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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述:枪杆子笔杆子决战十七大



    最新一期的《求是》刊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的文章说,敌对势力把解放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文章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联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目前已完成七大军区高级人事布局,有观察家指出,曹刚川的文章一方面显然解放军完全肯定胡锦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十七大前军队地方人事安排顺利完成。

 

  分析称,距离十七大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文官出身的胡锦涛一段时间来多次重申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涉及高层人事布局的中共十七大今年秋季召开之前,党指挥枪这一原则更是绝对不能动摇,否则构建和谐社会便是空谈。

  曹刚川在文章中指出,听党指挥是解放军的建军原则,是党和人民对解放军的最高政治要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核心,它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前途命运。解放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任务为任务。听党的话、跟党走,是官兵的坚定信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的建军之本、胜利之本。

  曹刚川说,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解放军建设与发展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是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为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他领导全党全军逐步完善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坚决同各种企图削弱和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保证了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文章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告诫: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在领导解放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如何把优良传统一代代地传下去,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使解放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化建设长期的重大历史任务。

  曹刚川指出,新形势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考验。敌对势力把解放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清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强化军魂意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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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发文挺胡锦涛 促深化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党刊《求是》杂志1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力挺胡锦涛,强调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文章强调必须科学地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从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分析称,此文章虽未提到外界普遍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但着眼点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根基,推动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党报《人民日报》7月5日连续刊登第八篇评论员文章的论调一致,而加快理论研究目的显然是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求是》这篇题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的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这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一切要靠在实践中探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工作做得怎么样。

  文章强调,全党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文章强调,必须科学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中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文章强调,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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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位退休高官发公开信狠批改革道路




      一批退休高官于7月12日发表公开信,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发端,借对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的反思,矛头直指中共思想路线,呼吁“千万不要在思想路线上捂盖子”。这封长达七千字的公开信并建议在十七大前“拨乱反正”。

 

  这篇题为《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的公开信,由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牵头,另有前广西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周光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前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前驻苏联大使杨守正等多名退休部级官员及高级将领联署,刊发在思想左倾的“毛泽东旗帜网”上。该网站建于2003年8月1日,由“北京百位热爱毛主席的老同志发起建设”。

  公开信以山西黑砖事件为引,指出对于中共党员来说,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中共的宗旨。

  由此公开信指出,中国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

  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中共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走上了邪路。

  公开信强调,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

 

  公开信呼吁,对这次黑砖窑等事件千万不要就事论事,千万不要在思想路线上捂盖子,不要走过场,不要不了了之(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却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委委员们对山西黑砖窑事件说一句话)。

 

  公开信表达了对改革的强烈反对,它认为,“应该坦率地讲: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

 

  公开信警告说,现在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公开信表示,“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要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七中会议上,以黑砖窑等事件为突破口,举一反三,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全面进行反思和总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在随后召开的十七大上,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建国方略上作出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广大人民需求的正确的决定。”


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全文)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

 

  您于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着重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根据这一号召,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了,一些类似的黑煤窑事件也不断被揭露。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宗旨。

