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明日报》内部开始批判章伯钧和储安平时，他仍然为二人说话。他认为，不能用无限推论的方式，从一句话推导出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政治结论。有人劝他赶快检讨，以免受到更严重的处理，他回答：“现在要我检讨，不可能。我只有批评！”
章乃器参与过粮食统购统销，本来就是体制内的高级干部。他不否认自己可能判断错误，但拒绝承认“反党”，也不愿跟着批判朋友。1958年1月31日，他与章伯钧、罗隆基同日被撤去部长职务。
批判中，有人问他：没有CCP，你怎么可能当部长、当人大代表？这句话把公共职务说成了一份私人恩情。章乃器既然受过这份“恩”，再提出异议，就被看成忘恩负义。
04四个人的后来
此后，四个人走向了不同的晚年。
罗隆基没有等到文革。被撤职以后，他长期处在批判和孤立之中。1965年12月7日，他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罗隆基
文革开始后，章伯钧和家人继续受到冲击。1969年5月17日，他在北京病逝。去世时，1957年加在他身上的“右派”名分仍未改变。
章乃器活得更久。
文革中，他遭到迫害和抄家。1975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1977年5月13日病逝。这里的“摘帽”并不等于认定当年划错。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到1980年才在他去世后得到改正。
储安平没有留下一个可以确认的结局。
1966年9月前后，他在北京失踪。关于他的去向，后来有过自杀、被殴打致死和离京隐居等多种说法，没有一种得到确证。
四个人的结局并不相同。共同的一点是，从1957年起，他们都被排除出原来参与的政治和公共生活，此后再没有回到从前的位置。
他们的经历远不是1957年的全部故事。反右运动很快扩大到大学、机关、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和基层单位。
有人因为提出制度意见被划为右派，有人只是批评领导作风，有人因为和某位右派关系密切，还有人仅仅因为单位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指标。
那些曾经证明他们受到信任的职位、履历和社会关系，此后也可能反过来成为批判材料。身份的转换不需要人生经历发生变化，只需要解释这些经历的语言发生变化。
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后来刊载的党史资料，全国最终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官方历史结论也承认，反右派斗争发生了严重扩大化，损害了CCP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关系，也使原本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进程遭到中断。
几位部长的遭遇给了其他知识分子一个明确的信号：地位和资历不能保证说话的安全。此后，谨慎成了一种生存经验。
05说话以后
1957年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仍在开会、发言、写文章，只是说话以前多了一道判断：一句话能不能说，不能只看真假，还要看场合和风向。
真正的意见越来越多地留在日记、书信和私人谈话里；会议和报纸上的话，则越来越接近人们认为安全的话。
章伯钧的建议是否成熟，罗隆基设想的委员会能不能运转，储安平的措辞是否过于尖锐，本来都可以争论。可是争论没有继续。公开发言被定性为政治罪证，几个人的身份也在几周内被改写。
1958年1月31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同日被撤去部长职务。储安平也已经离开《光明日报》。
1957年春天的那些座谈会还留在报纸和会议记录里，发言的人却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