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刘索拉发表了小说《你别无选择》，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小说中的反讽、乖戾、夸张、怪诞等"疯癫叙事"，对当时主流文学界的"报告文学"、"寻根"文学来说，是一场有序的"精神动乱"。有评论人士认为，这就是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中国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别无选择》为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埋下了一个伏笔。
摇滚的中国意义
在所谓纯粹的理论层面，对"摇滚"一词的定义多如牛毛，如戴夫·哈克《物有所值》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摇滚，认为它是"工人阶级文化"；而保尔·约翰逊则在《新政治家》视摇滚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其目的是"招安潜在的革命者"，使他们"沉溺于其中而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
理查德·戈尔德斯坦在《摇滚之诗》中则认为，摇滚最重要的特点乃是对青春活力的肆无忌惮的挥霍……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那么，对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而言，摇滚意味着什么呢？由于本文并不打算玩弄密码般的摇滚乐专业术语，所以，我不妨借用高尔泰先生一个观点的句式成为本文观点——摇滚是自由的象征，作为讨论的基础。
自８０年代始，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以来，各种社会／文化冲突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是唯一的颜色 ／无 是唯一的数据"（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人本主义与专制主义，价值确立与价值虚无，文化多元与文化专制，在当下中国森严壁垒的专制统治下，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文化反抗。摇滚乐这种表现形式，就是这场文化反抗的参与者之一。
崔健现象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崔健《红旗下的蛋》
当崔健堂而皇之地在官方体育馆吼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实际上就已经煽了专制制度一记响亮的耳光。"长征"这一话题，在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中，变化成"伟、光、正"的化身。而"摇滚"这个"资产阶级的阴谋"，却巧妙地骑在了"长征"这一宏大历史母题头上。"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好一句"没有根据地"！短短５个字，就终结了极权主义教科书的历史谎言。这种话语策略，表面看来是对意识形态的恭维，实则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名义展开令人难以察觉的反讽。由于"长征"一词在这里已经陷落入语义和时空的混乱，所以，崔健方便地将手中的电吉他变为了一挺机关枪，对专制制度进行了一次"现场"的扫射。不知算不算打着红旗反红旗？
摇滚乐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从摇滚乐的发展史来看，它所承载的社会使命从未像在中国一样经历坎坷。这首先是源于当局的文化管制，正是在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背景下，摇滚乐成为社会中部分非主流人群的关注焦点之一，燃烧律动在这个时代脉搏下。它面对社会的现实，表达对自由的渴求，以及在反专制体制过程中的磨难与怀疑等等。
基于这样的理解，"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崔健《一块红布》）。也就不难领会，处于当下言论自由的禁忌，一种不可在官方媒体言说的政治现实，为什么会被冠以国家主义美学的"红布叙事"和对眼睛的反讽铺展开来。由于"我"和"你"在此语境下的多义性与歧义性，这样"反动"的文本出现在官方的音像出版社及各种商业演出中，曾令无数大学生激动万分。如果没有对当下政治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也发现不了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中国，官方还是给民间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小块"表达的空间"。
９０年代初，中国社会经过一次强烈的"政治电击"以后，一种深刻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弥散于整个知识界、文化界。"文化失语"被数次提出来讨论，但是，"失语"不等于无言。"我没有力气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反对你 ／我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 ／我背后骂着你 ／我们看谁能够看谁能够 ／一直坚持到底……"（崔健《宽容》）在这种看似"无力"的表述中，却有一种"坚持到底"的信念，"我"坚持什么？"你"坚持什么，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至此，崔健式的话语方式已经明白无误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不断的寻找，他出走，他宽容，他在不同的语义空间里进进出出。像一把刀子，像一团烈火，但总有那么一块红布一样的东西蒙着眼。使"我飞不起来了"，"我被这种运动弄的完完全全的弄晕了。"是什么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让"我"还是无能力，"我"到底在哪里？这是另一种方式寻觅"存在"的意义。
崔健现象在大陆摇滚乐坛的崛起，已经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无论是文学作品、美术作品、还是音乐作品，其内核必须关注社会现实才能获得生机。否则，无论是嘶号、呻吟、或是盲目的反抗、疯狂，都必将成为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品。摇滚的人民只有高举着自由的旗帜，在时代腐朽的风中探寻生命和文化的真谛，以音乐感化、冲击无知的人们——这才是摇滚乐在当下中国存在的理由。
