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至廿一年间，作者曾主持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工作。破获共党要案累累。其中民国二十年四月曾将中共“中央”常委兼特务总头目顾顺章捕获，曾特别引起外界瞩目。
一、从北伐讨逆到受命铲共
民国十七年北洋军阀残余溃败之后，曾被围困于河北开滦一带，彼时我与温建刚（曾任南京公安局长）均奉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委蒋作宾委为山东战区军事特派员，我于是年五月间自天津收编张宗昌残部一师，由塘沽海运至烟台，同时促使当地北军施忠诚团改编，由当局派温建刚为东海警备司令，不料我收编之锺师长原系忠心归向，后被逃往大连的残余军阀，秘密派员来烟，对锺威逼利诱，致归向仅为时两月，（七月廿日前后）又行叛变，竟改悬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欢迎章宗昌自大连来烟，我于是匆匆冒险安排，偕同中央派去接收的军政大员，如彼时中央新派烟台海关监督谭曙卿，盐运处长张承标，及东海警备部参谋长陈文等数十人，秘密逃往大连，再同乘日本榊丸轮到达上海。其时总司令蒋公追查责任，我随同温建刚、刘志陆（收编的十三军军长）等晋谒。蒋公获悉事变经过后，对我面志：“你年事尚轻，应再加深造’，当即发给我三千元，瞩我赴日求学。嗣以囚事滞沪，未能去日，乃再呈总司令蒋公，叙及烟台事件经过及感谢赐给学费种种，请求另派革命任务，将报告寄往南京总部。这一报告寄出后仅两周，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先生即寄来通知，注明奉蒋公转示报告，约我谈话。立夫先生在中央党部大礼堂讲台单独接见我，询问我经历及志愿后，当约组织部调查处徐恩曾先生一同商谈，决定派我前往北平调查彼时（民国十八九年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所组对抗中央的“扩大会议”等一切动态。我在平津滞留一大段时日，最后冒险由北平到河南许昌，当地敌军为杂牌部队任应岐师，任本人原先与我有过接触（任师为绿林樊锺秀余部所改编，民十七年于右任先生介绍过我收编任的部队），因设法在该师部拿到冯玉祥新换发的一本密电本（声明并非窃来，说来话长，将另文叙述），我设法搭上许吕英美烟草公司悬有英美国旗收烟叶的牛车，在经过我军与冯叛军的战线后，将密本呈送归德蒋公督战总部。后据别人告知，彼时我方曾利用我密呈的密电本，取得冯玉祥密电本，对讨冯阎胜利为一大关键。迨讨逆战事接近结束时，蒋公曾在一棵大树下召见我，除加奖勉外，并指示说：“第一个敌人打倒了，现在要对付第二个敌人，──共产党，你即去南京见陈立夫秘书长，我会通知他派你担任铲共肃反工作。”我辞退后，随即乘车到南京。
二、武汉如何由共党破坏高潮转为铲共高潮
我于十九年（1930）八月初抵达南京，即蒙立夫先生接见，自然要先报告北方之行的经过与收获，当被称赞鼓励一番，接着说明此后须集中力量对付共党，鼓励我要有黄埔精神，中央决定派我任“两湖”调查员，并付与铲除共党的行动任务，即刻可电告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将军给予支持与指导，嘱我从速前往武汉。这一番明快指示，真使我一面兴奋，一面恐惶，因我只知共产党徒残暴无比，对其主义与组织，毫无所悉。但又感到这对我是一件有挑战意味的事。因为我接受这项任务时，武汉已经成为共党作乱的恐怖世界。接着该年九月二日匪首彭德怀又攻陷了长沙。
