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60周年，也是北京血腥的“红八月”60周年。“红八月”是疯狂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直接鼓动下在全国掀起“红色恐怖万岁”的歪风邪气，以铲除“黑五类”等阶级敌人为名，任意杀人，手段之残酷，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红八月”是公认的文革第一个杀人高潮，根据丁抒先生《浩劫》一书的调查，全国在所谓“红八月”里被杀的人就高达10万人。以北京为例，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1]，说明这些“红色恐怖”都是中共高层的鼓动和纵容的极端反人类暴行。
正因为中共高层的鼓动和怂恿，使神州大地到处出现“煽动仇恨、歌颂暴力”的社会歪风。当时的红卫兵大字报高呼“红色恐怖万岁”！为再现当时这种提倡恐怖主义的风气，笔者全文照录其中两张比较典型的大字报如下：
其一：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社论，1966.09.22
“我们高呼：红色恐怖万岁！
今天，我们搞红色恐怖，明天，我们还要搞红色恐怖，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有人一见到红色恐怖……就胆战心惊、大发雷霆……害怕红色恐怖的家伙们，实话告诉你们：对红色恐怖持有什么态度，是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我们造反是造定了，我们还要在红色恐怖的烈火上加油，烧！烧！烧！！烧掉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红世界。
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红色恐怖万岁！”
其二：一个红卫兵组织张贴的大字报（红旗战斗组）
（该大字报首先引述了毛泽东这一段话）
毛主席：每个农村都须造成短时期恐怖现象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这一最高指示告诉我们：对反对派决不能有半点温情……为此我们要为红色恐怖开路，要制造红色恐怖，要为红色恐怖欢呼！因为：
不制造红色恐怖，就决不能镇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活动。
不制造红色恐怖，就决不能摧毁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的气焰。
不制造红色恐怖，革命派就不能扬眉吐气。
不制造红色恐怖，就决不能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
不制造红色恐怖，没有革命的压力，就决不能使牛鬼蛇神等混蛋王八蛋老老实实。
不制造红色恐怖，就决不能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制造红色恐怖，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造’的战斗任务。
让牛鬼蛇神在红色恐怖面前发抖吧！
让一切抱有温情主义的人在强大的红色恐怖面前猛醒吧！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红色恐怖万岁！”
即使60年后读到这些文字，也感到毛骨悚然。正因为当时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红色恐怖主义”，所以到处出现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导致十年文革，死人无数。
由“红八月”掀起的杀人狂潮，造成文革中出现三次集体大屠杀的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红八月”，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血统论”的旗帜下进行的，以北京昌平和大兴两县的大屠杀为代表。
第二个高潮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前后，一些地方以清理“阶级敌人”为名，清除军政官僚集团的反对派，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代表。
第三个高潮是屠杀反对革委会或军管会的群众组织成员，是军政官僚集团对反对派的屠杀。这次高潮是打着“扫除‘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旗帜进行的，这次高潮发生在很多地方，以广西大屠杀为代表。
大饥荒研究者、《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曾经引述[2]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
（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
（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他还指出：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几个特点：第一，屠杀规模大，残忍无比，杀人方式的野蛮程度令人发指；第二，被杀者是无辜平民，纯粹属于冤杀；第三，集体屠杀以当局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基础；第四，集体屠杀的组织者是基层政权，如县武装部、革委会、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机构等。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为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所作的评论中说，文革时期中国多地发生大屠杀，是中国人的“三重耻辱”。他说[3]：
“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接着他又说：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不适宜在善与恶的绝对性和对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们宁愿苟安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愿正视过去的苦难，当需要弄清事实、明辨是非、追究责任时，我们惯于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尽管如此，掩埋历史的罪责不应该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寻找，因为人们的淡忘不仅出于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压制、威胁，感到恐惧。在中国，说出真相是再困难不过、再危险不过的事[4]”。徐友渔呼吁公众和学界应当勇敢面对这段真实发生过的浩劫，警惕历史记忆被刻意斩断或曲解，因为“记忆即生命”，直面罪孽才能真正唤醒民族的良知。
套用徐友渔三重耻辱的观点，我们不妨这样说：造成这些大屠杀，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第一重罪孽；造成国民麻木不仁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专政镇压手段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第二重罪孽；不仅不反思文革灾难，到今天还企图洗刷文革血迹甚而为文革平反[5]则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第三重罪孽。
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能够清算中共的三重罪孽呢？
[1]见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载《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二），2012-8-20，http://www.cnd.org/cr/ZK12/cr692.gb.html
[2]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后来他把该书的内容浓缩成为一篇长文《道路·理论·制度》，发表在《新世纪》2016-5-17，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6/05/blog-post_61.html
[3]徐友渔：“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载中国报道周刊，2009-01-29 https://www.china-week.com/html/4698.htm
[4]徐友渔，同上引
[5]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所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不互相否定”的观点，实质上是直接否定了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并定性为“灾难”，从此新版党史称文革灾难仅仅被视为“艰辛的探索”而不再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