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3日，复旦大学相辉堂，被划为右派的王造时在听取群众对他的批判，他身穿中山装，脚蹬雨靴，叼着香烟，左手紧握右手，跷着二郎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张照片，生动传神，故事性强，是当年解放日报摄影记者抓拍的现场画面。
谢泳：“反右”期间的自杀者未必是因为懦弱。有的人是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宁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许多自杀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抗议行为，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
杜兴：反“右”运动开始之后，1958年，祝伟坡的弟弟祝均坡，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喻小诗，其中写道：“他姗姗来迟，走向队伍，真像阅兵的军官一样……”学校团委书记看了，对号入座，认为这是讽刺他的，借整团之机，说他出身地主、思想反动，将他开除团籍。次年，祝均坡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志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政审时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录取”。
毛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一个名单，指定给名单上的丁玲、陈企霞、萧军、艾青、罗烽等都戴上右派帽子，并要周每天汇报批评他们的情况。“人鸣放期间不说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答道：“翻延安的老账！”1942年延安整风时，丁、陈、萧这一批人都受过批评。毛泽东指示受周扬翻出他们当年在延安发表的、早被批判过的文章，以“再批判”为名登在1958年第二期《文艺报》上。——丁抒《阳谋》
一九三六年丁玲到陕西中共中央所在地。她一度是毛的女友，是极个别不必预约便可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因这层关系，她曾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在一九四〇年中共组织部对她被捕出狱一事作的结论上，毛亲笔加了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还说过两遍“丁玲是个好同志”。可如今一反目，毛就称丁玲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将她打成了右派。——丁抒《阳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