我于是提前一周匆匆忙忙赶到汉口，首先拜会彼时武汉行营何主任及省市党部委员，先对共党在武汉活动与暴乱情形，探询了解，认为“知己知彼”，方能战胜敌人。他们均告以共党在武汉市街，到处贴标语，不是用甲街的街道支部名义，就是用乙街的街道支部名义，随时随地举行所谓“飞行集会l。有时鸣放鞭炮扰乱秩序即行潜逃，真是“来无影，去无踪’。有时军警捕获几人，只供系赤色群众，较宁汉分裂时，实要猖狂若干倍。
我遂经行营何主任准我搭乘的军事侦察机飞往长沙上空，窥察城内外匪军动态，随又由行营派人送至新堤，得当地公安局协助，深入贺龙盘据的洪湖周边，藉图了解匪党种种作恶举动，及其潜入武汉市区所取途径。彼时驻武汉宪兵团长欧阳珍（军校一期），系江西同乡，即往访于桥口团部，该团慨允尽量协助我的铲共任务，并得悉押有共党宋惠和与陈某，他们正要办自首手续，予以开释。我想这该是我自共产党人了解共党组织及行动的最好机会。我即大胆向欧阳团长要求，请许宋、陈二人随我外出，当在我住的太平洋饭店另辟房间，一同寄寓。我尽量对他们二人和谐相处，并大胆未予监视，不仅不视为共犯，且待之如友好。早晚尽谈共党种种内情，我几如学生恶补，竟然对共党行动路线，颇有了解。宋、陈两自首份子颇受感动，尤其宋某为一长沙青年，能说能写。他代我写了一份铲共计划，并提出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有效办法。他们告诉我，所有共匪姓名都是假的，均随时更换；每人住处都极秘密，但面貌是真的；它们规定开会或联络，必须亲自出场发言讨论；由于无法长期潜伏，有时必出走街道以取联络……等等。对于曾经一同参加匪党会议或有过联络的份子，只要令一些自首份子在大街小巷不断行走了望，──就可指认逮捕，必可大为收效，甚至可能捕到高级匪首。宋某建议，使我得到很大启示。其时行营何主任曾面准我对共党直接采取行动，但我既未设机关，又无编组干部，无法行动，遂将此一困难向何主任报告，这位胸襟宽濶忠诚的将军，他立即介绍在上海及长江红帮首领徐朗西与我见面，再由徐介绍武汉红帮大师杨庆山与我密谈，结成深交。杨君有燕赵风，是一位典型的游侠士。我当即请他在他领导的帮友中选出叶明亮、周执中等二十人作为我的干部，一律由行营发给工作证，即时随本人行动。自此我出入有保卫，行动有干员，从此成为武汉对付共党闘争的首要人员。
三、首破共谍危害蒋公巨案
我彼时虽掌握有缉组干部，但本身仅系一非公开的两湖调查员名义，上峰虽准我有行动权，对外论来，仍是名不正而言不顺，我只好凭建功第一的欲望，争取一些合作力量。一面与行营军法处协调，约定“投捕”、“侦讯”原则。一面取得彼时警备司令夏斗寅的谅解，允我与该部对匪一致行动。于是，我于民国十九年秋间，乃藉红帮协助即随同自首共党份子，在大街小巷保持距离行走，便于采取机动行动。进行月余，确实利用“指认”方法捕获共党份子、破获共党机关甚多。该年九月末，阎、冯、汪联合军大败，张学良自东北率大军入关，进占平津，宣布拥护中央，蒋公在十一月下旬，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宣誓就职两周后，即离京西巡在庐山召开第一次剿匪军事会议，会后预定巡视武汉，武汉各界筹备举行讨逆胜利大会，不料共党乘机渗透，混入筹备会工作，进行危害，在蒋公莅临武汉前数日的某个下午，忽然据报已截获一个重要共匪夏华（亦名华夏，此时难以记清，系四川人），在讯问是表示愿意自首，须迳见我方高级负责人，报告重要案情。我即刻传见夏华，单独谈话。他说：“隔数日武汉军民将在汉口总商会（位于中山路边）举行欢迎蒋总司令讨逆胜利大会，该大会筹备工作竟完全由他们把握了安排一切的权力，事务人员多属共干，缮写通知书与制发出场证，几由他们包办。匪党已组织二十四个组，每组五人，一律携手榴弹参加。预定在蒋总司令莅临讲台时，台下共党一齐向台上投掷手榴弹，如果不信，我即将那些参加筹备欢迎的共党名字住址写出，捉来审讯，立可破获全案，并查出炸弹所在。”
