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其中关于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内容透露，周恩来在清楚知道全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继续征粮而不是打开粮仓救人，使得大饥荒雪上加霜。 书中说，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饿死的人更多，大饥荒已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彭德怀说：纲、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毛泽东“谏言”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再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因此亲自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这又足以证明对美军的所谓指控和所谓调查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证明中共高层对这种弄虚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领导从来没有因此而向美国道歉，向全世界承认错误，也没有因此教育自己的党员引以为戒痛改前非。这又是一个铁的史实。

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押解顾顺章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的同时，武汉地方官员没有听从顾顺章的劝告，向徐恩曾连发6封加急电报，并注明“绝密级，主任亲启”。当时恰好是周六，徐恩曾正与情妇在钱壮飞家中鬼混。敏感的钱壮飞遂违反纪律，打开了电报，并使用偷来的密码本破译了电文。看到电文后的钱壮飞大吃一惊，立即离开了南京，通知了在上海的李克农，及时将顾顺章投靠国民党的绝密消息告知了中共中央。周恩来遂安排中央领导人转移。周恩来也逃脱了被捕的命运。

署名“北海青年”的文章《杀人魔王：中国的贝利亚——周恩来》曾披露了周恩来爱吃活人脑和“周公汤”的来历。在文革末期，周恩来病疾缠身大量食用“周公汤”。从这样以食用少男少女的新鲜大脑作为延年益寿补品的恶行看，周恩来不正是个魔鬼化身吗？

中共和朝方还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36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也供述他们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鸡毛。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美军飞行员是被迫撒了谎。其中一名叫费席尔的飞行员战后回忆到，为了细菌战的供词，他被人反复拷打。针对中朝公布的美军飞行员的供词，李奇微将军于5月22日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

1959年庐山会议中，中共开国元帅彭德怀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被打为反党集团祸首并撤销职务。文革开始，彭德怀即受到冲击。有别于中共官方记录，作家蓑笠翁在《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一文中指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下是摘录。195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