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张放逃亡之前留影
张放，女，原名张瑛华，浙江上虞人，1928年3月5日出生于上海。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出共产党并从机关下放工厂劳动，1963年3月起在北京二龙路中学任教，是英语教师。1966年文革初期和当年九月份遭到红卫兵毒打。1968年5月为逃避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残酷迫害，逃到河南新乡市她的学生李雪丽家避难。不料在新乡受到了更加令人发指的摧残，于5月19日自杀，年仅40岁。
文革前张放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的迫害
文革中张放受到残酷迫害与“四清”运动的工作组向师生公布她的个人履历有直接关系。1964年11月“四清”工作组进驻二龙路中学，张放向工作组陈述了自己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经过，申诉蒙受的冤屈，希望能得到帮助。可是工作组认为她搞翻案活动，竟把她的个人履历全部透露到师生员工中去了。张放履历的下面两个“问题”就成为了文革中她的“罪状”。
1、在“老三反”运动中替《皖北日报》负责人王维辩护。
1945年6月17日张放在上海大同附中二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1947年1月她考取了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由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运动被开除了学籍，又于1947年暑假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仍是复旦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各项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48年，张放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放弃了复旦大学的学籍于年底到达皖北解放区宿县。1949年4月她被分配到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工作，同年8月又被调到合肥《皖北日报》，先后担任助理编辑、记者、编辑等职，在《皖北日报》工作到1952年7月，被调回上海任《华东邮电工人报》代总编辑。同年11月调北京中国邮电工会任国际联络部秘书。
在1951年冬到1952年秋的“老三反”运动中，《皖北日报》主要负责人王维被打成“老虎”，张放对这一假案公开表示怀疑。王维的夫人杨琪华1992年在《悠悠寸草心》一文中回忆了“打虎”运动的残酷：
省委考虑《安徽日报》早在原《皖北日报》基础上建立的，王维对报社干部情况比较了解，要王维暂留合肥，帮助报社领导运动。没料到王维因打不出“老虎”被当作“思想老虎”，靠边检查，省委新派来的领导运动的人，搞“逼供信”，逼出一个“以王维为首的大贪污大盗窃集团”。这个大假案牵连了几十个人，我的弟弟虽已入朝参战，也被调回后方审查。“打虎”队到上海搜集材料，向我妈妈诱供逼供，把我妈妈响应政府号召卖金首饰给人民银行的单据，作为我们贩卖黄金的证据。还把我们托人带到上海的“风鸡”，拍了照片，说这是贩运鸦片烟的工具。这时，上海的“三反”运动也搞得很紧张，我娘家附近的永安公司一带，就有人从高楼上跳下自杀。
张放对这一假案公开说出看法，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受到严厉的批判。
2、1958年被开除党籍。
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党开展整风时，张放找当时的邮电工会主席李景韩谈了自己对党风的意见。李要求她把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带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张放信以为真，贴出了大字报，结果又为此付出代价，成了“向党进攻”的典型。她被批判、围攻，做了无数次检查仅得以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工厂劳动。
文革中（1966年至1968年）张放遭受的迫害
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与张放母校都是上海大同中学，早年在皖北革命根据地时他们也曾是同事。60年代北京的学校需要英文教师，1963年黄辛白就把在工厂劳动的张放介绍到与国家教育部办公地点一墙之隔的北京二龙路中学担任了英语教师。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黄辛白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斗争，早已是普通中学教师的张放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在北京的学校里，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各个学校的学生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打老师。有目击者告诉笔者，张放在“运动初期被打得很惨”，“浸到郑王府的水井里，然后再捞上来。”她的女儿唐津津当时只有12岁，她记得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剪掉，一片片露出头皮，上街时必须用围巾包住。为了掩盖这头发带来的耻辱，她曾经偷过邻家的一条剪掉的发辨，帮助妈妈缠在头上。2007年说起这件事时她泪流满面。