这一供词，实骇人听闻。我当即采取行动，按图索骥，竟将全案破获无遗。我立即电告立夫先生，他接电后，即电告候其本人到后，一同上庐山晋谒正要启程赴汉口的总司令蒋公，当我报告一切后，秉承嘉许，蒙赏给奖金壹万元，并手令派我为少将参议，嘱我持手令呈交武汉行营何主任明舍发表（该令尚保存），并命以后随总司令行动，但我要求暂时先回武汉，返回武汉后，会同当地军警，重新部署欢迎蒋公，并请蒋公改在汉口七码头登岸。隔数日蒋公偕同邵力子、周佛海、北平市长何其巩乘兵舰同抵汉口，但取消了“庆祝讨逆胜利大会”的安排。蒋公即与武汉行营何主任敲定，在行营下成立专门机构，以肃清湘、鄂、赣三省各城市的共党组织，派我主持其事。我立即完成组织建构，将红帮干部及自首份子分别组织若干地下行动斗争小组。从此名正言顺，与三省各城市侦缉干部共同奋斗，展开明争暗斗的扫荡战，我几乎一直战斗在前方，以为同仁之表率。
四、我如何逃过共谍谋害
在审讯危害领袖蒋公的要犯中，有七人（内女犯二人）请求立功赎罪，坚求自首。我利用自首政策虽不断有斩获，所谓“七擒七纵”。但亦有些口是心非份子，表面上似为我的猎犬，实际则成为我身边的定时炸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第一步求救命，不惜断送本身组织；第二步觉得反悔；第三步又恢复其政治企图，准备再叛变。后来，他们当中竟有人供认，曾向上海共党中央要求加害于我。共党甚至秘密拨给他们七千五百元行动费，以图实现。足见共党份子反覆无常。
前述蒋公在庐山的一万元破案奖金，我以五千元赏给江帮干部，另以五千元发给这些自首份子。他们则建议在汉口创办“醒报”，由他们编撰，自我报导共党罪恶，来唤起共党份子觉醒，我立即同意。并告：“须好好安排组织与编辑工作，将来可以成为全国性反共报纸。”该群自首份子提议要我出面指导他们所创办的《醒报》筹备会议，我因无疑虑，即予应允。
民国廿年二月廿一日那晚，是他们准备办报会议之夕，更是预备谋杀我之时间。那时，我的秘密电台设在武汉行营后方一个里弄某号楼上，楼下即为其时汉口市党委单身成员住所，共党自首份子亦租寓在附近弄堂内某号的一个楼面。其时，我对最初认识的自首份子宋惠和十分信任，他几乎等于我的贴身秘书，所以，宋某遂为所有自首份子的眼中钉。那晚，我在单家参加雀戏，我就让宋先去参加办报筹备会，但宋一再往返单家，坚称大家请我出席指导。因其时我输了十三元，我以好胜心理，非赢回本钱不肯离座，一再展延赴会。谁知该群谋杀犯（男女七人）已购妥是晚十一时驶沪的轮船票），预备我到达会谈时，利用白天磨好的几把菜刀，先用棉花塞住我及宋某的嘴，一齐将我们谋害。因久等而我未前往，且赶轮船时间将到，只好照原来计划将宋一个人残杀。然后，这群凶犯一同赶登驶沪轮船。殊不知宋的头颈虽被斩十余刀，耳割手断，尚未绝气，痛苦呻吟之声，被楼下房东发现报警。我闻讯后即携枪驰赴现场，用电话通知警备部将当晚驶沪轮船，全部扣留，分别包围检查。该谋杀共犯，除一人跳江逃亡外，其他六人，一同就逮，送交行营军法处审判处理。我算是逃了一劫。
五、顾顺章其人及其在共党中的重要性
顾顺章（化名黎明又名李明），江苏浦东人，生长上海。弱冠时，系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机器工人，短小精干，富权谋，懂心理学，好享受，支配欲强，且擅魔术，在上海租界内设有“化广寄”魔术，公开招生并表演，共党公认为奇才。民国十三年即参加共党，上海“五卅”事件发生时，曾潜伏上海葵美烟草公司浦东厂，从事“工运”。十五年（1927）赴海参威以就读东方大学为名，实际接受苏联“格别乌”特工训练，习“爆破”与“暗杀术”，派沪后继续工运活动。民十五年十月至次年二月止，五个月中，共党在沪曾举行三次大暴动，顾均任“总指挥”兼“纠察总队长”。当时红色恐怖，笼罩上海，因之顾的潜伏势力不断增大，共党中央六全大会，升任顾某为中委兼政治局委员，因周匪在共匪中央一向担任军事部长，在上海租界内活动则改称特务委员。