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些有关访民到温家宝总理住处申诉的文字描述。来北京后，我夫妇俩又听访民们说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1月24日，走投无路的我夫妇俩未能“免俗”，也求到了温家宝总理的家门口。

　　走进那条巷子，我进入一家商铺，买了一包香烟，顺便向老板打听温总理家该怎么走。老板说：“您就别上那儿去了，他们（指警察）都在那蹲着呢，您还没有走到那，说不准就被他们给逮走了。”

　　我苦笑：“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孩子被害已快两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谁真正在管这件事，他们要抓，就让他们抓好了。”

　　也许是快过年了，或是天冷的缘故，我在温总理家门前见到的状况，和在互联网上见到的文字描述以及访民所说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这里显得十分宁静，门内的哨兵和门外的便衣警察，无声地告诉我们这里决非等闲之地。

　　铁门开了，一个女士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里面出来，脸上带着微笑。我想，那也许是总理家的一个工作人员吧。我的内心不由对城市的这一角多了一分好感。

　　我坦然地向总理家门口的那位便衣警察走去，问他能不能帮我给总理转一份材料，他回答说转不了。他问了我的情况，让我上国家信访局去。我说，去过了，前天又去了，去了不只一次了。

　　他让我多跑跑公安部。我回答说：“昨天才去的，我们第一次为孩子的事来北京，就跑了公安部接访处6次，公安部的人也几次打电话到广东，催下面的人处理，可广东一直拖着不处理，我们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北京跑这个事了。”

　　这位警察深表同情，但仍然表示没办法帮我们转交申诉材料。

　　无奈，我又走到侧门，隔着小窗向那位值勤的武警战士诉苦。我说，我也是当兵出身啊，20岁那年当兵，21岁入党、立功，结果因为写文章，为百姓说话，我得罪了人，孩子被人骗到学校杀害快两年了，打得从头顶到脚面都是伤，身上捅得刀口累累，竟说是“自杀”，律师完全无法介入，媒体完全无法介入，告到两级法院也不受理……你就帮帮我，给总理转一份材料吧，转给总理的家人也行啊。

　　同情写在了这位战士的脸上，但我同时也看出了他的无奈。也许有什么规章制约着吧，他也一样无法帮我给总理转交申诉材料。

　　这时另一位高大的便衣警察走过来，我又像祥林嫂一般，把我一家的惨状简述了一遍。这位警察挺温和，与我聊了一阵，也给我出了一些主意，然后让我们到停在不远处的警车上去登记。

　　我已经从访民处得知来这儿申诉的人，要被登记，并要被拍照。于是向那部警车走去。车上的两位警察问我：“你们是哪里的？”我说：“是告广东佛山的。”对方说现在不登记了。我纳闷：为什么我说告广东佛山的，便“不登记”了？

　　后来有人指点我们去新华门那边看看。于是我夫妇俩便拦住了一部的士，又赶到了新华门。问门前的一位便衣：“您能不能帮我们给里面转一份材料？”这位便衣把我们交给了两位着装警察。

　　警察让我们通过邮局往里面寄信。我说，我前后给数十名官员寄过近两百封特快专递或挂号信，无一回复，该跑的部门我都在跑，可到现在无人为我蒙冤惨死的孩子作主，我们来这也是万般无奈啊。

　　两位警察让我们等等，结果等来了一部警车，车上已坐着几个被抓的访民，警察们要我们上车，我拒绝上车。他们要我做出选择：要么上车，要么离开。无奈，我夫妇俩选择了离开。

　　这一天，我们跑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和“青天大老爷”都只隔着一堵墙，可我觉得犹如隔着太平洋，墙里墙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到了天安门前。我手上各拿着一份申诉材料，让妻子给我拍照。让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就这样在历史中悲愤地定格吧！

　　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高挂着，凝视着他的画像，我良久无语。假若他在天有灵，看到“新中国”是这分模样，又将作何感想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高耸着，寒风习习，我隐约听见了某种悲泣和叹息。

　　回住处的路上，看到高大的树木被包裹着，低矮的草木被包裹着，我又想到了那些露宿在外的访民，无语。

　　护城河里的坚冰仍未融化。隆冬的北京乏善可陈，没有多少真正的风景可言。当我发觉车上的乘客多数是访民时，我觉得隆冬的北京，是如此的不堪和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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