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的厄运加剧了，几乎隔两天他就在班上开我一个批判会，让我上台交代问题。班上一些贫下中农子弟，也跟着起哄，不仅斗争我，而且下课揍我当开心，几个人一起打。 一次，我去牛棚给父母送东西，看守把我拉到一个空屋子里，说，你要表达一下对你父母的态度，意思是要我对着他骂自己父母一顿。这样的事儿，估计他们已经让若干像我这样的孩子演过了，他们以此为乐。但是，那天我很让他们扫兴，一声不响，一直挺了一个下午，一句话没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揍就揍好了，反正让我骂我爹妈，没门。

那天他真是打红眼了。到了家，我腿全软了，几乎瘫在床上。突然我惊坐了起来：‘学生要追到家里可怎么办？’那就不是我一个人挨打了，家会被抄，这是肯定的，因为王得庆前天还告诉我他参加了抄梅兰芳家，‘可不得了了’。 老人会被拷打，而且王得庆一动手打人就失去了控制。我别无选择，马上起身，立即回学校去，即使我还可能被打。”

那颗子弹射中了他，也射中了我。那年，我刚满16岁。（网络图片）1967年8月，一个漆黑的深夜，在重庆造反派反到底镇守的潘家坪招待所战壕里，一个身背大刀的偷袭者突然跳到我身边。在惊慌中，我对着他的肚子开了一枪，同时也记住了他最后的表情。那颗子弹射中了他，也射中了我。那年，我刚满16...

在这场悲剧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举动。深圳市民自发送花圈悼念遇害者，在日华人组成的“东京人文论坛”也发表了谴责声明。这些行动表明，在野蛮的阴影下，仍有许多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愿意为文明发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只有共同抵制仇恨教育，才能避免义和团式的暴力再度蔓延。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发配到南口劳动改造，处在极艰难环境之中。其难还不在于有反动学生管理组的管制，有艰苦的劳动，而在于反动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因为有些反动学生觉得自己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得到宽大，因此常常以监督别人为事，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全不像现在腐败干部之间的...

绝大多数受害者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

偶然读到有关文革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离世的新闻，好奇之下，找了更多相关报导阅读，发现跟着宋彬彬一辈子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里头竟有个具熟悉感的鼻酸故事，卞仲耘的先生王晶垚，如二二八受难者台湾画家陈澄波的妻子张捷，拍下心爱的另一半被迫害残杀的身亡照，作为控诉的历史见证。...

1966年游行的红卫兵挥舞毛泽东的小红皮书。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

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给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恩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给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

无耻带来解放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mdash...

10月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48周年的日子。一名居住在北京的曾经的红卫兵呼吁更多的人公开站出来为文革道歉。他说，文革是一个被遗忘的共同犯罪体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该道歉反省，因为这是唤醒自己人类良知基本的要求。另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推动文革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至今功力无比，历...

许多人都记得那天，1966年8月5日下午，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副校长卞仲耘。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残暴得令人发指，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失去知觉，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郑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译《上海生死劫》）出版于一九八六年，时隔卅五年，想介绍这本书并非偶然──时下愈来愈多人开始思考普通人在极权之下究竟该如何自处。在文革叙事中曾一度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在正面直接的对抗之外，坚持属于旧世界的优雅体面、善良高贵...

前几天，文革时期非常有名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国去世，引起广泛热议。她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毛改名为宋要武，煽动起了红卫兵的暴行；二则她是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组织和参与了打死时任校长卞仲耘；三则她还是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

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他也像毛泽东一样，千方百计要使红卫兵运动那种行为方式，那种精神气质，那种价值观念，不断承传下去。今年九月初，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便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共的教育是要培养所谓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最害怕青年人知道历史真相因而成了他党国事业的“破坏者和掘墓人”。今天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习近平甚至连邓小平给祸首毛泽东开释罪恶的“三七开”评价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谈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仇恨教育与当前经济环境恶化相结合，可能成为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在深圳刺杀事件的背景中，凶手的生活状况尚未完全披露，但已有消息称他可能是一名失业者。经济困境与社会不满的结合，为极端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历史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往往在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时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