  山西黑砖窑事件,说明在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我们有很多日进斗金的富豪,他们的大企业一年就可增收进上亿元的财富。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又比如,我们很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公有制大企业,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挖走了,卖掉了,甚至白送掉了,变成了美其名曰的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原共产党员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不用多说,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都是当年靠着亿万劳动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它们的产权、所有权大都不属于人民了,变成了私人老板的财产了。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恐怕不只是这次才暴露的黑砖窑问题,在其他各个地方都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年年“扫黄打非”,但据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着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这造成多少个家庭的父母子女的痛苦生活!难道我们对此就毫无办法,任其继续存在下去吗?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办得好、经营好的好端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毫无道理地拍卖给外国企业集团,让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内市场,挤压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最近媒体报道,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我国军事工业企业参股合资。即使是配套的设备、零件,这也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应当反对的。没有有保证的配套怎么会有可靠的主套成套?任何一种武器装备,只要有一个零件有问题,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甚至可能自行爆炸、造成恶性事故啊!而且他们还会窃取一些机密,摸清我们的底,蚕食整个军工生产体系的!我们有多少省市县的领导对国家财产毫不痛惜,眼睁睁地拱手让给别人。在我国目前的GDP中,有多少是国内私有企业做出的,有多少是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做出的,又有多少是国有企业做出的呢?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现在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站得住脚吗?为什么国家主管部门包括统计部门,多年不公布出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数字呢?工人和农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在农村里早已出现新的剥削农民的富农和农场主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有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以上各类问题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确实让人惊心动魄,震惊和愤慨。但每一次发生时,只在一个时间段内作为单个的突出事件报道了,而随后的处理大都是大事化小或不了了之,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从源头上、路线方针上查原因,也很少有相关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或被撤职查办。只有一些被揭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腐化事件不得不判几年徒刑,最多判个死缓,极个别的才判死刑。这些干部过去很多都是不错的,只是在错误思想的潮流中挥芯?茏】佳槎?呱狭吮撑训澈腿嗣竦姆缸锏缆贰?/P>

  还有很多令人烦恼和深感忧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如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更为严重地,有的地方向中央闹独立性,不听招呼,不听指令。

  看来这次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不能说没有成绩,或成绩不大,等等。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呢?从表面看来,一些城市高楼林立,建起了很多合资或外资企业,也合并和扩大了一些国有企业,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就多了,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黑暗问题对照起来,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能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要走的康庄大道吗?对于这种现象,以及某些领导人发表的掩盖矛盾、脱离实际的讲话,外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暗暗窃喜的,他们有的甚至公开加以赞许。而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些负面问题始终不见改变,却深感痛惜和焦虑,担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也担心自己的生活今后无依无靠。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瓦解的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进入低潮的教训还都历历在目。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势力和他们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经济与财政金融上、文化教育上、国防和军事上、外交及民族问题和宗教上等各方面对我们进行围剿。他们已经渗透得很深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对其反围剿的效果却不大,措施不力。尽管我们常讲和平、合作、和谐,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现在他们正在霍霍地磨刀,千方百计地准备在军事上对我们进行包围,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或以武力相威胁。

  现在真可以说,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广大党员,特别是多年受到党教育的老同志无不心急如焚,盼望党中央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当机立断,审时度势,奋勇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决地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带有警示意义的“邪路”上毫不犹豫地走出来。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要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七中会议上,以黑砖窑等事件为突破口,举一反三,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全面进行反思和总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建国方略上作出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广大人民需求的正确的决定。

  我们诚恳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对这次黑砖窑等事件千万不要就事论事,千万不要在思想路线上捂盖子,不要走过场,不要不了了之(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却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常委委员们对山西黑砖窑事件说一句话)。而应把它看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口,看成是必须动员、号召全党改正错误路线的警钟。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胡锦涛同志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始终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完全拥护和坚决支持,并殷切盼望从今往后切切实实地做起来。

  我们党有个光荣传统,就是: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要统一于正确的意志。要为了人民的利益,克服艰难险阻,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为此,要有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环境,请中央为全党做出榜样,开创一个畅所欲言的新局面,号召全党发扬我们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畅所欲言。党中央要虚心听取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意见,集中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把十七大开成一个正确路线的大会,团结胜利的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再不能犹豫了,到了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时候了,但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作好准备工作。

  建议在十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七大召开之前,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由中央决定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文献,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文献中的经典论述,以及《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毛主席著作,《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首歌词的全文,供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和十七大代表办学习班认真学习。还要组织和帮助一切有阅读能力的党员认真学习。

