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生时，许多官员，特别是那些平常对平民百姓严苛的官员，都受到冲击并失去了权利，他们被拖上讲台，在公开斗争会议上遭到谴责和殴打。一些长期受到那些官员压迫的普通百姓认为是时候反抗了，是革命的时候了。然而峰回路转，这些被打倒的官员有些很快就夺回了权力，就开始对那些批斗他们的百姓施行报复，许多百姓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他们的革命，是中共的革命。我的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家庭，没有任何权利和金钱的诉求，但是还是难逃厄运。下面就讲讲我家在文革中的经历。
1966年，我的父亲每天在乡间小路上奔波，修理石磨。他是一位独立自主的流动工匠，从不与人争执，天真地认为任何政治风暴与他无关。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暗流涌动的共产党高层权力斗争，那时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很快，震动席卷了全国各地。正如中国古语所言：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这场动荡席卷了我们所在的县城，正如席卷了各省会城市一样。起初，那些感到被边缘化或受到地方官员不公对待的人看到了机会。在各种不满情绪的煽动下，一夜之间形成了相互敌对的正反派系，他们为了夺取地方政府的权力而展开激烈的冲突。
短短几个月内，秩序便土崩瓦解。早期造反领导人越过底线，县政府便展开镇压，将造反人士抓捕并关进拘留所。我过去认识的一个杨先生曾告诉我，他也是造反的一个分子，警察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扔进了公安局的牢房，十九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轮流睡觉。然而，就在旧体制重新掌控局面之际，北京传来指示，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分子。这些造反派系被奉为英雄后，胆子越来越大，他们武装起来，将整个县拖入了无政府状态的帮派战争。
1967年2月，几位资深元帅齐聚北京怀仁堂，试图阻止这场疯狂的局面，呼吁停止对党和国家的破坏。然而，他们绝望的呼吁立即被贴上了“二月逆流”的标签——叛国的反动浪潮。在中央领导的煽动下，地方派系愈演愈烈，愈发疯狂。我们的小镇再也无法控制暴力；战火蔓延到河岸对岸，烧到了乡间山丘。
父亲无法停止工作，挨家挨户走访农户却成了生死攸关的赌博。一天下午，一群来自乡下的武装分子在一条土路上伏击了他，用步枪指着他的胸口，指控他为敌对的组织从事探子活动。父亲不得不恳求附近村里的长者为他作证，证明他只是一个四处奔波的石匠，十年来一直帮他们修石磨子。他们放了他，但很快，乡间就到处都是军用步枪和自制手榴弹。父亲只好收起凿子，把自己锁在家里。
一天晚上，他的朋友李先生——也是个加入了造反的石匠——肩上挎着一支步枪来到我们家门口。他咧嘴大笑，伸手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把子弹，像炫耀宝石一样展示着。父亲看着那些黄铜弹壳，脸色紧绷。
“老李，保重。”父亲轻声说道，没再多说什么。李笑了笑，消失在黑暗中。
不久，镇中心爆发了枪战。外婆和邻居张爷爷张奶奶——他们在五十年代初买下了我们祖屋的一部分，和我们共用一个狭窄的入口巷——赶紧扣上巷门，用沉重的木凳抵住后门，生怕打仗的兵会冲进我们家。枪声停歇后，我们透过半掩的百叶窗，看着战斗人员用简陋的竹担架抬着死者穿过街道，把尸体当作革命烈士游街示众。那时我还很小，看着帆布上那些静止的、灰白的脸庞，我以为他们只是睡着了。
即便是在童年，也难觅安身之所。那时，我的八姨还在读小学，街头的冲突迫使学校停课。当时的学生上课得从家里自带凳子；学校在混乱中关闭时，她因极度恐惧而不敢回去取凳子。最终，一位勇敢的同学在夜幕掩护下，将凳子送回了我外婆的家中。
不久，中学里的高年级学生组成了“红卫兵”小队，在街区四处搜寻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家。当他们闯入我外婆家时，将家里本就寥寥无几的物件翻得乱七八糟。他们发现外婆床头装饰着精美的传统木雕——被视为“封建”旧时代的遗物——便挥刀砍下，木屑散落一地。
1967年，这场风暴直接波及了我们家。
在我母亲工作的国营百货商店里，“造反派”们举行了旨在打倒“走资派”的“批斗会”。商店经理唐某被拖上台，接受众人的声讨。台下，外婆听着那些指控，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七年前，唐某曾死缠烂打地追求我母亲；遭拒后，他便进行报复，阻挠我母亲获得本应属于她的正式职工编制，致使她只能从事低薪且不稳定的劳务工作。
外婆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心胸狭隘的小人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出来，揭露了唐某的恶行。她展现出一种炽热而无所畏惧的母性勇气，挺身维护自己的女儿。
然而，这种“胜利”转瞬即逝。1968年底，政治风向转变，唐某重新掌控了百货商店的“革命委员会”，随即展开了残酷的个人报复。
