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桥建成后，就一直是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并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的徐冰，在其回忆70年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到了对自己颇有帮助的名画家李宗津，这是他在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
李宗津，1916年出生于苏州。父亲李祖年晚清时曾任知府，民国时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因此，李宗津打小的生活就是衣食无忧。1934年18岁时，他进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1946年，获大画家徐悲鸿赏识，被聘为北平国立艺专讲师。其后受中共蛊惑，参加了所谓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政府解聘。
1947年，李宗津在国立清华大学营造系担任讲师、教授。1950年，参加了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的中共国国徽的设计，他也是充斥着无数谎言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1951年，他创作了油画《强渡泸定桥》，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肯定，被视为中共国美术的经典作品。
1952年，李宗津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先后受到徐悲鸿、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江丰等人的器重，他还与江丰成为挚友。
1957年，江丰被划为右派，李宗津因为一直为其辩护，被划为“江丰反党集团”骨干成员，并被打成“右派分子”，作画的权利遭到剥夺。1961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宗津的“黑历史”，让他再度被剥夺作画的权利，还被下放劳改。1972年底，李宗津被从河北干校调到位于北京北郊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教绘画。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是文革期间由国务院文化组下令，将北京多所著名艺术院校合并组建的特殊高等艺术学府。文革后解散。
1974年，李宗津被确诊患直肠癌。在住院进行癌症手术期间，他被当作“黑线回潮”的典型，学校举办其“黑画”展览，其叼着烟斗的自画像被说成“仇视社会主义”。
也是在这个时期，徐冰托人认识了李宗津。彼时李宗津住在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中。对于这位年轻的求教者，李先生还是很热心的。他先是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徐冰看，那是徐冰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在他能看进去后，李先生又拿出两张大一些的画，其中有一张是《北海写生》。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一老一少徜徉在艺术的殿堂中，仿佛外界的喧闹与他们无关。
在李宗津家的小屋中，徐冰看到了一幅巨幅油画，这正是其代表作《强渡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的。
不过，李宗津和徐冰当时都不知道，所谓的“强渡泸定桥”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段历史发生在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中共称为“长征”的途中。
按照中共的说辞，中共红军在向天险大渡河挺进时，“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没有发生任何战斗。据《南方都市报》披露，“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中共红军之间。刘文彩（刘文辉的哥哥）次子刘元华说：“我听其他军人说，泸定桥是刘文辉故意放红军过去的。”（刘文辉，民国第24军军长、二级陆军上将。抗战前曾任川康省军政首脑，后投靠中共。）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亦说，刘氏家乡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有个杨德辉，是刘文辉部下当年参与守卫泸定桥的士兵，他晚年曾在当地茶馆讲过，刘文辉部队之前与中共红军有约定，朝天放几枪就先走人，然后红军安然度过。
另据“21CN综合”的文章《揭秘泸定桥上的那场战争》写道：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中共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24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
文章说，过桥时中共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22名士兵，在6月2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其它部队过桥时也没有伤亡。
英籍华裔女作家张戎写过一本书，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她认为“飞夺泸定桥”完全是编造的、虚构的。中共党史史料也没有记载过任何伤亡。张戎还亲临泸定桥，采访到当地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老太太说当年没有看到有战斗。
此外，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时也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过什么仗”。
被中共欺骗的李宗津画了这幅被中共视为经典的画作，是不是也是在为中共涂脂抹粉？
而李宗津的另一幅代表作油画《东方红》，画的是发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戕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毛泽东。
曾经家喻户晓的红歌《东方红》曲调取材于陕北情歌《骑白马》，而《骑白马》则是根据流传了百年的山西西北民歌《芝麻油》改编而成的。在延安整风期间的1943年上半年，一个在小学任教的名叫李锦祺的老师将《骑白马》重新填了三段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4年由诗人公木将二三段改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东方红》的出现，与对毛的个人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
经中共推广，《东方红》在1949年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出现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而且在文革期间全国上下一片“红”。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后，中共文艺团体出国演出时，常常是先唱《东方红》，最后唱《国际歌》；才唱罢毛是红太阳，“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如此的自相矛盾，中共却是几十年从不觉尴尬。
不管李宗津是真心还是被动，其的画作《东方红》无疑也同样是在为中共涂脂抹粉。这样为中共添砖加瓦的艺术家，在中共篡政后基本都没有好下场。
徐冰回忆说，自己一共去了三次李先生家，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应。后来询问其他人才知晓，李宗津几天前自杀了。时间是1977年5月24日，享年61岁。
原来，李宗津身心俱疲，无法再忍受命运的捉弄，在改好那幅泸定桥的油画后，选择了远行。而他同样选择跟着中共走的哥哥、民国协和医院院长、院士李宗恩，也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昆明后，于1962年病逝。
而这命运的捉弄，除了与中共的残暴有关，焉知不是与他们没有认清中共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