  建议在七中全会和十七大之前,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开展对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批判这些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1989年春夏之交,曾经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大泛滥,出现了一场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场暴乱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坚持的对立”,这场暴乱的目的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最大的教训是“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他还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374页)。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比那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赤裸裸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外,还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它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我国变成西方附庸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有些人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应当着重批判。总之,对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拨乱反正,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建议由十七大作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自从《共产党宣言》以来就已经明确了的。早在1879年,当民主社会主义的头子伯恩斯坦等人提出要吸收“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入党,把党变成“全面的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予以痛斥,并说,如果他们坚持这种思想,就应当让他们退党,至少撤销他们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67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原则。195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员则不允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还是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放弃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线。”这些根本原则的规定,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六大之前。十六大以后,党与新资产阶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党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建议:党的十七大恢复十五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的规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来。关于已经入党的资本家,可以让他们在两种出路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一种是放弃剥削,继续做党员,将原来用于剥削的生产资料交给党和人民政府,自己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种是自行退党,仍然做资本家,但要求他们爱国守法,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祖国建设,有些人还可根据自愿原则申请加入相应的民主党派。

  看看当前的事实,应该坦率地讲: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当然,由于我国的具体条件与原苏联有所不同,他们很可能不是公开地解散共产党、宣布改变国号和分裂国土,而是用马列主义和五星红旗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以欺骗广大群众。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一系列祸国殃民的事件必将层出不穷。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们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是明白的、清楚的。我们诚恳地建议和希望,彻底地否定错误的理论、思想和方针路线,与错误的思想理论彻底决裂,要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回到马列毛革命路线上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忠实地贯彻执行下去,无论是政治、理论、思想、文化、教育、经济、农业、工业、国防、军事、外交、外贸、干部、腐败、扫黄打非以及打掉黑社会等各个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都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这极为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还建议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考虑最佳方案,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消极因素,克服与改变当前不利的局面。中央政治局应向全党发出号召,联系实际、联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联系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史、联系国际斗争史、殖民地的苦难史进行学习,领导干部不应有顾虑与计较个人得失,应保证全党所有同志的真实意见都能够得到表达。鉴于多年来,党内严重缺乏民主作风,等级森严,领导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自由主义之风盛行,多数人习惯于看领导眼色行事,怕不利于自己而跟着说、顺着说,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如果打不开这种局面,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开好的。为此,我们建议党中央作出正式决定并通告全党,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对领导人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十七大代表以及党政军民学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全体党员,中央从组织上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要发扬光大红军当年长征时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经验和精神。

  同时应当作出决定,欢迎已离退休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支持开好全会和代表大会。有的同志对于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宣传和论述,自己应当回避,不要再说三道四,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应当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马列毛的理论为指导,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方法,用“讲真理、不讲面子”的严肃态度,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将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得失,成绩有哪些、败绩有哪些、经验教训是什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制定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工人、农民、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管已定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怎么定的、谁负责的、谁说的,只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应该加以彻底否定,进行修改。

  我们这样做,经济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暂时的影响,但是会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从而大大促进政治上的团结和经济上的更大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关于十七大在候选人的安排问题上,建议中央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一定要选拔坚持马列毛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为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不懈努力、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计较个人得失、德才兼备、廉洁自律的好干部;建议结合七中全会和十七大进行的情况,尽量对候选人的安排预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像党的七大那样,经过几上几下,最后按党章的规定差额选举来决定。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由十七大全体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差额直接选举。

  我们坚信,只要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不怕痛、不怕丑、不怕邪、不怕压,鼓起革命斗争的精神,共同努力、排除万难、力挽狂澜,以扭转乾坤、排山倒海之势,坚定地端正社会主义大方向;团结全党和全体与会同志,通过学习、讨论、争论,团结、批评、团结,从斗争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重新制定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只有这样,十七大才能开成一次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正确路线的大会,团结胜利的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的朋友们都会支持赞扬我们,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也一定能够办好,办成友好团结胜利的盛会。我们一定能够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最后,让我们献上一首令人深为激动感慨神往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们热切期盼尊敬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要把东风劲吹起来!!!