他给外婆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诬称她是隐藏的地主，企图翻案。他还罗织罪名，炮制了一份关于她的“罪证”档案。从那天起，外婆便陷入了日复一日的公开批斗之中。他们强迫她站上高而摇晃的长凳，用生锈的铁丝——铁丝深深勒进了她的皮肉里——在她脖子上挂上一块沉重的木制“认罪牌”，并逼她跪成痛苦不堪的“喷气式”姿势。当她拒绝承认那些强加给她的罪名时，这些造反派暴徒便用木棍和厚皮带毒打她。
唐某将她关在百货商店仓库里的一间临时牢房中。每天早晚，八姨都得送饭。二姨心急如焚，苦苦哀求父亲出面，向那些造反派头目求情不要对外婆施加酷刑。父亲拒绝了，语气中透着一种冷酷而沉重的现实感。他深知自己那“阶级成分”本就岌岌可危；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向那些被权力冲昏了头脑的狂热分子求情，只会助长他们的残暴。二姨又请自己的男朋友去求情，结果正如父亲所料，那人被造反派连吓带赶地轰走了。
1969年过年期间，外婆仍被关押着。在一些公开的节日里，他们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身后，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石板，像对待牲口一样押着她在泥泞的街道上游街示众。我至今仍能想起她步履蹒跚地经过店铺前的样子，周围是一群起哄嘲笑的看客。在街巷里，其他孩子指着我讥笑，喊我“小地主”——这个耻辱的标签，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上了小学。
仓库里的折磨变本加厉。王某和习某——这两个二十来岁的造反派暴徒，我们全家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竟以虐待一位老妇人为乐。他们强迫外婆跪在碎玻璃渣上，用厚重的军用皮带抽打她，直到皮带上的铜扣砸在她的头上。这一顿毒打，导致她左耳彻底失聪。（多年后，即1977年，习家十八岁的女儿来到二姨家看电视——在当时，这可是街坊邻里间的一种“奢侈”享受。二姨一见到那个害得我们外婆失聪之人的妹妹，往事便如烈火般在脑海中重燃。将她赶出去，让她在整条巷子的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1969年8月，外婆的身体已濒临崩溃。母亲和二姨担心她会死在仓库里，便急忙写信给当时在南京一家化工企业工作的舅舅。
舅舅大学毕业，是个有理想的人——典型的书生型知识分子，也被中共的教育洗过脑，他真心相信道理、事实以及国家法律法规依然是有意义的。他立刻赶回家，决心通过正当渠道解决这场危机。他彻夜未眠，起草了一份五千字的申诉书。他援引党关于“阶级成分”的官方准则，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外婆并非“地主”；充其量，她的出身不过是小商兼地主，在50年代外婆还被当局允许参加选举投票。按照中央政策，她绝不应被划归为“阶级敌人”……
他径直走到县公安局，将申诉材料直接递交给了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公安局的人非但没有依法审视申诉内容，反而直接将材料转回给了百货商店里的唐某及其“委员会”。在他们眼中，这种申诉并非正当的辩护，而是被视为一场旨在翻案的、有组织的反革命阴谋。于是，他们加紧了对我外婆的审讯。
我舅舅怒不可遏，准备直接去找那个“委员会”对质。我父亲苦苦劝阻道：“这世道已经疯了，你这是以卵击石啊！”
舅舅根本听不进去。当八姨准备好送往仓库的午饭时，舅舅端过碗，坚定地说：“我去送。”
在仓库大院里，我外婆瘫坐在地上，身心俱碎，浑身颤抖。她哀求舅舅赶紧搭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南京，说反抗根本没有希望。
“别怕，妈！”舅舅大声说道，声音在走廊里回荡，连看守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不怕他们！”
他的反抗激怒了商店的看守。三个人猛地扑上来，将他的双臂扭到背后，拖着他去了派出所。他们剥夺了他申诉的权利，将他的双手反铐在颈后，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殴打。
当天下午，他们将我舅舅和我外婆一起押了出来。母子俩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并排在镇上游街示众，沿途遭受着辱骂和唾沫的洗礼。七姨和八姨看到兄长那扭曲变形的脸庞和被反铐的双手，哭着跑回了家。我父亲坐在租住屋的角落里，陷入了绝望与无助，泪流满面——他不仅是在为我外婆难过，更是在为我舅舅——那个前途无量、如今人生与事业却已彻底毁掉的年轻人——而悲痛。
当晚，八姨去拘留处送饭，舅舅拒绝进食，宣布绝食抗议。我父亲设法将一条绝望的口信传进了牢房：千万别以卵击石。活下去。
在冰冷黑暗的囚室里，额角血迹已干，我舅舅终于抛弃了他那些知识分子式的幻想。他看清了这政权的本质，也看穿了那些口号背后掩盖的真相。为了保命，他被迫写下一份屈辱的“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一个出身反动家庭的人——曾试图翻案。他被关押了五天后获释，但我外婆仍被困在那牢笼之中。
在随后的一次批斗会上，委员会逼问是谁策划了要舅舅回来的事。我外婆毫不犹豫地将孩子们护在身后，说是她的主意要儿子回来。
“你是怎么联系上你儿子的？”干部们厉声喝问。