周恩来兴颜顺章、李立三遂共同组成特务委员会，周为挂名常委。该会设于上海租界内，内分三科，一科负责匪党中央机关的布置与护卫事项，二科负责汇报工作的布置建立与秘密交通事项，三科负责暗杀及对党内叛变份子的制裁事项，另组红色保卫局，负责执行暗杀及绑架勒索等任务，以解决匪中央的经费等问题。顾不仅系周匪同级亲信，其实等于周匪化身。因之顾又兼任红色政治警卫局局长，主持该特务委员会执行全权。故英、法、日及公共租界内所有共党机关与全部匪党人员生命的安全保障，均掌握在顾一人手中。即首要匪徒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陈绍禹、瞿秋白、邓中夏等均需依附顾之安全措施下，才敢活动。我回忆民国廿六、七年间（1936-1937），共党向政府“输诚”，陈独秀被释往武昌，张国焘也宣布脱离共党来到武汉，彼时我仍任武汉警察局长，对他们（陈、张）有保护责任，曾一同谈起顾顺章，他们一致认为顾是共党中优异份子，手腕之灵，之辣，较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谈在民二十年间（1931），毛匪泽东盘据江西匪巢时，曾不赞成呆在上海租界的全国苏维埃主席向忠发，受在沪的中共政治局挟制，发号施令，致使匪区军事行动，一同受到牵制。毛乃建议向忠发经武汉及湘鄂潜赴井岗山建立中央组织。彼时匪中央还派遣刚自莫斯科返沪的张国焘，经武汉潜赴豫鄂皖边区就任军区主席。他们认为武汉为“白色恐怖”地区，必须派干员在武汉秘密安排交通事宜，故顾自告奋勇秘密来汉（以上亦系顾被捕后亲向我供述者）。顾由上海到南京下关，乘祥泰木材公司（共党所设）的拖船潜抵汉口，住大智门大智旅馆，化名为化广奇。因他擅魔术，便以黎明魔术团作掩护，在汉口曾登台表演魔术一些时日，曾勾引汉口几位交际花，后来同被捕讯，才知道实际上他是在秘密从事布置向匪及张国焘经过武汉分别转赴其目的地的活动（这是后来他亲口自供）。
六、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及解往南京经过
前述曾进行谋害我与宋某的自首再犯六人，已交付审讯。其中有一共犯尤崇新，先是匪党江苏省委，后调任汉口市委，经被捕后自首，再又叛变。他在狱中要求再给自行带罪立功机会，咬破指头，写一血书请求。此人有分析头脑，文笔也好，我便再给他一次生存机会，再派人随他去街头到处游荡，续行指认匪共。
某日（民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尤某在汉口特三区（以往英租界）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彼曾一度追随在上海暴动的总指挥顾顺章（批捕时年三十一岁）正与另一共党在街头接谈，尤某认定确实，遂大呼“暴动总指挥”，顾自知无法否认，即从容就逮。顾被捕时，态度镇静，要求到他住的大智旅馆，收拾行李，还要求先见蔡孟坚，他说：“我知道，蔡是武汉对付共党负责人。我即传顾来见，顾只说：“我有对付共产党大计划，请你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
他态度冷静，不愿再言其他。我对顾说：“我将引你见行营何主任。”他回答说：“见他也不过是说同样的话。’
我即向何报告，何表示：不愿传见顾某。并当面决定他与我分别向中央电告共党首要顾顺章被捕自首，要求晋谒蒋公诸情。（顾未能早供出我中央掌管匪情译电的机要秘书即为匪谍，致造成失败之大错，详情且待下文阐明。）何主任并指示：“今晚除由我派数名干部外，另派宪兵一排乘车押送顾某乘轮船赴京。”并嘱我次晨先飞往南京，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会同中央主管单位，直接处理此一巨案。
