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药监局腐败窝案落马的官员中，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原处长卢爱英是惟一的女性。与其他贪官有所不同，卢爱英除去最高一笔5万元外，单笔受贿金额大多是万元以下，尤以2000元居多。据称，卢爱英给自己定了一个受贿底线，每笔最多只收5000元，很少“破例”。
法院认定她受贿36万余元——10年平均每天受贿100元。今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一审判决后，卢爱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目前，北京高院正在二审之中。
别人都有份儿 年年享受“岁敬”
1996年2月，46岁的卢爱英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这个位置，关联着许多单位的生存问题：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如果想在国家医药管理局立项，必须经过卢爱英的审批。
1996年春节后，刚上任的卢爱英收到了下属单位的第一份“岁敬”（逢年过节时下属官员向上级官员“供奉”的礼金）。当时，卢爱英以为是什么材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2000元现金。在当时，2000元差不多是卢爱英两个月的工资。卢爱英开始不敢收，直到听说机关里人人都有份儿，才放心。
从1996年到2002年，行贿者张某每逢春节前后都会给卢爱英呈上“岁敬”2000元；从2003年到2005年春节，“岁敬”增加到3000元。
“少吃多餐”，收钱只收几千元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药政司等机构合并，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已是正处长的卢爱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
此时的卢爱英被称为“医药界女强人”，手中权力渐渐达到了她人生的顶峰。不过，卢爱英的受贿胃口和其他贪官相比，显然不大——从2000元增加到5000元，这是她的底线。她自以为，“少吃多餐”才稳妥，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么大事，也算不上受贿。
很多企业老总得知卢爱英只收几千元的这个嗜好之后，纷纷投其所好。多家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纷至沓来，几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几千元的“岁敬”或“茶钱”。
不知不觉间，卢爱英超越了5000元的底线。2004年春节之后，某公司老总送给卢爱英1万元，她没有拒绝。此人3年共送给卢爱英两万元，获得了若干个批号。
胃口被撑大，栽在“掮客”手上
有一个人能把卢爱英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把卢爱英扔进了监狱，这个人就是手眼通天的中国药学会谘询部主任刘玉辉。
从1996年收到第一份“岁敬”以来，卢爱英一直坚持“少吃多餐”的受贿方式，这也是她能够安心地多次受贿的原因。但是，随着职务的提升，成为厅级巡视员的卢爱英，最后还是吃了大亏。
最终把卢爱英拉下马，并供出卢爱英的是“掮客”——中国药学会谘询部主任刘玉辉，而把卢爱英胃口撑大的，也是刘玉辉和“拿号王”魏威。
刘玉辉最初找卢爱英帮忙，是为了白云山制药厂的利益。但是，当刘玉辉发现卢爱英的胃口不大时，很高兴。因为曹文庄等官员的胃口太大，而卢爱英只占小便宜，这就大大减少了投入成本。
2005年春节前后，为了感谢卢爱英在深圳某药业公司办理多种药品上的帮助，刘玉辉送给卢爱英一个水果篮，果篮内放了5万元。第一次收到这么大数额的“岁敬”，让卢爱英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为了稳妥起见，卢爱英还是把自己“少吃多餐”的观点传达给刘玉辉，刘玉辉当然言听计从。此后，每次办事或者不办事的时候，只要刘玉辉到卢爱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都甩下5000元“茶钱”。
不平之下通过女儿要钱
这些“岁敬”的花费，卢爱英知道刘玉辉拿了大头，而自己只是拿了一点零头。虽然是自己定下的“少吃多餐”的规矩，但心里总有些不平衡。
2004年7月，卢爱英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卢爱英觉得这是个揩油水的好机会。刘玉辉也立即爽快地答应，让卢女帮助翻译资料，每月支付工资5000元。
卢爱英主动“降价”至3500元，刘玉辉欣然同意。卢爱英给了刘玉辉一个银行卡号码，之后，刘玉辉先后3次给这个银行卡里共汇入人民币1万余元。但是，卢爱英的女儿根本没有为刘玉辉做过任何翻译工作。
日进百元，10年受贿额与工资相当
2007年2月13日，根据卢爱英的供述，检察机关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打开了这个保管箱，从保管箱中起获人民币80余万元、美元1000元、港币1万元及欧元250元。最终法院认定受贿赃款36万余元，其余的49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巧合的是，国家药监局出具证明：1998年1月到2006年2月，卢爱英的工资及生活补助费的总和为人民币近36万元，与她的受贿数额基本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