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时期河南省偃师县马洼乡的划分阶级大会会场我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有这双料背景，在那出身定终生的年代，就为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我却笑不起来。有教无类乎镇反时，父亲于1952年冬落网。那时我们全家都在湖北应城...

宋庆龄对江青愤恨之深，骂她无耻婊子。说宋庆龄骂人，而且是用无耻婊子这样的字眼骂，许多人可能不大相信。人们印象中的宋庆龄温文尔雅，难以想像她会用这样的字眼骂人。但这是真的，而且见诸文字，是在1978年6月5日她给美国的理查德･杨的一封信中：……我的所有西...

有人在文革中举报陈永贵在抗战时期充当过敌伪情报员，山西省委核实后报请中央，周总理指示不要扩散，毛主席特批不要再提了。陈永贵依旧平步青云，而调查他的人却被戴上了黑帽子……非常时期的非常事老村长为其说话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党...

中共组织的批斗会。（网络图片）文化大革命期中，主流媒体常常用下面这句豪言壮语宣传我国的成就，众媒体说：敌人有的我们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我当时就偷偷地想，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例如亩产十万斤的超级谎言，又例如五年超英，十年赶美的空话大话。但是也有一种东西敌人有我们...

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 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共军士兵于2019年6月30日在香港昂船洲军营进行演习。按：武警派出的前导部队以电棍为武器，以玻璃钢盾牌为掩护，虽然确实遭到了市民砖头瓦块的阻击，但在不带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还是成功地突进天安门广场。所以，武警先头部队不开枪可以进入广场，后续的野战部队反而要借坦克砸压和机枪扫射进城。...

一从1989年12月21日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吼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犬，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昭盟（现为赤峰市）元宝山牧场是个重灾区，四十八天的挖肃斗争，90%的人受到伤害（领导干部100%，原场职工90%，原场家属50%）在全场总人口400多人里，致伤、致残的就有40多人，自杀与因伤致死的6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挖肃斗争给大人孩子身心造成的重...

从1968年秋到1970年春，曲阜师范学院（现名曲阜师范大学）部分人员受命“开发孔林”，历时年半左右。本文记下的，就是那年月那些人在那地方做的那些荒唐事。 谭厚兰砸三孔，使得开发孔林成为可能 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创建抗大式五七大学的方案》，提出“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11月，便组织教职员工轮流去“开发孔林”了。

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

最近,全球舆论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各种政策和动向上。然而在东亚,一场静悄悄的备战竞赛正在展开。2月26日,中国再次出动超过30架军机,并配合海军舰艇实施"联合备战警巡"。更需要引起外界警惕的是,在未预警的情况下,中共宣布在台湾高屏外海约四十海里...

1969年，我随父母在河南五七干校已经一年。一家人本来在一起，但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母亲说，父亲去和一个农民学种稻子，要全学会了才能回来，还说，父亲的师傅朱麻子是种稻子的好手，父亲和他学也能成为种稻子的好手。我隐约记得父亲说过，他小时候不喜欢种地，所以从小离开家去县城上学，他的...

关于江泽民的顺口溜：家里养著猫头鹰，出国带着李瑞英，听歌要听宋祖英。如今，李瑞英和宋祖英在北京相会了。（网络图片）大陆坊间曾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江泽民的顺口溜：家里养着猫头鹰，出国带着李瑞英，听歌要听宋祖英。如今，李瑞英和宋祖英在北京相会了。媒体曾报导，2013年5月10日，北京...

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58年底，我从万县的一所民办中学退学，到社会上闯荡了一遭，当过各种临时工。大约过了一年，我向父亲提出，还是想回民办中学去读书。他答应了。1960年春季开学时，我就到学校去要求复学。虽然我只在初六一级炼过钢挑过煤，真正坐在课堂里还不到一个月便退了学，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多一个学...

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李立三“自杀”问题进行过一番追查，但同样毫无结果。自杀，还是他杀？李立三之死成为了历史悬案。李立三之死再次证明，中共在戕害老百姓的同时，对于自己人也是从不心慈手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