我始终坚持说没有。
真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像我这么瘦小的孩子身上也有可打的地方，真让人神奇。被扇耳光真让人清醒，大腿不断地被皮鞋踢，肿得连自己都不敢看了。但侥幸的事，终于坚持到了最后，被收容到像孤儿院似的地方了。
说是孤儿院，那里的环境恶劣的让人咂舌。大冬天让我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让人无言以对。吃的是粉状的东西，真看不出是什么。吃到嘴里嗓子噎得无法消化，我没敢吃，但朋友们说不吃就会死掉，只好强咽了下去。
实在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我就趁打柴的时候拼命地逃到豆满江边，不会游泳还是跳进了河里，差点儿被淹死。跳进水里的时候只想一定要逃到中国，但一旦跳进河里，死亡的恐惧就涌上来了。我成了落汤鸡，还是被抓了。
可是后来我又逃跑了。因为没有把握渡江，这次决定一直等到江面结冰。我就坐上去阿奥地（音）的火车奔向一位亲戚家了。我就在那里等到12月中旬，江上结冰的时期。
在那里听到爸爸的消息，在阿奥地的亲戚家得知爸爸在监狱已去世。那是我听到的最后的家庭成员的消息。
此后，我跨过结冰的豆满江，在传教士的的帮助下，2002年从泰国来到了韩国。
如今，我已经长大了，而且又是大学生了，生活不那么艰苦了。在大学，虽然学习很难但学得还不错，校园生活也很让我满意，朋友们也很好。
但是偶尔，我还是想念跟家里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在清津，虽然比目前要艰苦，但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情形是那么幸福。而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让我痛苦。
很想知道在中国某一处的姐姐们的消息。如果来到韩国，国情院会跟我联系，但会不会有联系，谁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