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七口，再次齐聚”，是齐家每个成员特别是母亲无时无刻存放心底的美梦。后中为齐家贞。（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近日，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创办人齐家贞女士的自传小说《毛主席的父女囚犯》在台湾由白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齐家贞的父亲作为国民政府铁道运输高级技术管理者，在1949年政权更替时决意留在大陆，要为新中国的重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谁想他却因这个旧政府工作者的身份而被中共当局管制和拘役10年；15岁的女儿齐家贞，欲偷渡出国圆求学梦，却被以“叛国投敌罪”判监13年，父亲为此受累被判监15年；母亲喂养著从15个月大至10岁的五个儿女，在毛泽东没完没了的政治瘟疫中咬紧牙关苦撑。
父亲在刑满出狱回家后，发现苦等他21年的妻子已于2年前病逝。身心受创的父亲，誓言要把亡妻放心不下的儿女们搬运到民主之国，过一下真正的人的生活。父亲在72岁时非法滞留美国打工，先把47岁的齐家贞搬运到澳大利亚读书。由此开始，为逃离自己的祖国，一对父女囚犯和四个儿子，经年累月，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原地疾走，直到世间再也无人看见过他们的身影。
齐家贞在定居澳洲后，开始书写她的故事。如今出版的这本自传小说，是从她书写的上百万字中萃取出的10万字。齐家贞的家族痛史，既是共产中国亿万生灵抵死反抗暴政的一碑活化石，也是一幕极简、深情而又痛彻心扉的人类戏剧。
经齐家贞女士授权，兹摘录书中关于齐家贞在大饥荒中于监狱里亲眼目睹的狱友们生死百状的珍贵情景，来审视被中共血腥运动裹挟的小人物的命运。
监狱中的战争
原四川省第二监狱，现重庆市监狱。（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一九六三年一个月末的一天，我在看守所的菜地拔草。
殷所长对我说：“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送你去劳改队。这里成立缝纫组条件不成熟，你到劳改队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新生。”
我相信劳改队的日子比这里好过。父亲在宣判十天后就被解押去四川省第二监狱（现名重庆市监狱）劳改了。这所监狱关押的都是反革命、杀人、放火、强奸等重刑犯，刑期一般都是十五年以上，包括由死缓、无期改判为有期徒刑的人。
六月五日，在看守所羁押超过二十个月之后，轮到我被解押去四川省第二监狱了。我由管理员和一个武警押送。走出看守所，才知道石板坡真的是个坡。我在坡顶上关了近两年。
对于父亲和我来说，四川省第二监狱，既是劳改之地，也是相见之地。
我被分到四中队。四中队的平面图，是一个以篮球场和简易平台为中心的矩形，按逆时针方向从右开始，它们分别是：镀锌车间；鞋厂；元丝成品库房；犯人宿舍（右半女犯，左半男犯）和队部。大门在队部旁边，鞋厂大楼墙上醒目地刷著“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八个字；对面犯人宿舍楼的墙上则刷著“以厂为家”四个字。男犯主要在镀锌车间劳动，女犯则为镀锌车间打杂当搬运。以女犯为主体的鞋厂早已停产。
同吃饭一样，好奇心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它由于监狱生活的枯燥单调而被激发得更加高扬。
老犯们迫切地想知道我为什么进来，我也同样迫切地想知道这么多男女为什么关在这里。第一个晚上，二百多名女犯一圈一圈坐在篮球场分组学习，我就亮相了。
我以判决书上宣判的文字标准，诉说了我成为反革命的罪行。这是符合犯人守则和监狱干部要求的认罪服法宣言。我们反革命组，从有九个戒疤的六十多岁的尼姑释龙妙到才二十出头的我，年龄参差不齐。队长把我们组打散，安排不同的劳动。
