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日，储安平*走进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
那时，他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会议的主题，是请党外人士帮助CCP整风：“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
储安平有备而来。他没有把话绕在干部作风、办事效率这些安全话题上，而是直接谈起党与国家、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他说，党外人士虽然也被安排了职务，却很难进入真正的决策中心。
他把这种现象概括成三个字：“党天下。”
几天后，这篇发言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公开发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风向骤然改变。刚刚还被记录、刊登的意见，转眼成了“反党证据”。
01请大家说话.
1957年3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召开。周总理在开幕讲话中表示，希望委员们能够对国家工作“充分而坦率地”讨论、交换意见，并提出积极建议。与此同时，整风逐渐展开，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被邀请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这不是私下里的暗示，而是通过政协、统战部、报纸和正式会议反复传递的公开信号。
知识分子最初并不敢说。经历过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三反五反、批判胡适和批判胡风以后，许多人已经学会了谨慎。
他们知道，同一句话放在不同场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但上面不断鼓励他们放下包袱。
有人说，不要怕说错话；有人把整风形容成共产党主动开门，请党外人士帮助洗脸。新闻工作者徐铸成*后来回忆，他和傅雷*听完有关“双百方针”的讲话后都很兴奋，以为今后可以为国家多说真话、多尽力气。
后来常有人用“引蛇出洞”概括这段历史。这种说法解释了结果，却容易略过当事人开口时的处境。邀请来自政协、统战部和正式会议；他们仍有顾虑，但有理由相信，批评至少是在允许范围内的。
当时坐在会场里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和储安平，不是潜伏在暗处的反对派，也不是躲在街头散发传单的地下组织。
章伯钧参加过南昌起义，是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章乃器是抗战时期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参与过新中国财经制度的建立；罗隆基长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统治，1949年以后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储安平创办过《观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便以敢说话闻名。
他们留下并参与新政权建设，是因为把政协、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看成可以实际运转的安排。
既然被称为参与者，他们便以为自己有资格在决策形成以前说话。1957年，他们正是沿着这种理解开了口。
02三种意见，碰到同一个问题.
1957年5月，章伯钧参加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他说，中国的工业建设有设计院，修铁路、建工厂、盖大楼，都需要工程师预先设计；国家的政治建设*，同样应该有研究和设计机构*。
他把这个设想称为“政治设计院*”。按照他的想法，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相对稳定的机制，对重大政策进行调查、讨论和建议。
有些政策出台以前，应该先听取不同意见；有些政治运动结束以后，也应该总结得失。
章伯钧
章伯钧没有主张另组政府。他希望政协和民主党派在重大政策形成之前真正发挥作用，不只在决定作出以后负责解释和动员。反右开始后，“政治设计院”被说成另立政治中心，这项协商建议也就成了争夺领导权的证据。
罗隆基提出的问题更棘手。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的成绩与偏差，并公开接受申诉。过去在运动中受了委屈的人，可以陈述情况；经过调查，如果确实处理错误，就应当平反。
罗隆基的建议触到另一个难题：过去运动中的错误由谁来查？如果仍由原来的发动者和执行者处理，承认多少错误、怎样平反，决定权仍留在原来的体系内。罗隆基主张把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纳入委员会。这与他早年的人权主张一脉相承，1957年却被解释为替反革命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