  以上建议,请研究采纳。

  马 宾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周光春 (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李成瑞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

  秦仲达 (原化学工业部部长)

  茅 林 (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吴凡吾 (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

  杨守正 (原中国驻苏联大使)

  华 光 (原中国驻罗马尼亚张海峰大使夫人、原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韩西亚 (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臧乃光 (原中国银行副总经理)

  徐诚之 (原铁道兵政治部主任)

  龙桂林 (原铁道兵参谋长)

  白雪天 (原解放军某坦克师政委)

  陈 晓 (原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

  喻权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徐 飞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默明哲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审)

  联系人: 马 宾

  二00七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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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刑前“悔恨的遗书” 感叹当官不好玩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10日因收受制药企业贿赂649万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党报《人民日报》网站日前公开郑筱萸在临刑前一天留下的“悔恨的遗书”全文。

  遗书中,郑筱萸写道,“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

 

  在行刑前的这封遗书中,郑筱萸继续写道,“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他的结论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

  郑筱萸于10日被执行死刑,官方媒体新华网当天中午11点59分发布快讯,称经最高法院核准,郑筱萸当天上午被执行死刑。北京市高级法院此前终审宣告,维持一审对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的死刑判决。

  新华网曾发表评论称,两级法院对量刑所表现出的态度,足以表明对贪渎犯罪的高度警示意义。这一观点是中共政府反腐的一贯立场,中共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党内腐败是对中共执政的最大威胁。

  此前有报道称,对郑筱萸的二审判决是配合北京最近的肃贪大动作,希望收“杀一儆百”之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郑筱萸的死刑要想改判,除非出现奇迹!他认为,现阶段“对贪官要慎杀、少杀,但不能不杀”。

  事实上,在郑筱萸被判死刑后,中国国内便就“坦白是否从宽”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最终以一篇同名文章为这一讨论定调。这两篇内容相同的文章,标题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悔恨的遗书》全文: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二00七年七月九日,郑筱萸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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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长称警惕敌对势力分化军队



2007年7月16日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日前重申,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警惕敌对势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分析人士说,在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军队只能是中共的工具。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时表示,听党指挥是中国军队的建军原则,中国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任务为任务,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曹刚川还说,敌对势力把中国军队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而中国军队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指挥。

分析人士说,军队国家化是当代所有民主国家的共识和通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准,如果军队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只听命于某个个人或政党,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即使中国宪法也规定,军队的领导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国宪法中并没有授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条文。

有专家指出,1945年,中共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曾经明确表示,中国应当首先实行政治民主化,然后实行军队国家化。然而,中共无论是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还是之后,从来坚持的都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香港军事评论人士马鼎盛说,“党指挥枪”的思想不仅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而且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认为,稳定压倒一切,而稳定需要由执政党用武力、用军队来维持,因此“党指挥抢”是必要的。

*丁树范:一厢情愿*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丁树范教授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共在经济以及其他一些领域的掌控有所松动,于是有人就想把军队国家化提上议事日程,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丁树范说:“军队国家化在中国始终是很多人谈论的话题,很多人认为中国应当实行军队国家化。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人在谈论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应当为一个党,而是应当为整个国家服务,这就牵涉在军队任务的调整。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一再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钢铁长城,也就是说,军队还是有对内镇压的功能。”

丁树范说,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在很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军队国家化牵涉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丁树范认为,国民党2000年在台湾民主选举中失去政权,此事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而能否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宁愿丧失以往作为一党之私的政权,取决于中共对国家政权归属问题的深度思索和认识。

丁树范说,国民党2000年之前还在台湾执政时,已经开始逐渐调整、减弱和淡化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举例来讲,以前国民党在军队里有党组织,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党组织逐渐取消了,对于过去所强调的‘一党独大’也在逐渐淡化。当然,大的调整是在2000年以后,因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还是有一些包袱的。”

丁树范说,随着台湾民主制度的确立,“一切遵照宪法办事”在台湾已经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准则,台湾军队国家化的进程也随之基本完成。丁树范认为,就中国大陆而言,实行军队国家化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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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温家宝遭遇麻烦?

