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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父女囚犯和四个儿子,经年累月,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原地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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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贞的父亲作为国民政府铁道运输高级技术管理者,在1949年政权更替时决意留在大陆,要为新中国的重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谁想他却因这个旧政府工作者的身份而被中共当局管制和拘役10年;15岁的女儿齐家贞,欲偷渡出国圆求学梦,却被以“叛国投敌罪”判监13年,父亲为此受累被判监15年;母亲喂养著从15个月大至10岁的五个儿女,在毛泽东没完没了的政治瘟疫中咬紧牙关苦撑。

齐家贞的劳改地“东印农场”女囚监房遗迹。(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捆斗

三中队批斗犯人的方式升级了。

这次是批斗谈情说爱。我因为在房间里替小组一个犯人写“外调材料”,没参加批斗会。但耳朵搭过去,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揭发。

女主角是廖汝秀,在四中队时,爱上了一个姓唐的男犯。他俩之间眉目传情、传递书信、唱情歌,恋爱的事一直没被发现。直到这个男犯满刑到了就业队,廖汝秀利用外出劳动的机会,扔给他的纸条被同组女犯拣到,事情才暴露出来。

廖汝秀一点一滴地坦白交代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很诚实很认真。问题在于,她除了知道谈情说爱是监规不允许之外,她讲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爱上一个男性为他唱了情歌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犯人们说她没认错,反而在津津有味地宣扬她的错误。当有人用猥亵污秽的语言批判她时,她不能忍受了。她和那个人吵了起来。队长制止,她不听。那还了得,一致要求打击她的嚣张气焰。听见饭堂传出的吼声:“把廖汝秀扎起来!”我放下笔,赶紧跑到饭堂后面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廖汝秀站在前面,勇敢的脸上带着几分傲慢。此时,在队长首肯下,有一个犯人从厨房拿来一根长绳扔在廖汝秀脚下。队长问她:“你还凶不凶?”她争辩道:“哪里是我在凶嘛!”群情激愤吼道:“还在顽抗,端正她的态度。”“扎起来,收拾她的嚼筋。”

我与廖汝秀的眼睛相遇了一次。

队长没吭声。两个犯人冲上去,熟练地用绳子在廖汝秀的身上操作起来。人成为反弓形,双手被使劲抬高吊到脖子后。廖汝秀惨叫一声,我感到她的手折断似地疼痛。我惊讶这两个人如此熟练地捆绑人,好像他们上辈子就受过捆人的专业训练,今生只等有机会大显身手。

这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廖汝秀穿的短袖子,两小时后松了绑。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她的两个膀子与莲藕无异。被绳子缠过的地方,藕节巴一样细缩。其余部分肿得胖藕一样往外冒水,上面还布满鲜蚕豆大、亮晶晶的水泡。

后来,廖汝秀继续不认错,与队长顶嘴。她被当作三中队的典型,戴上手铐脚镣。监内开大会,队长不给下刑具,让她拖着沉重的脚镣去。听见三中队的铁镣声,男犯们惊讶地抬头寻找声音从哪个女犯身上传出。廖汝秀神态自若,不卑不亢。

一年后,廖汝秀坐满十二年刑期释放回家。那天,是我帮她拿行李到队部的。在那里,我向这位十四岁就开始坐牢,为人正直,善良纯朴,看不出一丝犯罪痕迹的二十六岁的姑娘告别。她没亲人,没家,回梁平农村去了。

王大芹,四川广元人,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反右运动时,学院要她批判她的地主父亲,她不但不照办,反而贴出一张攻击学院党委的大字报。她为此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四年。后来又被加刑五年,共九年。刑期快要满了。队长放她到我们小组来审查她的表现,以决定放人还是再加刑。从小监出来之前,队长命令捆了一次王大芹,想治治她的疯病。至于捆的理由,对王大芹来说,那是每天都可以找到的。捆的结果,除了不停息地哭诉和“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王大芹被强奸啊”的尖厉吼叫外,无任何进展。

