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后：以毛为首中共领袖反右众生图

发动和指挥反右者毛泽东

*毛泽东钦定右派*
 
毛泽东不仅直接发动和指挥了这场运动，而且亲自划了许多右派，包括文艺界的很多名人，例如曾经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的著名作家冯雪峰和丁玲。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中共的长征。1934年开始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经在上海帮助毛泽东找到失散多年的两个儿子，并且设法送到苏联。毛泽东曾经对别人称赞冯雪峰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后来毛泽东还曾经亲自指示周恩来营救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冯雪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冯雪峰曾经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1936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后，与毛泽东私人关系密切，是极少数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住宅的人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丁玲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
 
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将冯雪峰和丁玲打成右派。当年负责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1975年说：“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当时毛泽东连什么人是右派在心里面已经有谱了。他提到了萧军和丁玲，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过了5个月，反右的时候，萧军和丁玲，两个人都是大右派。”

*没有新账翻旧帐*
 
毛泽东当时说：“比如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此外，毛泽东交给周扬一个名单，指示他把名单上的丁玲、萧军、艾青等人都定为右派。周扬在一次汇报时问：“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翻延安的老帐！”
 
于是，在1958年第二期《文艺报》上重新刊登了这些人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批判过的文章，标题就叫《再批判》。编者按中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相信哪个毛泽东?*

毛泽东还亲自在编者按中写道：“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否记得，在1940年中共组织部为丁玲南京被捕一事作结论时，他曾经亲笔加上最后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2年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时，毛泽东曾经为丁玲辩护，并且说丁玲和当时被清洗的作家王实味不一样。
 
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还曾经几次说“丁玲是个好同志”。但是到了反右运动，毛泽东就指责丁玲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他说：“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也曾经手下留情，保过一些人，例如上海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以及自己的老朋友章士钊。毛泽东说：“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成了右派*

周恩来救过人也整过人

张申府于1925年退出中共。

张申府和毛泽东也有一层特殊关系。据张申府回忆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张申府还回忆说：“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毛泽东报复当年的老板*
 
在中共建政前夕的1948年年底的一天，一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去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会见中曾经酸溜溜地说：“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其实，这批“民主人士”里就有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但是毛泽东故意不接见她，告诉她的理由是：张申府在1948年10月发表的文章《呼吁和平》，拥护国民政府，指责中共，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于是刘清扬在报纸上把张申府大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与他离婚。

张申府回忆说，毛泽东以后还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据张申府回忆：“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周恩来为安排张申府的工作大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将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冷藏”起来。
 
1957年，与章伯均非常熟悉的张申府在一次会议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据说他还说了一句，“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结果，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张申府再次受到冲击，被关进监狱。直到毛泽东去世，张申府才出来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的无奈和救人整人*

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落得这般下场，想必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心里相当尴尬。不过，周恩来遇到的尴尬还不止张申府一案。1934年就参加了中共的诗人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关系密切，被周恩来、邓颖超称为“妹夫”、“阿妹”。周颖成为右派，聂绀弩也成了右派，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2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向周恩来汇报说：“一些年老体弱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动，...实在太艰苦了。比方聂绀弩吧。” 周恩来说：“哎呀，聂绀弩什么时候也当了右派？我没有看见过他的鸣放和右派言论呀！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周恩来这句话使所有从北京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分子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曾经说戏剧家吴祖光、作家萧乾不是右派。但是后来吴祖光和萧乾还是被打成右派。
 
教育部长张奚若曾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周恩来说张奚若是“好人说错话”，使张奚若躲过一劫。
 
大右派章乃器在文革中被打，送进了医院。他的儿子章立凡回忆说：

“协和医院不给治，就是‘牛鬼蛇神’不给治。我父亲就写了个字条，写给周恩来。说总理我被打，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后来是章伯钧的夫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你父亲这个字条，可能是总理办公室吧，给医院打了电话，就说今后不管什么人，一律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给予医治。 她说你父亲这个字条啊救了好多人，也包括我们，因为章伯钧也被打了。后来我父亲就得到医治。”
 