七、潜伏我中央要犯钱壮飞于顾供出之前先行逃沪向匪告密
当我飞抵南京，次日顾所乘轮亦到达南京下关，我乘车迎顾，迳驶南京中央路三O五号中央调查科（后扩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科长徐恩曾先生的秘密办公处。顾一看到路名门号，他即低声向我说：“速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全功尽弃。”他的话，使我震惊不已。因钱某一向是该办事处重要办事人（主管电文），也与我有过多次公务接触，我当时用电话将此惊人消息，告诉徐恩曾先生，他惊惊谔之下，立即派人分别查究钱某行动，旋据答覆：“钱某先已将我自汉口发出报告顾某被捕愿自首密电译出呈报后，即不知去向，似已证明在逃。”（我安全单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我：有确实资科证明大陆陷匪后，共党政权社会部长李克农，即是钱匪壮飞，钱壮飞为李克农作间谍时假名。李匪系安徽人，现有其同乡在美退休的段君，谈及他曾与李同在芜湖中学教书，那时即发现他左倾，但随后忽然不见人影。
顾得悉此情，恐惶万状。旋又低声告诉我说：“共党在租界秘密机关，及首要们住所，与交通种种，均由我（顾）安排，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处长杨登瀛，即是共党忠实干部，故国民党要员每进入该办事处，在楼下进门处即有共党秘密摄影机留影。……某次陈立夫先由南京到上海，钱某就事先通知过上海北站地下党预先埋伏，殊不知立夫先生改由前一站下车，方得幸免。这都是他（顾）与钱某所作安排（此案立夫先生函示证实）。顾并泪告：“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某，有权将各省反共情报及密电，拆封或先译先阅，再秘密照抄，不断夹于报纸刊物中先寄给上海共党中央，后呈国民党负责人核阅。如钱某向周恩来报告我（顾）已自首，共党各机关负责人，非逃即迁，我们的清扫计划，自然全部落空。”我当即责顾说：“你在武汉，过份大意，而且自大，如其时说出有钱匪潜伏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顾）已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顾）自我失败。”话未说完，立夫先生来电话：嘱我即偕顾到黄埔路总司令官邸，晋谒蒋公，已派张道藩到官邸等候陪见。（此时道藩、余井塘、张厉生诸先生均是中央组织部秘书。）
八、顾顺章谒蒋公
晋谒蒋公，顾妄想有所献策，他料不到召见如此之速，他正受到钱匪逃沪消息的刺激，即刻又要晋谒顶峰。其时顾仍力持镇静，我陪他上车向黄埔路出发，坐定后，我即询问顾向吾党领袖有何高见提供，他说：“国民党为革命，共产党也为革命，如能保存共产党名义，两党均为合法政党，国民党可领先而与共产党联系合作，共军全部改编，军事全由蒋总司令领导，内乱即可停止。如能向蒋总司令陈述我的意见，且肯接纳，我（顾）愿为此事奔走，徐图赎罪。”我又问他，为何不写一书面报告。他似乎无话可说。
当我与道藩先生一同陪谒蒋公时，蒋公站着向顾说：“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对你宽大，希望以后多多听从蔡同志的话，事事与他合作，藉获带罪图功机会。”并未听顾发言陈述，仅面谕我送顾返住所后，再行来见，令道藩先生在官邸少候。当时我拉道藩先生耳语告知：顾已供出中央调查科钱壮飞秘书及调查科驻沪的杨登瀛处长，均是匪方重要匪谍，且钱已逃沪，道藩先生急不择言，作嘱“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迳向蒋公报告。”