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他是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改革家和保皇派代表。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逝世，享年69岁，埋葬在青岛李村枣儿山上。1966年，也就是康有为死后...

如果没有毛泽东通过政变终结新民主主义阶段，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会蒙受二十多年的巨大灾难，所以，中共政权，既有党章决定的特性，也有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决定的特殊性。党领导一切，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政变成为可能，也使中国不断被掌控最高权力者重塑，每一次政变重塑过程，都会引发国家级灾难。

1966年底，全国大专院校和城市高初中学生乘车串联告一段落，被革命口号武装起来的青年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奔向社会。彭德怀所在的成都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不再能阻挡革命洪流的冲击，从北京授意南下的红卫兵，正乘坐火车朝这个地方赶来。最先出发的是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战斗兵团。这伙红...

墓碑落成，参与悼念死难者的40中女同学，1968年7月闻名中外的重庆沙坪公园（原沙区公园）红卫兵（八·一五派）墓，说是全中国唯一存世、保留原貌的文革死难者墓群。统计有墓碑131座，埋葬毗邻沙坪坝区的八·一五派死难者573人，年龄最小的仅14岁。其中有我...

我国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人们看过《白毛女》之后听到的告诫和总结。文革之后，一些劫后余生、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冰心等说出了类似的话：‘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是谁由人变成了兽？毋庸...

薄瓜瓜从11岁就去英国留学，哪来的钱？2013年9月22日对薄熙来的判决书指出：2001年至2012年，薄熙来通过其妻谷开来、其子薄瓜瓜先后多次收受徐明（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两千多万元。 …… 中国的红二代和红三代利用他们祖辈的权势和人脉，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其中80%以上的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之风席卷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颐和园自然也不例外，也成为“四旧”。 颐和园附近院校的如101中学的红卫兵跑到颐和园，“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还提出“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最先被毁掉的，是颐和园著名的长廊彩画。红卫兵们拿着大白水粉将长廊各处彩画中的人物画面一一涂抹，并拆除了佛香阁的三座佛像。而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

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缔结了《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白头峰后被朝鲜改名叫将军峰。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

作家杨沬在她的《风雨十年家国事》一书中，开头篇就是1966年8月23日的日记，记录了许多著名作家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作家老舍的死亡。杨沬写道：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们许多人在文革中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一位领导同志表现很积极。抓住一件他认为反革命的诗句在本单位的职工大会上大加批判。说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说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复辟吗。又问，这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白居易。他说，把他找来。秘书一看觉得他越说越不像话，马上打手势让他别说了。因没有很明确的手势，做了个打篮球的暂停动作。我们这位领导同志理解错了说：打篮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来。

中了进士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主张变法维新。1898年，在慈禧和光绪帝的许可下，开始进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康有为也被通缉。 康有为逃到了海外，并在1899年7月成立保皇会，提出“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并在上海定居，还积极参与恢复帝制。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举国“破四旧”，全国上下到处是“打、砸、抢”，乃至杀人、掘墓。康有为虽然早逝，也未能幸免。他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在青岛的坟墓被某校的红卫兵挖开，尸骨被鞭尸，其带有白发的颅骨则被红卫兵们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而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

而在另一次批斗中，红卫兵命令吴宓跪在毛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接着红卫兵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则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 在又一次批斗中，他被架上高台示众，不免头晕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

陈伯达叫嚣，“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可见这些“共产党人”对文化的敌意之大。纳粹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声称，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可见纳粹对文化的仇恨之深。 这样的“党人”掌了权，不论哪个国家都不会有文化，只有兽行！

在得胜堡大揪“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也兴起了“抄家”风。如狼似虎的红卫兵们，带领一群贫雇农出生的懒汉二流子就像日本鬼子进了村，直抄的鸡飞狗跳。他们什么都不放过，什么都要：猪羊鸡鸭、锅碗瓢盆、扁担水桶、锄头镰刀、板凳风箱、破盆烂罐、破衣烂衫，无一幸免。对于那些个懒汉二流子来说，反正蛐蛐也是肉、蚂蚱也是肉。 得胜堡600多户人家，被抄的就有十几户。被抄户十几口人老少几代被锁在一个屋内，将他们家的缸、箱、盆、罐摆了一街，犹如洗劫。

我第二次到北京，住在位于车道沟一个工厂接待站。和我同行的，是高中的学生鲍传儒。他家也在总铺，我们早就认识。但到了北京，他巧遇同班同学，便住到他们所在的接待站，于是，我又成了单飞的孤雁。车道沟距紫竹院公园、国家图书馆不远，现在已很繁华，但当年却是郊区，工厂之外，一片荒凉。我已记不清...

说实在的，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并不具有参加大串联的资格。我是狗崽子。我不属于生下来就被列定为另册的那种，譬如地富子女。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不知怎么，1957年的那场风暴竟然把他卷了进去，就变成地富反坏右中的老五了。不过，那时我的家人都扪心自问，他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家栽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