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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拒绝平反的大右派彭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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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大劫难。(公有领域)

他是文革后邓小平拍板不予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

他的人生不仅与邓小平有关,还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曾主张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共多次给予无私援助。他曾激烈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向往跟随中共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但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他却被打成大右派,被整得家破人亡,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他就是从江西大山深处走出的才子彭文应。

“安福三才子”之一

上世纪初,从江西省中部偏西的安福县,走出三位少年才俊。他们先后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留学美国,先后学成回国,都曾当过大学教授,都曾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都曾用手中的笔,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呐喊。

他们分别是罗隆基、彭文应、王时造,后人称他们为“安福三才子”。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南乡西边村一个小学教员家庭。1917年夏,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13岁的彭文应,与同乡好友王造时,在全省2000多名考生中,分别名列第一名、第二名。

到清华后,他学习勤奋,功课俱佳,尤其擅长写政论文,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

1925年,他留学美国,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政治学学士、硕士学位。

1932年学成归国后,他受聘担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此后,他有很多同情、支持、帮助中共的言论和行动。

1947年,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民盟倒向中共,转入地下。彭文应加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参与反对国民政府的活动,受到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的通缉。

1949年中共建政后,彭文应成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为什么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搞了一个“阳谋”:先是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给党提意见,此谓“引蛇出洞”。等意见都提出来之后,也就是“蛇”都被引“出洞”之后,毛立即发动“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将那些真心诚意给党提意见的人,来了个一网打尽。

据中共官方数据,当时全国打了55万多右派。彭文应正是中了毛的“阳谋”圈套,而被打成大右派的。

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被毛泽东两次点名批判。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两次提到彭文应的名字:“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第二,被全国各大媒体点名批判。

1957年7月19日,上海市委常委张春桥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彭文应》一文,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应的文章。

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彭文应反党原形进一步暴露》、《反党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等。

第三,坚持不低头认罪。

彭文应在遭受十多次批斗会后,坚持不承认自己反党。

他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申辩:“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他重申:“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数天后,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上,他又称:“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有位朋友劝他:“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他却正色说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当时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多次登门劝他:“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他却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他拒绝写检讨。

彭文应的老友王造时也曾劝过他。王造时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写道:“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

彭文应有哪些右派言论?

1957年8月2日,中共当局印发《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其中将彭文应的“严重反党言行”分别编为八类。其中有:

“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产阶级民主中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吸收。”

“我从来不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全套搬过来,但有些是不错的。如在他们国家里,官做的不好可以罢免,可以不选他。他们在选举制度上也有好的。”

“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使经济繁荣。”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才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

“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彭的这些话,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大实话。如果说有问题,也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确实不存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是,毛发动反右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让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闭嘴。毛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周恩来没有帮他

彭文应的老同学潘大逵在《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中回忆:

上世纪30年代初,彭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在畅叙,忽有一位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其友私语几句。其友立即跑进寝室寻找什么。过了一两分钟,其友急步回到客房,对他说: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了,请问你身上有没有钱。

彭文应立即将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了朋友。其友马上将钱交给西装客人。西装客人接过钱,便匆匆走了。随后,其友告诉他: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恩来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总理周恩来在上海一个会议上见到彭文应后,专门向他提起当年借钱之事。周恩来特地叮嘱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要记住这个朋友。

但是,1957年毛发动反右运动、彭文应被打成大右派后,周恩来却将这个“朋友”忘到脑后去了。

家破人亡

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所有职务,原有工资津贴随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没有收入的无业人员。

当时,他的子女尚未成年,还有长辈需要赡养。他再也住不起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不得不全家迁入重庆南路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房子。

彭文应被点名批判后,正在北京上大学的长子和长女思想压力沉重,年仅13岁的二女儿因精神受刺激而患失眠症,次子则忧思郁结。8岁的小女儿到小人书摊上租连环画时,被摊主蔑称为“大右派的女儿”,从此再也不敢到那个书摊去。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肾病。彭文应整日被批斗,使她提心吊胆,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

在张春桥发表《质问彭文应》的当天,邓世瑢病危,守在旁边的老母亲心如刀绞,年幼的女儿更是焦急万分,她一次又一次跑去打电话,想叫父亲马上回来。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现在正在批斗右派分子彭文应。”当天下午,邓世瑢去世,年仅44岁。

1961年3月18日,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中,在家里吞服安眠药、碎玻璃、针,被彭文应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得以转危为安。

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宿舍内再次服安眠药自杀,死时年仅19岁。

临死前的抗争

次子彭志平自杀后,彭文应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应心脏病加重。老友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将他送到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关照。彭文应的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闻讯后也纷纷来到医院看望。

30多天后,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并发离世,享年58岁。

去世前,彭文应自感来日不多,曾连续熬夜,写了一封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其中写道:“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文革爆发后,彭文应及其妻子、次子的墓,都被造反的红卫兵捣毁。

结语

文革结束后,中共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进行平反。最后,55万2千9百73名右派,仅96人没有“平反”。在中央一级,仅5人没有平反,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邓小平坚称,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为什么邓小平不愿承认反右运动完全错误而非要坚持“扩大化”了不可呢?

因为邓小平当年是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邓不肯承认自己错了!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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