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已经停课了。自从出现了红卫兵，有了红卫兵组织，很快就看见他们走向对立并开始互相攻击。那时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在校内找教研室的办公室做司令部。那些学生和教师混合组成的造反派组织有的是被同个派系的教师请到他们教研室去的；有的则是学生们看中了哪个教研室的房子合适强行占领，把教师赶出去。反正那时已经不上课了。
生化教研室的办公室除了有两间被某个造反派组织作为司令部外，我的办公室当初还用于劳动休息时去坐坐、歇口气、喝口水的地方。一天来了一名我教过的男学生，带着个显眼的红卫兵袖套走了进来，也不称我老师了，唤着我的名字叫我把自己的东西理一理拿走。说他们要用那房间，还说“公家的东西你不必管，我们会负责的。”这“我们”指的是谁？我想当然又是什么造反派组织吧？我没有资格过问这些。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那学生要去了房门钥匙，我就只好离开了。
后来那办公室窗玻璃上糊上了窗纸，我估计那大概是派别之间有“军事机密”的缘故。但后来门口放了个煤饼炉堆了些煤饼、劈柴和一些做饭的家具，阳台上拉起了晾衣服的绳子，晾出了男女的衣服。后来我见到过那学生搂着个女生进进出出。那女生我也曾教过，但那时已经对我不理不睬地了。当他们遇到我时，真是“旁若无人”，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看待。
几乎只稍晚一点，生化教研室楼上的办公室有好几间又被别的学生按同样需要占去了。玻璃窗上都糊上了窗纸。看来他们是革命不忘爱情，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都开始在组织小家庭了。只少了个集体婚礼罢了。
大概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我在教研室外面劳动，打扫环境时又遇到那我曾教过的学生。他唤着我的名字叫我过去，要我把他房门外的地板拖一拖。那时任何“造反派”都可以勒令“牛鬼蛇神”劳动，我只好顺从着走上楼去。那里我已经有些时没有上去过了。见到的是一地的煤球灰和油污，墙上已经熏黑了一大块，还堆了一些生炉子用的碎木片，从木片上的油漆可以认出他们是在把实验室的凳子和抽屉劈来生炉子的。
属“红五类”的教师尚且不去管他们，何况我这“牛鬼蛇神”还敢过问这类事吗？那些表现也让我明确了那些所谓的“最有朝气的”、“最富有革命性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些什么货色。
随后我就见到校园里凡是房子结构好一点的教研室，除了解剖学教研室和病理学教研室，楼上的办公室，室内有自来水的，并且干净一些，没有什么怪味和人体标本之类的，大都成了男女学生同居的小卧室。这么估计一下，全校占了教研室的教师办公室同居的学生至少也有好几十对。外地来的女学生中凡是长得稍好看些的大都有了主了。其中有好几个还是我以前教过，早先念生化时成绩较好的。
慢慢就看见她们不对了。有的早晨在路边呕吐，后来就见到她们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她们似乎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见了人堂而皇之，完全不感到有什么羞耻了。
因为那个年代人工流产手术还必须有结婚证明和户口本、单位证明属夫妻关系等才能做的。因此才会有那样的景象。如果换了今天做人工流产那么方便，每天报上都有无痛“人流”的广告，就不会有那么多大肚皮的女生了。那些大肚子女生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就不清楚了，我曾听说有的后来就退学回了家。家在市内的走读学生中是否也有这类情况我不清楚。我想，这一景观也许并不是我们学校所独有的。以后造反派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拆台，揭出来的这类丑闻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