当年张放曾向自己年幼的孩子讲过受到的迫害，她的儿子唐今阳记得，她说过在1966年打人最厉害的是韩海峰，还有个女生叫鲁梅，用针扎她，不让她睡觉。
张放不堪忍受迫害，曾在1966年文革初期逃往丈夫的家乡无锡农村，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其间从无锡去过住在上海的哥哥家，希望哥哥收留她。张放的哥哥居住在上海新闸路8号，房屋简陋不隔音，兄妹的谈话随时可能被别人听见，这使她的哥哥异常紧张。上海的局势也很险恶，张放的哥哥只收留了她一个夜晚。张放只得又回到无锡农村。
在张放躲到无锡的日子里，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张放的家，为首的是高二学生韩海峰。他们问张放跑到哪里去了，把家翻得乱七八糟，还在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张放的丈夫唐九旭写信把抄家的情况告诉了无锡的哥哥，他的哥哥非常害怕，他没有让张放看信，只告诉她北京希望她回去，还在恐慌中私下烧毁了张放带去藏匿的小说手稿《春天的摇篮》，那是她写的自传小说。
1966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张放读后相信党的政策，于9月19日返回了学校。谁知返回几小时后，即遭到学校当权一伙人的审讯毒打。他们把张放关在一间屋子里强迫她跪下，张放和他们的讲政策，他们即以带铜圈的皮带和电线扭成的鞭子抽打她，直打得她头脸流血，遍体青紫。这以后，他们把张放编入劳改一队，强迫她去安定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里，她从早到晚被迫进行繁重劳动，多次受到人身侮辱和残害。她被剃了光头，被鞭打，被踩在地下，被火烧头皮，被演习活埋，被抛在化粪池里。
2006年初，78岁的二龙路中学退休校长徐丕凯在轮椅中接受采访时，老泪纵横地回忆了以下的事实：1966年国庆节前夕，作为“牛鬼蛇神”的一批教师由红卫兵押到京郊安定农场劳改。他们不仅被迫繁重劳动，还被本校红卫兵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任意批斗、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徐丕凯、张放等人活埋，即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将张放抛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放满身粪污爬出来后，他们又抬起她喊着“一二三”，再扔回粪坑。徐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于是红卫兵怒斥徐包庇牛鬼蛇神，将徐双手绑上（没有绑在树上）当活靶子练刺杀。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长木枪向徐前胸狠戳猛捅，造成徐数根肋骨骨折。
1966年10月份，张放被押回，在市内治病。她的丈夫唐九旭回忆，“她从安定劳改回来，弄了一身病。我带她去邮电医院看病。那时候她这样的情况看病要找人，我就找了个造反派身份的大夫，因为是我们的邮电系统，我还有一点认识的人。那个大夫说她有了内伤，还开了一周病假。张放和我商量，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我就想到了我哥哥在安徽的女儿，她在一个铜矿。”
张放第二次逃亡还是先到无锡老家，由丈夫的哥哥陪同去安徽铜矿的侄女那里。那一次是在西直门站上车，唐九旭和两个孩子都去送行。当时她的头发是剪光了的。
1967年春天，二龙路中学的学生负责人肖英路遇唐九旭时，告诉他希望张放回校“复课闹革命”。唐九旭领取了张放逃亡期间的工资。张放回到学校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复课闹革命”。
据说，这段时间教师需要报名，自己选一个教学班去“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教师们争先选择学生比较温和的班以求安全。张放就在自己的教学班里“复课”，她和这个班的学生原来关系很好，学生都喜欢她。但是在这“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阶段，教师毫无尊严可言，处境相当困难。学生不仅对教师直呼姓名，还可以任意给他们改名字。告诉笔者她的学生们“温和”的那位女老师，当年就被学生擅自改了名字叫“刘为民”，那并不是她的名字，但是学生就用这个名字把她呼来唤去。但比起遭到殴打当然就不算什么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以后，军宣队进了校，运动的政策使社会气氛中弥漫着新的恐怖。张放感觉到“学校里的人们又都不理她了”。她怕遭到新一轮的迫害，决定再次逃亡。这次她决定去新乡找她的学生李雪丽。
1967年的李雪丽
援救张放的学生李雪丽
李雪丽，女，1950年生，北京市人，1964年至1966年是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初中学生，住在西四羊肉胡同内北钱串胡同，生前曾是新乡市无线电元件二厂工人。2005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
李雪丽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在班里很不起眼。但她的同学回忆，她对待同学、老师友善，生活能力也很强，爱劳动，很会做家务。
李雪丽的父母离异，按照当年的说法，她的生父“有历史问题”。李雪丽的姐姐回忆，李雪丽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在学校受到过围攻，被人叫做“国民党的狗崽子”，这样的事情当时非常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