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家工商总局22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禁止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做商业促销宣传的通知》，宣布禁止在商品及其包装物上使用和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做宣传，包括已离职或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
《北京晚报》报道，近期国家领导人形象频频在商业促销领域“露脸”，有商家请来酷似毛主席的演员做酒厂形象代言人；篡改毛主席语录搞促销；摆放现任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用来做宣传和促销……
对此，工商总局在通知中说，近一个时期以来，个别不良厂家和商家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做商业促销宣传，有的在产品包装上使用领导人形象，有的使用特型演员以领导人形象为产品和服务代言，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在商品及其包装物上使用和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已离职或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题词以及任何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的表现形式；禁止企业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和形象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宣传促销活动，不得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已离职或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题词，或利用特型演员以领导人形象推销产品或者服务。
去年9月，国家工商总局就曾下发《关于对广告中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类商场、专卖店、特许经营店、餐饮店及其他销售点均不得摆放领导同志题词、照片，也不得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进行广告宣传。要求各地工商部门立即组织对广告中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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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戈：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
媒体、网络上，一些嗓门大的人正在竭力鼓吹禁止恶搞。其理由之一就是“恶搞”有社会危害性。其实我认为“恶搞”最大的问题是著作权上的。但既然有人非要把这个往“社会危害性”上靠，那我也来谈谈社会危害性。
油画《开国大典》大家都熟悉，最近一家饭店把这幅油画给“恶搞”了，加上了一句话“大饭锅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给饭店做广告。这次恶搞被大家骂惨了，那家饭店也立刻把广告给撤除了。不过，《开国大典》被“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开国大典》的前几次被搞。
《开国大典》创作完成于1952年。第一次被搞，是在1954年，革命博物馆对《开国大典》进行了涂改，把画面中一位人物给强行擦掉了。这是第一次被搞。
1968年，《开国大典》又迎来了第二次被搞，又擦掉了一位人物，同时在这个位置上改换了另一个人。虽然这回难度很大，但技艺高超的美术家仍然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次的要求是：
1970年，这幅油画第三次被搞，再擦掉一个人。这幅油画已经被搞两次了，现在还要搞，难度相当大。好在原作者的学生没有在原画上直接修改，而是临摹了一幅。原画从此被放入博物馆仓库，新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
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搞，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这四次“搞”，搞得很认真，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样子，而且技术难度极高，绝不是像那个饭店一样加几个字那么简单，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恶搞”，而是“正搞”。
“正搞”是我取的名字。既然有“恶搞”，那一定还应该有一个反义词。在油画上删人怎么也不像“善搞”，所以我就给取了个名字叫“正搞”。
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
那些大嗓门的人老是说，“恶搞”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是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歪曲。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发现“正搞”也有危害性。那我们就来看看 “恶搞”和“正搞”会带来哪些社会危害性，究竟是谁的危害性更大。众所周知，“大饭锅成立了”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开国大典》这幅油画里也是没有的。可有人却给添加了这句话，所以，歪曲了历史，歪曲了文化。
同样，在历史上某位领导人是站在那个位置，在《开国大典》油画中也是有的，可后来却把他的形象给删除了。所以，歪曲了历史，歪曲了文化。
那么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呢？那就要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对民众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是否会有人因为这个而改变了对历史、文化的认识。
“恶搞”——在油画上拙劣地加上“大饭锅成立了”几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连没有见过这幅画原作的青少年，也会知道是假的，因为那句话实在无厘头，而且字体一看就知道是电脑打的，不真实。既然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所以它也就不会改变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没有人会认为主席当时说的话是“大饭锅成立了”。