本周,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中国总理温家宝面临明枪暗箭;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名落孙山;“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中日两国如何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审视双边关系。

中国内地一些省份正在遭受特大洪水袭击,中国总理温家宝也亲临现场视察。温家宝最近似乎在中国政坛上遇到了一些麻烦。香港《明报》本周发表评论,题目是《温家宝不仅要面对来自官场的明枪暗箭》。评论写道:“总理温家宝对目前的内地经济形势忧心忡忡,上周五召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等官员,讨论猪肉加价、水源污染、楼价暴涨及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妖魔化」等问题。较早前,曾有多家国际传媒报道,温家宝对担任总理一职已有力不从心之感,有意在明年3月此届政府任期届满时告老还乡。中国外交部随即否认,并指摘相关传媒的报道不负责任。……不过,对中共领导层而言,尤其是对被视为第四代领导核心的现任总书记胡锦涛而言,胡温体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温家宝如果离职,胡温体制不复存在,也就意味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威信遭遇重挫。”
《明报》的评论接着写道:“当然,温家宝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官场上的明枪暗箭,老百姓的不满和怨气,温家宝同样要妥善处理。温家宝从2003年开始实施宏观调控,但4年时间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宏观调控目标真正实现,老百姓要忍受高楼价、高通胀、高污染,对当局的不满自然上升,不满的矛头亦很容易集中到总理温家宝身上。”
本周《明报》还发表另一篇评论,透露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其代表名单中没有现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文章写道:“外交部的代表中,一名现任副部长都没有,反而驻日大使王毅、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驻比利时大使章启月名列其中。据透露,外交部选举十七大代表时,部长李肇星尚未卸任,所以他和时任副部长的杨洁篪都当选,反而常务副部长戴秉国名落孙山。不过,按照中共党章,不是党代表并不意味不可以当选中央委员。就如较早前公布的解放军党代表名单中,就未见新任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中将,而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中委是难以想像的。”
另外,七月七日,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文汇报》本周发表文章认为,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之际,其实也是中日两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和高度上,重新审视过去两国的恩怨,并展望两大民族未来的一个有利契机。文章说:“中国是继日本之后,亚洲第二个现代化的大国。中日之间的经济、军事和国力态势,无疑与百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必须承认,中日之间的情绪和情结却依然未能摆脱百年来的基本模式。以更为宽容、思辨的眼光和胸怀来看待日本民族和中日关系,决非宽恕、原谅或为虎作伥等简单化的思维就能解读和涵盖的,而是期待中日这两个东亚民族不但超越历史恩怨,而且站在亚洲现代化进程中各自民族精神现代化的高度,共同审视过去,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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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省级党委新版图:从"中央大员"到"封疆大吏"

  中国新闻周刊

  省级党委换届选举结束,被舆论看作是十七大组织路线大体确定的标志

  记者/苏琦

  日前,新华网公布了中共新一届各省级党委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名单。这标志着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共省级党委换届选举工作正式告一段落。

  至此,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人事和思想布局已至收官阶段——海内外舆论普遍视6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十七大政治路线定调,而将省级党委换届选举结束看作是十七大组织路线大体确定的标志。

  从团中央到省委

  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政坛的共青团系统干部一直为人瞩目,此次省委换届也不例外。在省级党委新方阵中,曾经的团中央书记们因其共同的出身和大体相似的从政经历再次成为相当耀眼的一群。

  现年52岁的李克强去年10月26日在中共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书记。他曾于1985年11月,在共青团第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于1993年5月至1998年6月任共青团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1998年6月,中央将其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4年后,李克强出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底,李克强出任辽宁省委书记,从而令自己的从政履历在团中央和农业大省之后,再添执掌工业的纪录。