我被固定在打包组，组里共有五个女犯。所谓打包，即为一百斤一件的镀锌丝包装。先用防潮纸裹住，再拿麻布条像包扎伤员一样包起来，最后挂上规格名称。钢丝从车间运到打包室，再从打包室运到库房分片堆码和上车出货，都是我们的事情。镀锌丝压上肩头，即一百斤。起初，它一压上我的脖颈，我立即被压矮了一截，两条腿挪不动。两周后，情形好多了。
我到劳改队三个月之后，上面决定把两百多名女犯从四中队分出去，单独成立三中队。“分家”的原因，是给无法扼杀的男女之情制造距离上的障碍。战争扼杀不了爱情，监狱也扼杀不了爱情。有土壤就有花朵，有男女就有爱情。最脍灸人口的是厂部一位女干部爱上男犯余维礼的故事。这位女干部被批斗了四五十次，仍然不肯改邪归正，被清洗出公安队伍。
三中队，是一座独立的小山堡。牢房修在山顶上，围墙修在山脚下，像长裙底部的一圈花边。这里没男犯们饥渴眼光织成的“网”。女犯，特别是年轻女犯，不再时时处处被“网”绊住，倒也清净自在。我将在此居住近七年。
在四中队和三中队，我知道了许多人的案情。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农妇，在大饥荒中，由于分到的粮食不够一个人果腹，她杀死了残疾的丈夫，被判刑八年。
一个叫锺素华的女人，长得好看，终日沉默不语。在大饥荒中，她把船划到河心，先推三个孩子下水，再自己跳河。本以为反正都是饿死，慢慢饿死滋味难熬，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死算了。谁知孩子淹死了，她被别人救了起来。杀人罪，被判刑十八年。
农妇丰家泽，五十岁。她的小儿子数次偷队上的嫩葫豆，公社以盗窃种子罪扣罚她家口粮，一粒种子可以收成多少，十倍百倍地扣回来，害得丰家泽一家叫苦连天，他们把所有的怨气都出在小儿子身上。一天，丰家泽挑煤回来，饿得心慌。走进门，看见小儿子坐在地坝上埋头剥东西。她抽出扁担，朝他弯著的脖颈就是一下。八岁的小儿子死了。她被以杀人罪判刑十八年。
一个女犯叫曹仲琼，在大饥荒中，因做生意被判刑四年。听说她丈夫也在二监坐牢。她因为在枕头上绣了一只螃蟹和“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的话，被加刑八年。她的罪名是“在枕头上绣反动标语，对共产党刻骨仇恨，妄图变天复辟”。
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妇，饿得吊不起气。与其大家饿死，不如把小儿子杀了救自己。只要活着，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煮在煨罐里的小儿子，被大儿子看见，逃到公社告发了妈妈。我特别注意过这个食子的女人，黑皮瘦脸，精明能干，与普通农妇没两样。在学习会上，表示坐牢不划算，只吃了儿子的手杆，别的部分还没碰就遭抓走了。她说自己是判的两年。宣判后，法官问她上诉不上诉。她答：“这么大的年纪了，还上啥子树哟。”后来得知，她是判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刘伯祥，四十岁。她比我先来劳改队。我们同组的七年里，她从来没接过一次见，从没收到过一封信，是个被彻底遗忘的人。丈夫比她年轻几岁，她剖腹产过一子。她因为封建迷信拜菩萨并向他人宣讲信教的好处而被捕。逮捕她时，她又石破天惊地呼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刘伯祥每天干活回来，经常只要一瓢水，因为她洗澡、洗头不用肥皂，只让水在头上、身上过个路。不管脏衣服有多油，她揉进盆里吃一下水晾干又穿。她走过的地方，风都要臭一阵。后来，她被以长期“拒不认罪、装疯卖傻、抗拒改造”为由，于一九六五年初被加刑五年。
