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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日记:不除中共 国家必亡

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国际给中共下达的最高战略指令非常明确,那就是:寄生、壮大、并最终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执行这一战略的,是苏共派驻广州的全权代表鲍罗廷(Mikhail Borodin)。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回忆,说得一针见血。他说,鲍罗廷告诉中共党员的策略,最重要一条就是:把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让它自己分裂,以便共产党乘机垄断党务。 在这个背景下,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表面上是例行党务会议,骨子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组织夺权。那次大会,参会代表一共256人,其中中共党员就占了五分之三!

然而,就在前线捷报频传之际,后方已悄然失火。斯大林的指令,从北伐开始第一天就已下达,那就是:趁蒋介石出兵在外,后方兵力空虚之际,在后方持续制造动乱。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湖南农民运动也随之展开。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在湘中各县迅速扩张,至1926年底、1927年初达到高潮。而毛泽东正是在1927年1至2月间亲赴湖南考察,写下那份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

换句话说,北伐军打到哪里,农民协会就在后面扩张到哪里,利用权力真空,趁势夺取农村控制权,这也是共产党宣传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真实一面。

中共在湖南组建的农民协会,打出的口号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有田产者皆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皆是“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会挟持之下,地痞流氓趁势而起,大肆冲入士绅家中杀猪抢粮、抓人游街,甚至当众处决,掘坟刨棺。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种种此类行径。但是,他非但不加批判,反而大加赞赏,称这是“革命的先锋”“好得很”。

北伐军中,下级军官十之八九出身中小地主家庭,农民运动所冲击的,正是这些人的父兄亲眷。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两湖部队的将士,眼见家人遭此凌辱,心中愤懑已濒临爆发。北伐军的怒火,不仅指向军阀,也愈来愈指向身后那只兴风作浪的黑手。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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