  1950年11月出生的李源潮在1983年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与李克强直接“空降”任地方大员不同,李源潮曾于1993年至1996年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并于1996年3月至2000年10月任文化部副部长。2000年10月,李源潮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并于去年11月12日,在中共江苏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书记。

  与李源潮同岁的张宝顺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2001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之前,张宝顺曾在新华社任副社长一职多年(1993~2001年)。2005年7月,张宝顺出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去年10月,在中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与张宝顺从政经历颇为相似的是去年11月19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刘奇葆——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93年8月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次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2000年9月,刘奇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去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奇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在今年5月25日中共陕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副书记的袁纯清属于团中央书记中的“新生代”——1992年12月至1997年9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两年,袁纯清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直到2001年3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2007年2月,袁纯清出任陕西省省长。

  今年47岁的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是团中央书记中不折不扣的“新星”。他于1998年6月在共青团十四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上当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之后在2003年共青团十五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去年11月,在中共湖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副书记。今年2月,周强在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当选为湖南省省长。

  此外,1954年出生的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长赋曾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也被视为共青团系统干部中的佼佼者。

  这些团中央书记出身的省委书记和副书记们,除了年富力强、兼有中央和地方历练的共性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高学历,甚至超高学历——张宝顺和刘奇葆均为经济学硕士,李克强和李源潮则分别拥有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而袁纯清更是手握博士后证书。

  “西进”与“北上”

  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和中国南北方的经济中心,人事的动静观瞻一直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此番分别出任两市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和张高丽在履历上有着颇为相似的“轨迹”——从南方沿海经济特区方面大员,到华东经济大省掌舵者,再到执掌直辖市。

  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曾任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2000年1月在福建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省长,后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2002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同年5月28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市委书记。

  张高丽于1998年起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2001年调任山东省副省长、代省长,次年11月起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200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张高丽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同年6月2日,在中共天津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市委书记。

  舆论普遍认为,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大省再到直辖市,二人从政履历相对完整,经验相当丰富,必将在新的职位上有一番新的作为。

  今年5月18日在中共吉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书记的王珉,也经历了从南到北的从政生涯——2002年5月任苏州市委书记,同年8月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之后北上于2004年10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除了“北上”一派外,近年来也出现了沿海地区干部“西进”的新动向。

  中共上海市委原副书记孟建柱2001年4月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去年12月,孟在中共江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为省委书记。

  四川省委副书记蒋巨峰在2002年3月出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前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今年5月16日,蒋在中共四川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副书记。

  今年4月28日,在中共贵州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省委副书记的林树森在踏足贵州之前,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200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林树森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在广东为官的于幼军在2003年5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之前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接下来,于幼军继续“北上”,在2005年7月出任山西省代理省长,并于去年10月,在中共山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在海内外观察人士看来,这些“西进”的“沿海”干部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宝贵经验,对当地的经济跃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历练,也令这些官员对中国的地方政情有了进一步的体认。日前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于幼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当年在沿海工作是“长袖善舞”,现在则要经常“闻鸡起舞”。

  “空降部队”的地方历练

  作为中国第四直辖市兼“第四特区”的掌门人,1955年出生的汪洋在2005年出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被党内外人士视为中共中央大胆启用年轻干部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汪洋虽然年轻,但从政经历丰富——38岁便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之后于1999年9月任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机关党组副书记。

  同样从正部级位置上“空降”地方省委书记职位的还有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赵于2003年11月任中央纪委常委、中央组织部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并于2006年6月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0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赵洪祝任浙江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同年6月,在中共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赵洪祝当选为省委书记。

  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今年6月份在中共湖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为省委书记。他当年(2001年11月)也是从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的位置上直接“空降”至湖北任省委书记。

  观察人士认为,从“中央大员”到“封疆大吏”,高端视野,再加上地方历练,将令这批“空降部队”的从政履历更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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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向遭受自然灾害的省区市下拨党费2030万元  