且说：“你不可多事。”我答：“连立夫先生处，也由你报告。”说罢，我复与顾同车再回中央路三O五号徐之办事处，顾在车内对我说：“你对我所提要求安排太快，使我（顾）无法赶上思考与准备；此后只仗你支持与合作，现想起另一要案向你提供：共党首要恽代英化名王作霖，在上海被捕时，供系赤色群众，由苏州法院解南京总司令部军法司，共方已设法找到某种关系，可能在五月内──开释，你应该将此真情向上反应”云云。顾话谕至此，汽车已抵达指定处所，我对看守顾某人员交代后，即又回程再谒蒋公，道藩先生一同在坐，蒋公垂询我的意见，我报告说：“一、应让顾提出整个反共意见，供我取舍。二、应彻底与英法租界当局合作，按顾之指认，肃清共党一切活动机构。”对顾供述共党钱某、扬某潜伏我中央核心部门实情，我遵照道藩先生暗示，未曾涉及半句，只就顾在车中所告恽代英已押在军法司各情，详为报告，蒋公当即令军法司长工云南查明属实，曾促恽自首，恽倔强拒绝，因而予以正法。
顾既已交中央监押，我即回汉。后来听说立夫先生在颅案结束后，曾将钱匪壮飞潜伏中央调查科经过及一切事宜曾当面向委员长蒋公报告。蒋公宽大为怀，除责令该科加强警惕防范外，并未予深究。
九、周恩来亲杀顾全家十三人后逃入共区
钱匪壮飞自南京逃出向中共首脑传递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已抵南京自首消息，匪首们觉得大难临头，立刻大逃难、大搬场、鸡飞狗走。而我中央情报单位，已知原驻沪办事处长杨某亦系匪党，其原先在沪与各租界捕房当局所有关系，均系共匪布置圈套，更怕共匪在租界布置新陷阱，致无计可施。其时中央办案人员顾建中总干事将顾顺章带往上海，透过上海市公安局与英法捕房联系。依照顾提出匪党各机关住宅蓝图调查搜索，已全部人去楼空。顾乃设法与其妻子及亲眷（十三口）联络，发觉全告失踪。后顾会同租界捕房设法捕到其妻弟张长庚及匪特务委员会第三科长王竹友，经顾多日说服，才坦白供出顾的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来带同王竹友亲手毒杀，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大新闻，致使全国大为震惊。彼时也曾找到周匪恩来一些行动线索，侦悉周某夜在提篮桥某号集会，决按址逮捕，惜周匪于五分钟前闻风潜逃。其时共匪傀儡主席向忠发，因顾被捕迟未动身赴汉，未曾接到顾自首消息，故为我方捕获，闻系陈绍禹等留俄派勾结周恩来有意借刀杀人，将向匪作为“送礼品”，藉以掩护他匪逃亡。以上诸情，均系其时看报及匪倩资料得悉，后来看到张国焘夫妇分别所写回忆录，均言共党内部闻顾自首事，无人不谈“顾’色变。民国二十一年（1931）三月某晚，蒋公在南京陵园一新建筑物中召集所属特殊任务干部训话，参加人员，忆有陈立夫、张道藩、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戴笠、徐恩曾诸先生及我。蒋公位于长桌的头端，我与陈立夫先生接近蒋公对面而坐，列于蒋公左右旁。其时统帅部改组，改为军事委员会，蒋公出任委员长。委座即席训话，指出特殊干部组织，如何不健全，今后应如何特别加强，但独对我在武汉主持的工作，大加奖勉，并问我：“顾顺章工作情形如何？”其时我不敢说真话，也不敢说假话，只好看着立夫先生与徐恩曾以示意，请他二位报告。英明的蒋公可能已了解顾未随我工作，当时指示立夫先生说：“蔡同志久驻武汉，环境险恶……上海工作更重要，可调蔡同志去上海负责，兼顾香港情况。”立夫先生曰：“此事待详加研究后，再行呈报。”〔这是顾自首后已过九、十个月之事），当时我聆悉之下，惶恐万万状，会后乃称病返回武汉。
十、顾妄想太多，终不免一死
