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把问题说得更直接。
他没有否认CCP的领导，也没有要求CCP退出执政地位。他追问的是：党的领导是否意味着所有重要职位、实际权力和决策渠道都必须由党员掌握？党外人士究竟是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还是被安排在主席台上的陪衬？
这番话也不是出自一个始终站在体制之外的人。储安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创办《观察》，以批评腐败和一党统治闻名；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下，并在1957年接掌由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的《光明日报》。他已经坐进一间重要报纸的总编辑办公室，却发现有了职位，并不等于拥有与职位相匹配的决定权。
“党天下”三个字极其刺耳。
它把许多党外人士心中模糊存在、却不敢直接说出的感受，压缩成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一旦使用“天下”这个词，问题便不再是某个党员干部态度不好，而是党与国家之间的边界。
官僚主义可以归咎于个别干部，宗派主义可以被解释成作风问题，主观主义也可以通过学习加以纠正。但“党天下”讨论的是权力由谁掌握，以及这种权力是否存在边界。
章伯钧关心民主党派能否参与决策，罗隆基要求为个人保留申诉和纠错渠道，储安平批评党内外的权力失衡*。三个人的主张并不相同，却碰到了同一个问题：党外人士*究竟能不能把写在纸上的政治承诺，理解成一种可以实际运转的制度。
03同样的话，突然变了性质.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
6月8日以后，鸣放中的发言开始被重新整理和定性。报纸翻查此前刊出的文字，各单位追问发言者的私人交往，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也被装进“章罗联盟*”的叙事里。
讨论的重点随之变了。是否一起吃过饭，是否事先交换过看法，会上为什么没有反驳，这些关系线索被放到最前面；政治设计院能不能成立、平反委员会有没有必要，反而不再需要回答。此后的检讨，主要是在为已经作出的结论补材料。
章乃器
章乃器在几个人中有些特殊。他没有提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那样醒目的制度方案，也没有说出“党天下”这样震动全国的词。他成为右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肯按照运动规定的方式否定自己和别人。
反右开始后，许多人迅速转向。前几天还表示赞同的意见，转眼变成了“反党毒草”；过去交往密切的朋友，开始公开检讨自己“受了影响”。章乃器却不愿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