摇滚乐登陆中国大陆已经２０年了，随着文化工业的泛滥和所谓市场化进程的加剧，老崔时代的终结能否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序幕呢？我期待着……
我看"魔岩三杰"
继崔健《红旗下的蛋》之后，张楚、何勇、窦唯在"魔岩文化"所打出的旗帜——"新音乐的春天" 的簇拥下横空出世，站立在了９０年代中期中国摇滚乐的现场。
一.城市民谣——张楚
说起民谣，很多人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李春波的"家书"叙事，但实际上《一封家书》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并无形而上的追问与思考。对于９０年代城市空气中弥漫的行色匆匆，孤独的张楚开始叙述了。
从美学层面来看，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它是悲剧性的；无聊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消遣而不可得，它是喜剧性的；寂寞是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可得，它是中性的。所以，张楚一开始就把审美定位为一种生命过程，以生命赌注来攫取艺术的美，才是可靠的。"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时光/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就是死亡……"（张楚《西出阳关》）但是，张楚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审美的生命过程凭借什么赎回了人生的缺陷？艺术真的能够取代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使人安身于丑恶和虚妄之中？艺术需要光源，艺术旨在显示、象征神圣。没有神圣存在，艺术把握住的相对有什么意义？（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所以，张楚一个朴素的转身，将矛头对准了这个行色匆匆、浮躁不安的社会。"赵小姐姓赵／是赵钱孙李的那个赵／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钱不少也不会去做到老／在一种时候她会真的感到伤心／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身上的好"。（张楚《赵小姐》）日常生活中看起来显得琐碎的一些"细节"，到了张楚那儿，立即变得明亮起来。
当然，张楚也有他的迷茫和决心，但还是不温不火，难以令人察觉。"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你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还年轻／他们老了／你想表现自己吧，青春含在你的嘴里／幸福写在我的背上／尽管不能心花怒放／别沮丧，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光明大道》）这里"送葬"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为我们这个专制社会送葬，还是为没落的文化送葬？正是在这种不温不火的叙述当中，张楚的城市民谣，对整个文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这里我只提出问题，不作结论。
在张楚看来，《厕所和床》是我们生存的两个基点，是我们的最需要的场所和摇篮，"我们在里面可以生长发育的很好"。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它忽然就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可以改造，是因为我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和勾当吗？到底是欲望勾起了幻想，还是幻想引发了欲望？心想反抗，可是身体却感觉舒畅。不反抗是不是就背叛了当初的梦想？乱了，乱了，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都是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这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了这样。"我目光慈祥，心不再想，让里面的东西慢慢死亡。"想那么多干什么？"我闭紧嘴唇，开始歌唱，这歌声无聊可是辉煌。""无聊"的歌声竟然也可以"辉煌"起来，多么的荒诞！荒诞的当下中国社会，必然产生出荒诞的个体；而无数荒诞的个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荒诞的社会。张楚向我们揭示出了中国特色的"存在"方式。
"众生平等"也是张楚歌曲表现的主题之一。"天底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冬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自己／晴天下雨我就心怀感激／朋友来了请他吃块西瓜皮／仇人来了就冲他打个喷嚏。"这就是张楚式的"宽容"。不卑不亢，这种姿态，对于当下浮燥不安的文化界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充满了物欲的社会来说，这种精神润滑剂具有重要的作用。张楚究竟在寻找什么，精神归宿在哪里？在哪里才能不孤独？《蚂蚁蚂蚁》给了答案。原来张楚的兄弟在这里。这里才有邻家的女孩，才有西瓜皮可以款待朋友。因为"咱们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
就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而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一个音乐人也好，如果他的作品没有起码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作品对整个社会来讲，对文化界而言，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灵魂的问题，终极价值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化人所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