顾顺章凭其豪放手法，灵敏头脑及毒辣作风与周匪恩来拉成搭挡，他全凭其过去上海“座山虎”的力量在租界依附中共中央称“霸”。自从投入我方后，顾如能横扫匪徒，又可能籍机称“王”。亿在武汉将他逮捕时，他真是盛气悖人，唯“彼”独尊，认我非他交手对象，开口便说：“要见蒋总司令谈国共合作问题”，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铲共负责人，如非“胸有成竹”，几乎招架不住，后因匪谍钱壮飞逃沪，向周恩来告密，致重要匪首全部逃亡，顾才未建“赫赫之功”（闻曾依顾提供线索捕获一些次要匪徒，我未悉其详）。而顾本人最后不免一死。分析起来，有下列可述的事实：
一、当他被捕来见我时，为何不细密考虑，既知钱匪（真名李克农）潜伏我中央机关应该立即供出，或应阻我不宜用电报报告中央，须向中央最高当局面陈，如此，不仅钱匪落网，周恩来亦当被捕，这个捧着共党国际的中共“中央”灵牌的匪首，就不可能逃入江西瑞金地区，以助毛为虐，造成后来之局面，历史当会重写。忆民国二十六年中日战争开始时，政府接受共党输诚，统帅部（军委会）增设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彼时武汉成为战时行都，周领导的共党办事也驻汉口，政治部设在武昌，其时，周竟不敢乘武汉轮渡。他本人曾带一年轻矮小副官，亲来我的办公室，恭敬地说：“蔡先生！我早知你的大名，且久仰尔……”我虽早识他的狰狞面貌，当时却碍着国民政府的二次容共政策，又不能不敷衍他，心里的那股火，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去出！
二、顾顺章请求谒见蒋总司令，未将其招抚共党投降详计划写成报告，面见蒋公时，才察觉自己已是“阶下囚”，否则灭共投降报告，顶峰必亲予研审，可能就他所陈，作一番对他有利的安排。可惜，他没有这么做，随后钱匪逃沪告密事发，他写也无用了。
三、他全家被周匪残杀，其魂已丧，后虽准其续娶，可惜斗志已经消失。
四、上海匪巢瓦解，“眼线”尽失，从而失去地下斗争的本钱，顾之价值也就自然消失。
五、抗战军兴，政府接受共产党输诚，全国释放政治犯（共党），他系自首共党，全家被杀，今共自由，怕遭暗杀，且留我方阵内，已成政治包袱，而顾亦不满自首后终日过着被人监护生活，认国共既已“合作”，他“野性难驯”的天性，自必又萌发新的政治野心。
我转任武汉警察局的数年后（约在民二十四、五年间），某次我因公赴南京，在中央饭店遇见监护顾的几位中央同志正在陪顾玩台球，他竟认出是我，跑来向我求情说：“你救过我，现在还求再救我，我愿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形成倾向国民党的政党，我可号召困居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大批共干来参加，对抗毛泽东。请你（指我）向上峯进言支持……”，此事足见其在落魄生涯中，仍有妄想。
他被捕自首后，戴笠（雨农）确有利用顾的想法，在顾案发生数月后，戴曾亲来武汉找我，希望我报告向蒋公建议：“准许将我所捕的顾顺章交由戴运用一些时日……”，我婉辞了。以后我任武汉警察局长，戴又对我旧事重提，促谒蒋公时提议，我深表歉然。如果顾某真能改隶戴的陛下，相信“草寇”遇“英雄”，可以发挥顾的一些长处。尤其是戴与胡宗南将军亲如兄弟，彼时胡将军正想剿灭陕北毛匪，可能会利用顾与共匪关系，作些特殊措施，收到心理效果。一些高级匪酋，也曾与顾某在上海租界共过患难，最低限度，可以利用顾喊话，令他们逃离延安，彼时正是共匪危急存亡之秋，或许可以收到扰乱与安抚的双重作用。
