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早期1966年~1968年之间，幼稚的我眼所见、耳所听全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大哄大嗡，以为这无产阶级政权随时可能被反革命分子颠覆，心里也随时警惕着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与破坏。现在想起来也可笑，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4岁，你个小毛孩子，出身又不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没你的份儿，革命事业不仅不带你玩儿，还要防着你资产阶级复辟，你跟着警惕个啥？瞎操什么心，瞎起什么哄？就凭你的出身，你又有什么资格去起哄？
1966年夏天，我在中关村的同学家住的楼下看到一张大字报，署名为保姆造反团，写大字报的就是这楼里的几位保姆，要造雇主的反，要涨工资。也不知道是谁出主意鼓动得保姆造反，那大字报的字写得还算周正，肯定是有人捉刀代笔，反正那些文盲保姆是写不出来的。那同学家里是革命干部，也有保姆，见到大字报很生气，就说保姆造革命干部的反完全是胡闹，上去就撕大字报，我也跟着上去撕了两把。结果傍晚，警察叔叔就上门找到我，将我带到派出所。
在中关村派出所里，警察叔叔对着一个瘦小的小毛孩子非常严厉地询问，你是不是撕了大字报。我辩解说，是跟那个同学一起撕的。警察叔叔拍案而起大吼一声，你的母亲出身地主，撕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
真是两声晴天霹雳，我吓得差点没昏过去。一声霹雳是自己的妈妈竟然出身地主，属于黑五类出身，自己以后还怎么见人？另一声霹雳是撕大字报竟然是反革命行为，自己以后还怎么活？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已记不清楚细节了，只记得炎热的夏夜，空荡荡的派出所，昏黄的灯光，两位身材无比高大的警察叔叔严厉地训斥，自己的痛哭流涕，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放出来的，从派出所里出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现在想起来，警察叔叔也未必是要惩治我这个小毛孩子。人家保姆造反团的大字报被撕了，无产阶级的保姆来告状了，文化革命红卫兵运动闹得正欢，警察叔叔不给人家一个交代就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两个撕大字报的小毛孩子查了下档案，出身好的不敢动，另一个母亲出身地主，就去抓他。小孩子没什么政治油水，又是个从犯，重点是要查有没有大人在后面支持。万幸的是，我没把自己的母亲拖下水。最后实在审不出什么我就给放出来了。
从派出所里出来后，我吓得连家都不敢回，跑到了学校的教室里藏了起来。其实只不过是被叫到派出所给训了一顿，训完就完事了，后来才知道，此事派出所甚至连家里和学校也没告知。但对于只有14岁的小毛孩子来说真真是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感觉自己成了反革命了，这辈子算是完了，觉得活着没有前途、没有意思了，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又没有勇气自杀。
我在教室里蹲了一夜，于今我只记得那一夜，天气非常热，蚊子非常咬，凳子非常硬，躺下硌人的很。长夜漫漫，熬了很久天都不亮。
我不敢和任何人说此事。首先是不敢和父母说，任何一个孩子干了坏事，何况是反革命级别的大坏事，第一忌讳的就是让父母知道。
更要紧的是不能让同学们知道，这事要是传到学校里，我的小命可能都要丢掉。当时正值所谓的“红八月”，学校里的红卫兵打人打得厉害。红卫兵冲上社会造反，听同学说在外面打死不少人。在校内也是下狠手打人。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魏老师（红卫兵称其为魏老五）是右派分子首当其冲，成为红卫兵的殴打的对象。
听说这位魏老师多才多艺，文武兼修，能写会画，当过演员，先是歌唱演员，唱过男中音，后来又成了京剧演员唱京剧，真是多才多艺。以后转行成为中学教师，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好像是精英知识分子天然的离右派的距离很近。魏老师对待殴打是嘴上老实认罪，抱头挨打，魏老师好像练过武术，那些红卫兵拳打脚踢重击他时，他时时发出嗨嗨的声音用内劲抵抗，经历了无数殴打，未造成严重内伤。1970年代初魏老师担任了体育教师，可见其体格强悍，真是文武双全的硬汉。而其他弱者就没那么好过了。
食堂的两位大师傅被揭发是阶级敌人。一位是许亮师傅，40多岁，生得黑胖高壮。1960年代时，北大附中周边还是一片田野，学校东南墙外有一个大窑坑（几百年前建北京城时，取土烧城墙砖挖出的大坑），窑坑里积满了雨水，足有一丈多深，还长着茂盛的芦苇。每年夏天有很多人到大窑坑里游野泳，每年都要淹死人。大师傅许亮水性好，每次出事都他去下水救人，救过很多人，也捞过很多死人，真是积了很多阴德。文革中说他解放前当过伪警察，成了阶级敌人。红卫兵对他下狠手多次殴打，许师傅大窑坑下水救人捞死尸积下的阴德护体，虽然经历红卫兵多次殴打，死扛生受熬过劫难，留命一条。
另一位被扣了一顶富农分子黑帽子的王化平师傅，50多岁了，瘦小枯干又有高血压，挨了一轮殴打，就扛不住了，景文曾远远地见过王化平师傅被红卫兵押送着从食堂前小广场走过，低着头，眼睛被打青紫的肿得眯成一条缝。过了两天就听说王师傅晚上跑出去在白石桥跳河自杀身死了。
当时打校长、打老师成风。我们友谊班的两位同学，据说还是出身不好当不了红卫兵的，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去打自己的班主任贾俊玲老师，强迫老师跪在自己面前扇耳光，比赛谁扇老师的耳光更响亮。结果不仅未得到革命的赞扬，还被批判是坏分子浑水摸鱼。看来打人也首先要获得出身的资格认证，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打人。
殴打同学的不太多，但也不是没有。我认得的清华园中学的赵同学，因为父母被打倒自己也成了出身黑帮的黑五类，结果被原是自己同班同学的红卫兵按在课桌上用军用皮带暴抽了一顿，赵同学一直以此为奇耻大辱。可怜赵同学本出身于革命干部，可惜的是其父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首当其冲，北京大学的所有革命干部一夜之间就成了黑得不能再黑的“黑帮分子”了，赵同学这位原本出身革命干部的红五类一下子就跌落到了黑几类的粪坑里。
在北大附中也有对同学大打出手的事发生。初二5班的邹同学一人打遍全班的“狗崽子”（当时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为资产阶级狗崽子）。他一个人召集（勒令）全班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开会，一个一个的批判，一个一个的打，连女同学都不放过，照样拳打脚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