松绑之后,我试图帮她把扭曲在背后失去血色的双手放回前面来。刚一碰到她,她像触电一样尖叫起来。我才明白,几个小时双手被捆吊在背后,只能让其一丝一丝自然归位,否则就是另一次上刑。我劝涕泪横流的王大芹不要再装疯,好好接受改造,满刑回家同妈妈生活在一起多好。她一边哭一边张开口大笑,她说:“那,你就不懂了,完全不懂了。我的妈妈怀了我一千零二十八年才把我生下来,她是个妖怪,坏得很。”我叫她不要乱说,她愤怒起来,瞪大眼睛提高嗓门:“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你才乱说,我怎么会乱说,有人专门指挥我,指挥的人不得错。”接着,她骂起下流话来。我赶快停止交谈。

据说王大芹的父亲后来被处决,母亲改嫁。王大芹对她的母亲深恶痛绝。入监以后,她母亲寄给她一双布鞋和一个大铝碗。她把布鞋扔进马桶。铝碗则被她当作出气筒,砸在地上千百次,然后千百次被拣起来敲平,装饭给她吃。我第一次看见她那个布满坑坑包包、奇形怪状的大碗时,我就相信它是举世无双的。

我陪王大芹去看病。丁医生盯着她感到有点奇怪。他开始写病历,问名字及年龄。王大芹对自己的名字铭记在心,但问到年龄时,她尖声回答:“五十四岁。”

丁医生看看她仍然年轻的脸,问:“什么?”我答道:“她乱说,没这么大。”我转过头来对王大芹说:“他是医生。你要讲真话,你只有三十出头,为什么多讲?”王大芹急了,她说:“好的,好的,让我商量一下。”于是,她开始向空中报告,商量她的年龄。丁医生皱着眉头,满脸不解地看着我。我一句话没说。他也不再追问。九年满了,王大芹没被加刑。至少没在三中队当众宣布加刑,也没被释放。继续在劳改队关押,继续在劳改队疯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才被释放回家。后来,省二监干部到广元为王大芹平反,她不在家,找到街上,王大芹正讨饭。张队长说:“王大芹已疯了。”

这句话,晚说了二十年。我与王大芹接触了七年。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起,我就毫不怀疑她已精神失常了。然而,通过她偶尔一掠而过的短暂的清醒,我相信,她本来可以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女性。

我组来了一个犯人叫熊兴珍,四十岁。她是一位说话斯文、性格温柔的女人。这位家庭妇女,拿《毛主席语录》塞老鼠洞。逮捕她时,因为高呼“打倒毛主席”的口号,后被重判十年。一天,张队长到新犯组掌握学习,要熊兴珍谈自己对罪恶的认识。熊说,她拿《毛主席语录》塞耗子洞,是因为大小正合适,“又没得啥子用处”;呼“打倒毛主席”口号,是因为那些来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言谈间仍流露出对毛主席的大不满,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张队长生气了,叫她站起来,命令她向毛主席请罪。

我们在饭堂里学习,穿过饭堂的窗户,可看到队部门前挂的毛主席画像。于是,叫熊兴珍面对窗外的画像低头。她低头,身子却不露形迹地一点一点偏离毛像,直到转过去四十五度。发现了这一点,张队长叫一名犯人把她的身体扳正。扳正后,她又一点一点偏过去;又扳正,又偏过去。后来,这名犯人把她身子夹紧扳正,可她的头非要偏在一旁。这名犯人扳正她的头,熊兴珍不说话。脖子给扭起了红印迹,头就是不转过来正对毛主席。

张队长发怒了,叫人把熊兴珍捆起来。她任凭两个人拿绳子在她身上折腾。骨头咯咯作响。大扎后,继续要她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她坚持把头歪在一边。直到满身大汗、脸色苍白、人倒在地上、几乎虚脱才松了绑。松绑后,她睡在地上,好一阵才回过气来。但她的头始终没正对过毛主席像。

熊兴珍没发怒,也不曾大叫,只用一个小小的执拗的动作坚持她的全部信仰。

打倒毛主席!

一九七零年初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睡着,被人叫醒,说是张队长叫我出去。我跨出监门,一眼就看到绑在右侧树上的熊兴珍。张队长叫我把她解下来,到饭堂去帮她写检查。

熊兴珍为了不肯正对毛主席像请罪而被捆过之后,后来又因为讲话对毛主席不敬被捆过两次,她从没认过错。她被捆著时还说:“我当死反革命,当反革命死!”

