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六条》不仅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对象和方法，而且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运行方式提供了制度性语言：以领袖思想代替理性讨论，以阶级身份代替人格平等，以群众专政代替司法程序，以政治运动代替法治原则，以全面动员代替社会自治。《文革十六条》把中国推入了人类和平时期最严重的政治与人权灾难之一。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遭受批斗、拘押、刑讯、残害或其它形式的政治迫害。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道德、宗教等都遭到毁灭性破坏。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偶然失控的群众运动，也不能简单解释为少数人利用了领导者的错误。它是毛泽东长期推行的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群众专政思想的一次全面爆发。

反思文革，就要明确否定乱世害人的毛泽东思想，也要否定马克思将历史单一化、社会二分化、冲突持续化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凡是以任何群体标签为理由，把一部分人排除在“人之为人”的权利之外，并为此动员国家暴力的思想体系，都不属于理论分歧的范畴，而应被明确判定为反文明思想。警惕和反对把暴力恐怖包装成“历史正义”，这就是我们反思文革的根本立足点。

日此书可毒，明日彼书可毒；一文可毒，一讲可毒，一句诤言可毒。法无定法，边界模糊，执法遂成造恐之具。民不知所避，商不知所从，则唯有自我审查、自我噤声。食物之毒，可析成分，可验医理；书籍之“毒”，则凭主观解读，无证无准。今以“国安”一语概之，逼民自疑自默。不知触线，则俱不出版、俱不出售、俱不讨论。此非执法，乃寒蝉之术也。 由此观之，不焚书而书自焚，不坑儒而儒自默；不以力杀言，而以名杀思。长此以往，思想之火渐成灰烬，文化之脉行将断绝。李渔《吊书》云：“文多骂俗遭天谴，诗岂长城遇火攻。切记从今休落笔，兴来咄咄只书空。”今之文人，果真休笔而书空。故不待秦火而书已焚，不待坑儒而士已绝。

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

“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怕老帅受批判后有异动，派人去西山监视徐、叶、聂三帅，生怕他们搞军变。幸亏“卧底”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两个报告都说老帅受批判后有转变，一致认为文革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很大作用，这才解除毛对三帅的怀疑。而停止老帅家中的党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议。林向毛建议：“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不过，从1967年2月开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结束，四帅三副总理还是被整整批了两年多。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雷逸湘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笔者，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女士。 孙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

我从小就想上大学，1964年考初中时，我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大学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想早点沾上大学的边，并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清华附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梦一步一步遭到了摧毁。文革初期，社会上破四旧。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认为传统的东西就是...

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待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情。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翦伯赞这一生，“从得意到失意，从受宠到受辱，从拿棍子打别人到被棍子打，从自我膨胀到自杀毁灭”。他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 翦伯赞教书多年，学生不少，其中一人属得意门生，师生关系也很密切。文革中，此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文革结束，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此人又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过年，是各行各业人们辛勤劳作一年的休闲驿站，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欢聚的时刻，也是对一年来各方面取得收获和成绩的检视和评判。但是，三十多年前在集体化大锅饭时期，尤其是文革那些年，广大农村农民过过年，用栖栖遑遑来形容绝不为过。我的老家晋南农村是粮棉之乡，那年月生产队分的口粮不够吃...

极权体制的本质，就是对权利的剥夺。因为中国没有民主，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被彻底剥夺，人民没有选票，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意味着我们对高高在上的权力毫无约束力。当国家机器可以肆意妄为时，中共制定的法律便不再是维持社会公正、保护弱者的盾牌，而是彻底沦为了极权统治者奴役老百姓、打击异己的皮鞭。 记忆一旦被强行抹去，荒诞就可能卷土重来。贵阳钢厂的那十几门高射炮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我脑海中的画面依然清晰。想要真正告别那个工厂需要大炮自卫、民众需要为“站错队”抱憾终生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唯有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尊严和选票还给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中国人才可能真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甘肃酒泉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张“倡议书”，内容如下：为了让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永远万寿无疆，我们红卫兵发出此倡议书，我们愿意把我们年轻的16岁的心脏取下来，敬献给他老人家，替代他老人家73岁年老的心脏！我们一定要在他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再用28年（中共夺取政权1921～1949共28年）的时间解放全世界人民！

“阅红”报道是怎么采写出来的。亲身经历的老资格记者林晰留下了若干文字记述：每一次领袖检阅红卫兵之后，我们要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充满了淳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一个片段，然后有几个人统一串在一起，形成一篇长文，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往往要工作到天亮。他写道，若干年之后，特别是离休之后，回顾几十年往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许多愚蠢的事”。

领头的红卫兵一起，又推又搡，拳脚相加。柔弱的张老师不支倒下，昏厥过去，这帮打人打红了眼的“红卫兵”，用井水泼醒她，接着又打，直到流产，险些就断送了性命。 面对着受尽屈辱折磨的爱妻，面对着不幸夭折的爱情结晶，廖耀湘无能为力，痛彻心肺。他深感内疚，不停地自责，觉得是自己牵连了妻子。尽管妻子对他无怨无艾，百般劝慰，尽管他们心心相印，关爱有加，也难以真正排解将军心底的郁闷，也难以完全抚平将军的心灵创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8年12月2日，廖耀湘在批斗大会上不堪遭受红卫兵的羞辱，情绪激动下心脏病发当场猝死，时年62岁。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发生过一起红卫兵跨省绑架高级领导干部的事件。这里所说的绑架，自然不应从原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一般所称的绑架，是指绑架者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劫持、羁留和拘禁他人，并以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进行要挟，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勒索钱财，赎换被捕的有罪同伙等等。在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