张玉书，六十多岁，皮肤白净，五官好看。据说她是反革命，具体干了什么，多长刑期，为何长期关押在小监房（即专门惩治反改造犯人的监狱中的监狱。它的房间很小，宽一米二，长一米六，接近两平方米），无人对我提及。不久，又宣布给她加刑。在一个月黑风清的夜晚，三中队女犯在篮球场集合。张玉书被从小监房叫出来。由法院派来的人宣读加刑判决书。不知是这个官员看不清纸上的字，还是纸上本来就写错了，他宣读“犯人张玉书，男”，所有在场的女犯都吓了一跳：在女队关了近八年的张玉书，怎么突然间变成了男人？在场的队长或许根本没听见，或许认为点穿了反而出洋相，无人出面纠正。加张玉书八年刑的判决读完了，我还没听懂究竟是什么理由。在一片静寂中，张玉书摊开双手，响亮地发问：“还有说的没得？”口气像是有人在麻烦她办事，无人答理。她说：“好嘛，那我就回家去了。”
吴兰珍，年近七十岁，满头银丝，满口无牙，面孔瘪成弯弯月。但她性格急躁，说话声音很大，常常唾沫横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每个犯人必须在学习会上发言表态。不用说，人人都称“热烈欢呼”、“英明伟大”之类的恭维话。吴兰珍发言了，她说：“圆子弹，圆子弹有啥子稀奇？”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她接着说，“我看得多得很！”见她如此脱腔走板唱反调，我提醒她是不是弄错了，你怎么可能看见过原子弹？她怒不可遏地反驳道：“不是呀，那阵二十一兵工厂背后，把圆子弹一撮箕一撮箕往河里头倒，我亲眼看到的。”
廖汝秀，比我小一岁，可坐监史已有七年。她十四岁起在少年儿童管教所服刑，十八岁转来成人监狱。廖汝秀告诉我，五岁时有一天，她正和小朋友在河边玩耍，被外公捉回家，要她跪在母亲的床边。她觉得跪着很滑稽，在那里偷偷笑。祖父在她耳边轻轻说，你妈妈死了。她问，死了还起床吃不吃饭。后来，她和外公一起生活。一天傍晚，外公淋著大雨，非要把家里唯一的一只小公鸡杀来吃掉。外公的眼神是那么可怕，以至于那只公鸡吓得蹲下来不跑了。第二天，外公死了，她才十二岁。家里没吃的，也没人管她，她流浪街头，靠偷窃度日。偷了五百多元人民币，面额三百多斤的粮票，还有一些布票，捞了十二年徒刑。
杨朝林，脸苍白得像一张死人脸。她跟我同组。据说她与野男人合伙谋杀亲夫，男的立即执行枪决，她判刑十年。她永远穿一件宽大的麻灰色的衣服上班。她在衣服的左边绣著：“杨朝林，女，二十九岁”；右边绣的“万能劳动衣”、“私人的”几个大字。她还在衣服的下摆吊了一圈两寸半长的缨子花边，使她相当地与众不同。她劳动非常卖力，而且详细作记录。平时她不停地讲话，多数不是和人讲，是自己对自己讲，见啥讲啥。她的病容使人感到她时刻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随时可能倒下去。杨朝林自己完全不知道，反而在极力地消耗自己，抢在每个人前面玩命地做事，很难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她吃得很快，每次吃过饭、菜、汤之后，肚子还是像之前一样瘪。然后，她死命盯住别人的碗，那副艳羡失落的神态令人心痛。她曾在看守所吃屎喝尿。在劳改队，她的举止言谈都相当地不正常。我更倾向于相信，她的精神已失常。
李显荣，一个于一九六六年分到我所在的缝纫组的女人。李显荣说，她不是犯人，是调查员。她说，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死了，而她的儿子则是那天出生的，所以她认定自己的“儿子是斯大林死了投的胎”。她还说，毛主席是驸马，她是公主，公主配驸马。她“要同毛主席拜堂”成亲生儿子。她的九年刑期即这样得来的。我们都认为她已精神失常了。没料到，谭队长的一句话，治好了李显荣的病。她儿子不再是斯大林投的胎了，她也不再嫁给毛主席生儿子了。她成为努力改造的积极分子。谭队长如是厉声吼道：“像你这样装疯卖傻不好生改造。你坐满九年，我还不得放你。要你一直坐到死。莫想回家看儿子！”
朱玉莲，五十岁，已在小监房里关很久了，具体案情无人知。每当她乱骂时，队长总叫我去记录。其实，她出口的话很少有什么意思，只是脏话的大集锦。听得我心惊胆战。我相信，我从中获得了朦胧的性启蒙教育。朱玉莲常用她一贯的沙哑嗓子痛骂毛主席，她骂道：“火钩毛泽东、门板毛泽东、石块毛泽东、鸡公毛泽东、菜刀毛泽东、裤儿毛泽东、桌子毛泽东、椅子毛泽东、锤子毛泽东、鸡巴毛泽东、龟儿毛泽东……”骂了几十个不同品种的毛主席。她把一个物品加在毛主席名字的前面就是一句骂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