女犯牟光珍死了以后,我对她说:“熊兴珍,你不好生点,牟光珍死了,下一个该轮到你了。”

她不改一脸的温柔,答道:“我不得死,我晓得。”我驳她:“你晓得个屁,再像这样下去,你不死该哪个死?”我们常常用咒骂的方式给她一些提示和警告。她理解这一切,总是报以温和的微笑:“真的,齐家贞,你不要担心我,我肯定不得死。”她说,她做过实验:“拿两个广柑,一个代表国民党,一个代表共产党。放在案桌上,结果代表共产党的那个广柑烂了,代表国民党的那个还是好好的。说明共产党要垮台,国民党要回来。”

我说:“胡扯!熊兴珍,你好生读读报。看一下现在的形势,看一下政府的政策到底是啷个一回事。莫要埋起脑壳乱搞。”

她平静地笑着,不为所动:“我不看报。我晓得。”

熊兴珍在两个广柑上建立起了她全部的信仰。没人能把她扳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学习,熊兴珍被叫到队部,一直没回来。大约是继续放毒对抗队长,被大扎捆在树上。虽是严冬,熊兴珍被扎得满头大汗,披散的头发一丝一丝粘在脸上。值夜班的武警端著枪走来走去。我心慌意乱地帮她解绳子。

她的棉袄被捆出深深的辙印,还不停地鼓舞自己:“我要当反革命死,我要当死反革命。”

我吼了她一声:“熊兴珍,你硬是不想活了呀?”她笑起来,还是那句话:“我不得死。”只有我俩在饭堂,我拿好纸笔帮她写检查。她突然对我咬牙切齿,捏紧拳头,瞪着眼睛,腮帮的肌肉抽搐著。我吓坏了,以为她要打我,站起来从饭堂的这端逃到另一端。我厉声喊道:“熊兴珍,你要做啥子?”

她的脸和缓下来,轻声柔气地说:“齐家贞,不要怕,我不会整你。我里面的衣服全部湿透了,冷得打颤颤,能不能让我回寝室先把衣服换了来?”

回到饭堂,她说,所有的革命组织都是好的,只有毛主席是坏的。她让我写:“打倒毛主席!毛主席来了,吃不好,穿不好,耍不好。蒋介石万岁!蒋介石来了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打倒毛主席,坚决打倒!”

我故意漏写,以让她通过队长的审查。她让我念一遍,并让我添上漏的字。这样一份“检查”,当然只能送她进小监房。这间小监房最早是王大芹住,后来是牟光珍,现在是熊兴珍。不久前,又来了一个判刑十五年的反革命黄玉莲。她像个干猴子又矮又瘦,但精力特别旺盛。她是另外一个小组的,不清楚出了什么事被关进了小监房,同熊兴珍正好隔壁。

熊兴珍刚住进去时,多数讲关于我们犯人被判刑的事,她像个钦差大臣,握有大赦权似的,个个人都叫放。之后,话题变得更加吓人了。自从黄玉莲同她当邻居过后,小监房就好戏连台了。黄玉莲的观点正好同熊兴珍相反:所有一切都是坏的,只有一个人是好的,毛主席万岁!

她俩的观点互补,故斗争不断。这边黄玉莲高呼“毛主席万岁!”那边熊兴珍一定反驳:“打倒毛主席!”两个人隔着一堵墙壁呼口号,这个反对,那个拥护,这个拥护,那个反对,谁也不让谁,经常气得跺脚。争斗的结果,是熊兴珍每日都在呼喊辱骂毛主席的反动口号,一日数次,甚至十数次。

我认为黄玉莲骨子里的观点与熊兴珍完全一致。她聪明,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说反话出气。不然,她反革命十五年是怎么来的?只是她没想到,与熊兴珍争执的结果,是在为熊的加刑推波助澜。

后来,熊兴珍开始挖墙上的石灰块当粉笔,在地板上写字。写的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蒋介石万岁!”“蒋介石来了吃得好,穿是好,耍得好!”“蒋”字和“穿”字,她还是写不来,就画一个方格。任何人问方格是什么意思,她都迫不急待地解释。这次写反标,是左事务长最先发现的。厂部派了专人来拍照取指纹等,这些过场对熊兴珍一点没威慑作用。她每天照写不误。她用送进去的菜作黑板刷子,把旧标语“刷”掉,又写新的,内容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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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来稿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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