 
    新华网北京7月16日电(李亚杰、朱小燕)今年以来,我国部分省份先后发生了洪涝和雪灾、风暴潮、地震、干旱等严重自然灾害,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了体现党中央对奋战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关怀,中央组织部先后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下拨2030万元,用于帮助受灾地区党员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和修缮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今年3月份,东北、华北部分地区遭受特大雪灾和风暴潮灾害后,中组部及时给受灾最重的辽宁、山东两省分别下拨了用于救灾的党费。

    6月3日,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发生6.4级强烈地震后,中组部迅速给灾区下拨了用于救灾的党费。

    6月中旬以来,中组部先后对今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16个省区市,下拨了用于救灾的党费。

    日前,针对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组部又向安徽等省下拨了用于救灾的党费。

    中组部在下拨党费的通知中,向奋战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表示慰问,要求受灾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抗灾救灾中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做好抗灾救灾的各项工作。有关省区市党委组织部接到中组部下拨的用于救灾的党费后,也从本级管理的党费中拨出相当数额的资金,一并迅速送往灾区。

    据统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组部向各省区市共下拨用于救灾和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的党费33929万元,占同期使用党费总额的54.4%。 
 


《瞭望》文章:在6•25重要讲话指引下团结奋进


领会和把握讲话的主旨;领会和把握讲话提出的总体要求;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领会和把握基本国情和历史使命;领会和把握“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加强改进党的建设这一关键

    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

    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被浓缩在4000多字的新闻报道中——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

    曾庆红同志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对于进一步统一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更好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继续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一次“热身”、“吹风”,是为十七大召开定下基调,是为开好十七大作思想、理论和政治上的准备。

    这篇重要讲话向海内外究竟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并体现在迎接党的十七大的工作中呢?

    领会和把握讲话的主旨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如同每一次党代会都有一个鲜明的主旨一样,自十四大以来,党的总书记在会前于中央党校发表的每一次重要讲话,也有一个鲜明的主旨。625讲话的主旨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旗帜就是形象,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凝聚力量。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赢得更多的主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局势变动的新考验。

    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发展、维护稳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很重。能否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发展大局的新考验。

    从党的自身状况看,我们党已走过86年的发展历程,党的地位、任务、队伍状况和所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执政党,如何经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面临的自身状况变化带来的新考验。

    面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面对现代化建设的新使命,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至关重要,举世瞩目。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在这一旗帜指引下,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改革开放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我们党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十四大时称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郑重地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在这一旗帜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与成功实践,书写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认识上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指引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行动指南。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则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以年均9%以上的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全球排名跃升至世界第四;从长期不能解决温饱的贫困状态,到实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贫困人口从2.5亿降至2000多万,老百姓享受到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些,无不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旗帜的伟大、这条道路的正确。

    落后,就会挨打;强大,才有尊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关键词是“中国特色”。对中国特色,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是实践特色,即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其二是民族特色,即不是照搬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其三是时代特色,即不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而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毫不动摇。

    伟大的理论开辟伟大的道路,伟大的旗帜指引伟大的事业。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深入理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创新的科学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能够指引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科学发展之路、和谐发展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深入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探索实践,坚信这是一条越走越宽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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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官正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纪检监察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新华网北京7月16日电(记者李亚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16日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纪检监察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他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主持开班式。

    吴官正指出,胡锦涛同志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取得明显成效;又要看到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任务仍然艰巨。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程度。

    吴官正指出,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要坚持从严治党,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势头,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力度。坚决维护党的纪律,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坚决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加强监督制约,特别是对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吴官正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加强学习,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要重视对反腐倡廉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增强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和主动性。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

    本次省部级领导干部纪检监察专题研讨班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联合举办。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苏荣、夏赞忠、刘锡荣、张惠新、刘峰岩、马馼、干以胜等出席开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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