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6日上午9点左右，北京大学在百年讲堂东侧农园餐厅，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友春节联谊会。参加者多为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的老校友，满堂尽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年轻校友很少。许智宏校长简短致辞后，开始自由活动。这时当年右派学生王书瑶，首先走到主席台前，跟许校长对话，接着多位右派学生燕遁符、纪增善等也走了过来，一时不少围观和照相。北大是中华民族近当的民主自由圣地，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重灾区。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诱骗下，竟有一千多位莘莘学子误陷“阳谋”圈套，成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虽然二十多年前的1979年均已得到全部“改正”，但作为抓右派的北京大学当局，却从未向受害学生公开致歉或进行赔偿，甚而连“改正”前应发还的二十多年工资也不返发。虽然受害学生数十次写信责问，校方就是装聋作哑不给回答。故前不久，燕豚符等八名受害学生，联名致函胡锦涛主席讨个公道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艰难屈辱中咬牙活下来，决不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而是要讨清白和尊严，并要求国家正视和承认这个历史事实的存在，不能篡改或抹煞”。如今残存右派已为数不多，都年过七十，更要抓紧时间做这件事。
好不容在今天看见许智宏校长，在现场发出了质问。受害学生王书瑶对许校长说，他早在1957年就提出权力高度集中是危险的，多年以后邓小平才提出同一观点，还有好多同学提出了有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意见，如果当时采纳这些意见，那中国比现在就进步多了。北大应该向受害学生道歉。王书瑶还说，他曾要求北大公布1957年反右受害学生人数等档案资料。党委副书记杨河接待过他，没有接受这一要求，但起初态度还好，后来态度就变得很蛮横。
燕遁符面陈许校长说，同学们多年来维权，校方至今不予回应原因何在？我们到底是不是北大学生，北大是不是我们的母校？并说同学们的要求非常简单：首先要向受害学生道歉。许校长笑容可掬地说：没有上级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干。
王书瑶、燕遁符接着问道：许校长，北大五四精神哪里去了？蔡元培精神那里去了？独立自主精神那里去了？王书瑶特别强调，别的学校没有五四传统，北大有五四传统！许校长始终微笑着、仔细地聆听着，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回答；没有上级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干！
燕反映：2007年中各处街道和居委会，多次找我们北大维权同学们，劝诫我们不要集体维权，不要回学校，说北大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要维护安定团结……。燕直问许校长，作为受害学生，最不希望在校学生介入自己的维权活动，重蹈1957年受害学生的的覆辙。可是，北大为什么单单对我们这样严加防范，而放任毛派（其中有人就是当年疯狂的反右积极分子，有名的哲学系“卫道士”）在北大搞各种活动，举办有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的各种报告会和研讨会，又重演1957年的故伎，装扮成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公然反对改革开放，鼓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北大对毛派的这些活动不闻不问，而将反右受害学生维权活动视若水火？
受害学生纪增善说，2006年3月我给北大写信，重提赔偿和道歉要求。4月7日北大校长办公室一位女士自称奉许校长指示给予答复说，改正就是道歉，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划的，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到法院起诉中央，要求中央赔偿。纪问许校长，是不是他确实指示过这位女士，作出这样的答复。许说，他看过受害学生的信后，都交给党委等有关部门处理，不直接答复，没有发出过这样的指示。接着大家都说，即使北大只是执行者，也有执行者的责任，何况北大在执行中宁左勿右，比中央政策走得更远。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不断有人劝阻，说许校长很忙，马上还要参加其他活动，让对话人有问题向校友会反映。但对话人认为机会难得，还是争取时间，尽量充分和完整地表达了上述希望和诉求。许校长始终微笑着，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答应回去和学校有关部门商量，并请示上级，妥善处理。在场的人说，不会有任何的妥善处理，他们将一直拖下去，直拖到受害学生全部死尽死绝，他们认为此事就解决了，大家感到无比愤慨，认为此事完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