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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日记:不除中共 国家必亡

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国际给中共下达的最高战略指令非常明确,那就是:寄生、壮大、并最终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执行这一战略的,是苏共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鲍罗廷(Mikhail Borodin)。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回忆,说得一针见血。他说,鲍罗廷告诉中共党员的策略,最重要一条就是:把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让它自己分裂,以便共产党乘机垄断党务。 在这个背景下,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表面上是例行党务会议,骨子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组织夺权。那次大会,参会代表一共256人,其中中共党员就占了五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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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共党史教科书从来不敢正面交待的一段历史。

在中共官方的叙事里,北伐,是国共两党“携手并肩、共同奋斗”的光辉岁月,共产党是北伐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然而,当我们把埋在历史夹缝里的真实文件一件件翻出来,显现出的,竟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

共产党究竟在北伐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从头说起。

联俄容共的背后

要知道共产党为什么阻挠北伐,我们必须先回到1924年“联俄容共”的起点。

孙中山先生在历经多次革命失败后,为了获得苏联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无奈接受了苏俄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年—1927年)的条件,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容共”。

然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真的是为了“协助国民革命”吗?

历史文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国际给中共下达的最高战略指令非常明确,那就是:寄生、壮大、并最终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执行这一战略的,是苏共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鲍罗廷(Mikhail Borodin)。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回忆,说得一针见血。他说,鲍罗廷告诉中共党员的策略,最重要一条就是:把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让它自己分裂,以便共产党乘机垄断党务。

在这个背景下,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表面上是例行党务会议,骨子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组织夺权。那次大会,参会代表一共256人,其中中共党员就占了五分之三!

当时,蒋介石的志向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挥师北上,统一全中国,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共产党却极力反对。在他们看来,北伐一旦成功,蒋介石的军事威望将达到顶峰,国民党的力量将遍布全国,这会极大地压缩共产党的生存与夺权空间。

所以,从1925年底开始,一场针对蒋介石、旨在阻挠北伐的阴谋,在广州暗中上演。

中山舰事件前的暗流

当时,苏联派驻广州的军事顾问团团长是季山嘉(Kissanka)。此人对蒋介石的北伐主张极其蔑视。

根据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的回忆录,以及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的记载,季山嘉在广州多次集会中,当着众多黄埔军官的面,冷嘲热讽地说:

“广东革命政府只有区区几万军队,财政赤字严重,武器弹药全靠苏联接济。而北方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有大军七十万。蒋介石想要北伐,简直是螳臂当车,是不自量力的冒险狂妄之举!”

季山嘉不仅在舆论上唱衰,更在实际行动上进行赤裸裸的杯葛。蒋介石多次向苏联顾问团申请北伐所需的武器、经费和车辆,季山嘉一概采取“拖延战术”,甚至直接拒绝发放。他私下对人说,绝不能给蒋介石充足的军火,否则他就“管不住这头狮子了”。

更卑劣的是,苏联顾问与广州中共党人开始联手,在军队内部散布反蒋言论。他们在黄埔军校内部扶植“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亲国民党的“孙文主义学会”,制造流血冲突。

1926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

“赤党与鲍(罗廷)、季(山嘉)处处限制吾之行动,阻挠吾之大计。凡吾欲往东,彼等必欲往西。北伐大业,在彼等眼中竟成罪过。革命前途,何其艰难!”

这种阻挠,在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中达到了高潮。

中共与苏联顾问甚至企图利用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前往黄埔,密谋将蒋介石强行绑架到苏联军舰上,押往海参崴。蒋介石当机立断,调动军队实施戒严,逮捕李之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这才粉碎了这场政变。党内称此役为“蒋中正救党”。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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