“正搞”——在油画上删掉一个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更重要的是被搞了之后它仍然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因此普通人不知道，青少年更是不知道，除非有高人偷偷告诉他。它能使人产生误解和错觉，对重大历史事件产生认知上的偏差。所以，“正搞”由于其一本正经以及搞后不留痕迹的特性，会影响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再举个例子，曹操大家都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奸臣，一个坏人。但其实在历史上，这个人是个英雄。诸葛亮大家也知道，是古代最聪明的人，但在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并没有那么厉害。水泊梁山大家也知道，能与朝廷对抗的一群英雄，但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生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历史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就是因为有人“正搞”。《三国演义》、《水浒》就是对历史进行“正搞”的小说，它歪曲了历史，影响了不少人（尤其是青少年）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假如《三国演义》、《水浒》是以“恶搞”的形式来写，大家一看，哦，这是假的，是编的，是在逗乐呢，相信就不会影响大家对历史的看法了。
现在电视里经常有反映清朝的电视连续剧，也有拿古典名著开涮逗乐的娱乐节目，二者都对历史和文化有所歪曲，但后果大不相同。清宫戏算是“正搞”，由于它搞得一本正经，使许多观众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尤其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拿古典名著开涮的娱乐节目属于“恶搞”，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没有人会相信里面那些荒诞的情节和对白，一笑了之（或者一骂了之）。
《闪闪的红星》是有些人目前特别爱举的例子。穷苦农民变成了参加青年歌手大赛的歌手，是够歪曲的。但这种歪曲的结果是：无人相信。因为它是“恶搞”，不但情节荒诞，语言无厘头，而且制作粗糙。而包括《闪闪的红星》在内的许多正规电影本身却有着“正搞”的成分，坏人都长得呲牙咧嘴、猥琐难看，好人都是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在大量观看这类电影后，就误以为好人是长这个样子，坏人就长那个模样，从而使青少年从小就形成了以貌取人和相貌歧视的心理。由此看到，“正搞”对他人的影响远比“恶搞”要严重得多。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正搞”，会比大家都在关注的“恶搞”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大家不知道这是被搞过的，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大家都信以为真。而“恶搞”具有很强的张扬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被搞了的，是“闹着玩”的。所以就没人相信。大家只当娱乐而已。假如你很认真地跟人说：“据内部消息，明天起汽油要涨价，你现在得赶紧去加油。”别人也许会信你。但假如你嬉皮笑脸地跟人说：“据我一外星人哥们说，今晚他们来地球偷油，明天加油站就全都没油了，你现在得赶紧去加油。”肯定没人相信你。这就是 “正搞”和“恶搞”的区别。显然是“正搞”的危害性大。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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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还没到，你叫唤什么呢？
背景资料：
油画《开国大典》的三次改动
摘编自西安《各界》高信/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油画家董希文1952年据此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将这个难忘的历史瞬间保存下来，堪称经典之作。
《开国大典》所展现的场面十分壮观，画面的近景是天安门城楼的一角，五根红色大柱排列在左边，按实际情况，右边还有一根柱子，被画家大胆去掉，这就给画面中心留下了充足开阔的空间。
在这样热烈而又静谧的历史时刻，共和国的领袖在开阔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一幕：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从容而庄重，在他身后，朱德一脸喜气，刘少奇正视前方，周恩来潇洒豪迈，宋庆龄的慈爱，李济深的满足，郭沫若的忆惜抚今，张澜的落拓大方，高岗的拘谨严肃，各各不同的神态风度，让人们看到了各自的阅历，性格，真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
但是作为一幅经典名画，《开国大典》的命运，也很不幸：1954年，高岗、饶漱石落马。《开国大典》中一抹蓝天，不露痕迹地隐去了当年庄重而拘谨的同庆共和国庆典的高岗……
1966年大陆“文革”风暴乍起，刘少奇被诬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开国大典》这幅当年的纪实经典，自然被画家从原画上洗刮得干干净净，把原作上第二排的董必武请到空缺的刘少奇的位置上，这是1968年发生的事。
两次抹掉两个人，都是画家本人在原作上进行删改的。此外，还有第三次。
1970年，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命令中央美院几个教师回北京，让他们把创作的几篇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其中就有《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早在两年前就抹去了刘少奇，现在又让“刷新”什么呢？
原来，林伯渠要被刷掉，也就是画面左边那位。刷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虽然林伯渠早于1960年已经逝世，没有赶上被迫害，但江青对和她有历史积怨的人，一个都不肯放过。
无奈，画家董希文当时已是重病在身，无力应命了。于是，董希文只好请他的学生完成第三次的删改。这次，学生没有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删改，而且临摹了一幅以应“刷新备用”之需，终于使董希文的笔下，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没有再一次造成历史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