章立凡还回忆了反右期间的一件事：

“反右后期，周恩来就讲，准备撤你和章伯钧和罗隆基你们三个人的职。我们认为可以让你申辩。我父亲就问，这个事是不是已经决定了？周恩来说，党中央已经决定了。我父亲说，那我还辩护什么呀？周恩来说，那也好。我们人多，到时候你说不过我们的。

“但是他叙述的跟他写得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周恩来跟他说，他们说不过你。后来我查了，好像还真有一处谈话时谈到，好像周恩来说，你太能说了，他们说不过你。  哪一个记述为准，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在这以前，他们俩已经冲突过一次了。大概7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说到当前的反右，点名批判了他们三个人。我父亲当时就站起来讲，我要对周总理讲几句话。过去，大家工作中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都是一起商量解决的。现在我遇到问题，就凭这个人的几句话，就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值得重新考虑？

“他这个话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就是说你不够朋友了。当时据说周恩来就一时说不出话来，比较尴尬。其他人马上就上来批判，双方就交锋。我父亲不服，也说不服，也斗不服。最后呢，周总理说，你这样下去只能自绝于人民。这个会就散了。”
 
*礼送章罗出国？*

1962年，中共曾经向章伯均、罗隆基和章乃器表示，愿意礼送他们出国。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回忆，1962年的一天，中共主管政法的彭真召见章伯钧和罗隆基，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 ”
 
章伯钧回答说：“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说：

“周恩来说，你们愿意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你们想去美国也可以。罗隆基还问，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驱逐出境？周恩来说，我告诉他，也不是。我父亲当时还是表态，说我跟你们共事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被理解。他说那就再看几年。看个5年、10年，也许以后还能做点事。后来就有人觉得他好像可能对中共......就是他不相信会这么坏。周恩来还说了一句：啊，你真乐观啊。”

*邓小平批温情主义*
 

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右二)副组长彭真(右一)

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1957年6月，毛泽东看了中共高级党校的《整风简报》以后，认为党内右倾思想严重。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校党委成员找去问话。党校负责人杨献珍说：“查了，一个(右派)也没有。”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小平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高级党校后来上报了两个右派和两个批判对象，结果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党校又将右派人数增加到9人，邓小平仍然不满意。195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高级党校负责人杨献珍、侯维煜点了党校学员、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肖鲁的名字，说：

“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彭真插话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最后，高级党校打了95个右派，是原来数字的10倍，包括杨献珍的秘书马鸿模。杨献珍尽管这次幸免于难，但还是在1964年被毛泽东找了一个借口整肃下去。
 
*赵紫阳落难时的醒悟*

因“六四”事件被邓小平软禁起来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谈到反右运动时说：“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这显示赵紫阳当时支持反右。赵紫阳说，当时毛泽东“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不过，身陷囹圄的赵紫阳还是有所醒悟。其一，他认为当年共产党各级干部没有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其二，赵紫阳的老战友宗凤鸣说，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经对邓小平拒绝否定反右运动评论说：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江泽民反右消极而道歉积极*
 
美国人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记述了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江泽民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担任党支部书记，对反右运动不热心，开始一个右派也没抓。后来有人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迫于压力，江泽民只好确定了两个右派。其中一个人被定为右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刚刚从苏联进口的车床噪音比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车床要大。这本来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当时就是“反苏言论”，就足以定为右派。

江泽民一直对这件事感到不安，在1962年首先为这个人摘了右派帽子，并且几次向他道歉。在反右运动中，江泽民的姐姐江泽芬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为一个受冤枉的人讲话。

*胡耀邦想保人 掌权后大翻案*

整人消极而救人积极的胡耀邦

“当时留了6个不改正，他是其中之一。我又写了信，分别给胡耀邦、邓小平和陈云。胡耀邦的态度是，他希望改正。陈云也有这个态度。最后邓也就同意了。这样等于把他从6个不改正里头放到改正的头一个。”
 
到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结束，只有极少数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一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加上地方上的林希翎等人，总共不足100人。
 
*邓小平虽然嘴硬 反右报告不入文选*

可不要小看这九十多个人的力量。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九十几个人妄图取代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

*毛泽东自认秦始皇*
 
还是毛泽东敢做敢当。他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