以上各点，是我根据事实，所作的推断，可能有人会有人以“事后先见”笑我。后来抗战军兴，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并企图在暗杀我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训令部在确认事实后，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奉命在镇江将顾枪决，江苏省府并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我在阳明山国防研究院受训时，罗先生担任讲座，曾亲口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此已是后话。
十一、铲共任务三年的成就与结束
再说在将顾某移交中央后，回到武汉，中央又派我兼任平汉路党务特派员，工作自武汉经河南直达北平，因此我的任务加重。所幸最近在四十年前遗留档中，找到一份民国二十年一月到二十年十月的武昌行营侦缉处资料，记载该处成立后的六、七个月内，破获共党组织共计百余处，捕获共党首要三百七十余人，不乏共党的高官显要。被捕获的共党，其愿意自首带罪图功者，决不关在狱中，一律予以优待。从早到深夜，轮流派干部随时押往街头巷口共党习惯出没之处，随时指认，随时捕拿。每个共犯，如不能讯捕几名，生命即无保障，倘能捕到其本人原先上级，即予重赏。因而查获共党大小武器八千余件，共党首要，有“总指挥一人，长江军委师长、政治部主任、旅长、团长、站长，难以胜记。彼时共党在武汉发动暴动，完全系“李立三的城市路线亦即“立三路线”抬头阶段，至此“立三路线”完全崩溃。更从破案线索中破获第三国际驻沪俄人代表和苏联接济共党的经济机构。复根据线索，将鄂西、湘东、湘南、九江、上海、南京、安庆、天津、唐山等地共党的兵运、民运等秘密组织，不断予以破获。彼时我虽操生杀大权，但共党人犯案件，一律分别解送军法处审判。其时南京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王震南，武汉行营军法处长袁竹樵，系我接触最多的人，由他们审判、判刑或执行枪决，我决不愿杀一无辜。曾有二十一次忠实自首的共党，要求亲临刑场执行判死刑共犯，创下“政治灭亲”的先例。民国二十年（1931）秋，总司令蒋公又坐镇南昌行营，督剿毛匪，组织党政委员会，委我兼特派员，同时令我在九江南昌设立分支机购。彼时陈铭枢、蔡廷楷部队正在江西协勅共匪，密谋叛变，我在九江破获陈、蔡等逆其时反抗中央密谋，捕获大批人犯。随后蒋公临时宣布下野，我在九江担任警戒，登上兵舰，迳驰奉化。二十一年春，蒋公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复出，主持中央军政大计，六月间又莅武汉，组织豫、鄂、皖三省勒匪总司余部，蒋公兼任总司令，约一年后张学良自欧洲返国充任副司令。其时于武汉行营，蒋公派我兼任总部视察室主任，须隔日晋谒报告工作一次。其时行营侦缉处尚未撤销，实令我工作难以应付。某日委员长手谕：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并面谕：“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我深感此一任务艰钜，不敢接受，蒋公遂亲自召见面谕：“革命党员要作无名英雄，必须按期完成任务。”隔月我视察平汉铁路党务归来，回到汉口，某日委员长出席联合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和员警服务精神不振，大事指责。当日手令彼时湖北省主席夏斗寅派我出任湖北省会公安局局长（后改警察局），瞩即到职视事。于是，我即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奉命将反共干部分别移交中央及戴笠领导，我对匪斗争任务：从此即告结束。
顾顺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