“我小女儿送饭来的时候，我悄悄跟她说了几句，”我外婆镇定地撒了谎。
她将所有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只字未提我母亲和二姨的名字。她心想，自己这条命反正已所剩无几，若当局非要拿去，那就拿去吧；但她绝不会把女儿们交出去。她暗下决心：如果酷刑再次变得难以忍受，她就投河自尽。
那几周里，二姨正怀着身孕。巨大的恐惧与悲痛引发了早产，她在极度困苦中生下了孩子。当局甚至不肯让我外婆获得哪怕一小时的自由，去看看女儿，或是参加此前悄悄举行的婚礼。我外婆心如刀绞，从囚室里传出话来：“让她把我的木制梳妆台拿去吧。那是你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东西，就当是我送给她的嫁妆。”
眼见外婆的生命一点点流逝，一位挚友刘太太设法传了话给她：“他们问什么，你就认什么。千万别想着死。天总会变的，一定要活到那一天。”
刘太太自己也曾饱受迫害，深谙生存的残酷法则：放下尊严，在那些荒谬的“认罪书”上签字，剥夺他们将你活活打死的借口。我外婆听从了劝告。她承认了他们强加给她的种种“罪行”，渐渐地，肉体上的毒打也随之减少了。“商店委员会”并没有打算放过我舅舅。他们向他位于南京的化工厂发去了一份正式的“揭发信”，要求他所在的单位继续对他进行“斗争”。舅舅回到单位后，同事们便开始针对他。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带进审讯室。有一次，负责的人逼他交出手表和口袋里的现金。那块手表花掉了他好几个月的辛苦工资——对于一名年轻的技术员来说，这算得上是难得的奢侈品——结果，那些人竟直接把它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他再也没能拿回那块表。
母亲在舅舅的信中读到这段经历时，既痛苦又绝望，不禁落泪道：“没出息！他彻底没出息了！要是换作是我，我就就要他们还回手表。”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拿走那块手表，它仿佛是那个无法无天年代的象征——将鸡鸣狗盗之行，披上了“阶级斗争”这件神圣的外衣。
那时，整个社会已陷入一种围绕毛泽东的、近乎宗教狂热的状态。
红卫兵守在街头路口，随机拦住路人，要求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若有年迈的农民在背诵时磕绊了一下，这些年轻人便会围上去，强迫他站在路边，直到将那些“神圣”的语录烂熟于心。孩子们虽免于盘问，但红卫兵会俯下身子，对着我们的脸背诵一段语录，并要求我们必须服从。
在我母亲工作的百货商店里，每天的开工与收工都伴随着强制性的“忠诚仪式”。每天清晨，员工们排成一队，站在毛主席的巨幅油画前深深鞠躬，汇报各自的思想动态，感谢他赐予了他们当下的生活，并高呼祝愿他“万寿无疆”。
有时，我从幼儿园放学后，会走到商店去等母亲。每当她向同事介绍我时，总会说：“快叫彭叔叔、王叔叔。”
几周后，母亲被拉去参加了一场“批斗会”。那些干部指责她用“封建毒素”毒害儿童。他们训斥道，教孩子称呼长辈为“叔叔”或“阿姨”，属于资产阶级家庭习俗，破坏了革命的平等原则。
“如果不能叫‘叔叔’，”母亲声音紧绷地问道，“那一个四岁的孩子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应该直呼其名，就像称呼‘同志’那样，”他们冷冰冰地回答。
从那天起，母亲严禁我再踏入那家商店半步。她叮嘱我，从幼儿园放学后要直接回家，锁好院门，然后在黑暗中等她回来。
外婆在之后被放回了家，生了一场大病，还是活下来了。之后的几年她在工作单位（一家国营的五金商店）一直受管制，每天下班时都要独自打扫全商店的卫生，把全商店包括门外的街沿的地扫了。在言论上也受管制，一次她无意说了句“整人害人没有好下场”，就被一个造反派的老婆指责为“又在说反动话了”。她凭着坚强的毅力活着，并为那个被下放农村，体弱多病的七姨回城而奔走。虽然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她仍然竭尽全力地找关系，攀附权贵。到了1981年她终于倒下了，患肠癌去世了。去世时她的嘴紧闭，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很满意儿女对后事的料理。
笔者本人是有神论者，笔者认为，文革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毛泽东是魔不是人，因为他是魔，所以他能一路顺风地击败所有对手，(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而获取政权。所以文革的发生是魔降临给中国人民的一个大灾难。本人数十年前曾经与一个美国教授经济的教师争论中美两国哪个更富强的问题，我说我们中国因为经历了文革，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所以暂时不那么强盛。他说为什么我们美国就没有文革，你们中国就有呢？他的这个说法把我的嘴堵住了，是啊，美国为什么就没有文革呢？美国人信奉上帝，就可以避免魔鬼降临的灾难。希望我们中国人也能像美国人那样信靠上帝，获得神的保佑。
作者全家照
一九六七年一月摄于金堂县城赵镇。
前排左起：父亲（抱着大妹）、我、外婆、母亲（抱着二妹）、八姨。
后排左起：二姨、七姨、陈叔叔（二姨的男朋友）、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