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大跃进，天助人威，风调雨顺，白天晴天，人们干活，晚上雷鸣电闪下大雨。各种庄稼疯长，但秋收时，因为男劳力都去搞大会战去了，所以，丰收的粮食没有人收割。
加之，当时上级部门大力宣传共产风，说什么共产主义社会：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锅灶。由于吃食堂饭，所以，家家户户的锅灶差不多都被生产队收走，砸锅炼铁了。家里箱子、柜子上的铜饰件和铁饰件都被收走投入炼铁炉，实际上是化铁炉了。即便是锅灶没有收走的，也不准生火做饭，谁家烟囱里要冒烟，就要拉出来批斗。
这样，粮食丰产不丰收，特别由于征购公粮任务过高，远远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所以，吃饭就成了最主要的困难。全村人都饿肚子，也有饿死的，死得最惨的是张文阁。张文阁是村里的五保户，年轻时在山西石楼义碟镇卖劲糕。劲糕是软糜子面蒸的，插上红枣，但不油炸，吃时挺有劲，所以叫劲糕。张文阁住在义碟镇旁边的小村子长岭上村，一开始，他的买卖还挺红火。他的侄儿张汉成和张汉飞等赶集回来还夸说：他们在集上吃了他三大（爸）的劲糕。
合作化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由于“一大二公”和“统购统销”“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取消了集市贸易，陕西人如果要去义碟赶集，就要被山西人抓去修水库、打坝，投入劳改集中营。这样，吓得人们谁也不敢去赶集了，正是由于义碟镇来的人少了，因而，张文阁的买卖也就自然不行了。再加之人老了，病也多了，在一场病后，他的侄儿张汉成和张汉飞等人，就把他抬回到张家畔。由于他在张家畔房无一间，所以，一开始借住别人家的房子。再后来，村中的将军庙就成为他的安身之地。
张文阁刚回村时，他还带回来不少粮食。他蒸的窝头常常爱的我们许多小孩流口水。但他粮食吃完了，由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就沿门乞讨。说是沿门乞讨，其实，他心里有数。去谁家能吃上，去谁家吃不上，他心里一清二楚。于是，他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因为，我母亲心善，只要有一茶半碗剩饭，总不会让他空着肚子离开。那时候，我们家也十分困难，真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一顿在那里。我奶奶窑里放的老辈子留下的能装几十石（每石约120斤）粮食的老架屯，架屯是木架、柳编，人要爬上去都十分困难，有专用梯子。但这些架屯都是空的，只能显示老辈人的富有。
一开始，还有些黑豆底子，这都是过去喂牲口用的，现在用来人吃。到后来连黑豆底子都吃完了，于是，干脆拆的将架屯当柴禾烧了。我的奶奶还骂我爸爸和妈妈是破败星，不攒家当。对于我奶奶来说，一切都是家当，包括自己和家里人的烂鞋，她都藏在窑里的石床底下。因为，那时村子里没有收破烂的，自己又舍不得扔，于是，就越积越多。
大瓮也是家当，那年月说媳妇媒人要问你家有几条瓮。瓮里装的什么他不管，瓮越多，说明你家越富有。我家也有几十条大瓮，但都是空的。有的瓮里还放些谷子糠皮，有的就完全是空瓮。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的母亲是怎样把这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过来的。因为，一眼就能看见家里吃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秋天还好过些，因为，有红枣，一旦开始红，就意味着饿不死人了。从红眼圈开始吃起，一直吃到红盖盖、半腰红、通红、绵心红，反正枣子是陕北人的大救星。沿黄河的陕北人没有牙口好的，主要是吃甜枣太多，虫牙、黄牙的人居多，而满口整齐的白牙的人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