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难熬的是春荒季节，一年农业社就分那几布袋粮食，一秋一冬早已吃完。“肥正月，瘦二月，死不下的三四月”。先是吃糠，用头一年秋收的烂枣与谷糠放在一起，然后在锅里蒸，蒸熟后晒干，再用碾子压，最后，用箩筐箩成枣炒面，当春天的主食。具体吃法是掏一碗枣炒面，再倒上适量的米汤或面汤或开水，用筷子搅，搅成团，然后食用。山西襄汾县民间文学作家张平义写过一篇《吃炒面》，还在我办的学校的校报上发表过。他说的炒面是软糜子面作的，好吃多了。我们那里的炒面，完全是糠皮，非饥饿难耐时，谁也不想吃。
还有一种填肚皮的办法是吃树叶和吃草。从一开春就在地里扒苦菜吃，苜蓿草是饲养员的专利，一般老百姓是吃不上的。再后来，就是吃树叶，吃的最多的是洋槐树叶子。家槐树，又叫国槐叶子是不能吃的，那是可以毒死人的。最后，吃玉米芯子。把玉米芯子碾成面粉，叫淀粉，吃进去人拉不下。不知什么原因，饿人生虱子。
那年月，本来身体就瘦的一条，身上还虱子挺多。当然，衣裳洗得少也是一个原因，那时，村里挑水实在不易，脏衣服要拿到沟里去洗，而且，没有肥皂。那年月根本就没有卖肥皂的。衣裳拿到沟里，先用水泡，然后，拿衣裳在崖上生碱的地方擦，擦了再揉，最后，用水洗，这就是洗衣裳的全过程。
记得有一曲陕北民歌小调，夫妻二人劳动，打连架，就是用连架打场里的庄稼。连架就是几根枣木棍，用皮子缠在一起，然后，用一个机关绑在一根杆子上。连架片子能在杆子上来回翻。人两手抓住杆子在空中挥舞，连架片子就能一下又一下地敲打场里的庄稼。当时，这是农村唯一的脱粒方式。就在两人干活时，男人笑话女人脖子里的垢痂，女人就反唇相讥地说：你给我买胰子去，我又不是不会洗。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困苦。
正因为衣裳洗得少，加之，那时人们皮包骨头，所以，虱子就特别多。我记得，那年月只要我父亲在家，就每天晚上挨着个儿给我们的衣服上捉虱子。一边捉虱子还一边讲故事，其它故事情节都记不得了，沉香《劈山救母》的情节依然记得。
那时的人由于平时灌得都是一肚子汤汤水水，所以，肚皮越撑越大，人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因而，人们也就特别能吃。张文阁的侄孙张树范，过年能吃一百颗饺子。张文阁的另一侄孙张树开胃穿孔，还没有出医院就吃了一碗冷锅垒，亦即冷不烂子。这是一种用土豆丝（马铃署）伴面蒸的食品，热食养胄，凉食坏胃。张文阁的侄孙张树开胃穿孔，再吃一碗冷不烂子，当时就死在医院。
在那种情况下，谁也顾不了谁，张文阁要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后，终于饿死在庙中。死后，张汉成与张汉飞等侄儿将他放在一块木板上，掩埋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张家畔村唯一没有背棺材的亡者。张文阁的饿死，不是一般的要饭的饿死，而是五保户饿死。这从社会制度上来说，五保户饿死是不允许的，可是，在大饥荒的年头，五保户也不保了。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而很少城镇人口。这里边的真正原因是，生产队打下粮食，先交公购粮，叫皇粮，之后再交战备粮，再留种子、饲料和由生产队负责人掌握的所谓“机动粮”。这“机动粮”包括上边来人吃饭的粮，干部或社员加班干活吃饭的粮和临时救济困难户的粮以及意外事情发生需要的粮等等。只有这些粮都扣除完，剩下的粮才轮到社员三一三剩一，二一添作五地分。分到多少算多少，根本没有底数。剩下三百分三百，剩下二百分二百。而与此不同的是城镇人口有底数，每人每天九两，每月27斤。虽然也不多，但基本能保证人饿不死。而农民就不一样了，往往三扣两扣最后分到家的粮食，远远不足每人每天平均九两的水平。
1958年吃大食堂饭后，人们饿极了，就开始传播谣言。传什么“少串门子多做鞋，七月里不来八月里来”。至于来什么，据传，那里那里关了几窑狼，到时候狼放出来吃人，等等。事实上这是一场政治谣言，就在那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义碟暴动。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华人民救国堂”，主席高锡祥，军委主席高光新，都是高杰村乡高家洼人，就是毛泽东主席二十年前写《沁园春·雪》的那个村子里的人。“中华人民救国堂”的副主席贺中华是高杰村乡木家山人，秘书长郝佩亮是高杰村乡白家畔人。头目几乎都是清涧县高杰村人。
所以，高杰村公社就成了破案重点。郝佩亮小名叫二信，是我们村里张树功家老娘家。我见过这人，来我们村时，经常穿得干干净净，戴一副墨镜，上衣斗里别的水笔，能说会道，常背一把二胡，说明他爱好音乐。见了什么人都嘻嘻哈哈，一副不同于常人的样子。谣言都是从他口里传播开来的。意思是起义造反时间定在七八月间。他们已经聚集了不小的力量，有许多枪支，其中，也有许多猎枪。
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由共产党发起的著名的清涧起义，还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闹红，还有更早的李自成起义。看来，陕北人有反抗的先天基因，当然，这与这里的人们穷困的环境及由此长期形成的强悍性格也有极大关系，饿极必反，官逼民反。
后来，义碟暴动不知怎样被公安部门发现了，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亲自调集力量破案。那一年，我的父亲正好被选为村主任，副主任是张文同，我们叫三爷爷。选举的那天我就在场，是晚上，地点在下湾里张树前母亲家里。拿碗点豆子，两个碗，结果两个人每人都是四十票。两人就谦让，最后，张文同说他不识字，没法当村主任为由，就由我父亲当了村主任。
这张文同始终守着个处世原则，就是：村里的事，保住自己家的利益就行了，别的任何事不管。一生只当副职，从来没有当过正职，人们称他为“鬼老三”。反过来想，同村的人一惹人就是世代仇恨，何必呢！所以，他的这种处世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张文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张汉功，后来在税务所工作。是折家坪，也就是现在的清涧县火车站所在地的税务所长。二儿子张福功，一直在村里劳动，但福功的儿子们都上了大学。女儿张福梅不知道嫁到那里。
那时候，还没有武警，更没有特警，地方武装力量只有公安局。公安局的人来破案，只在村干部家吃派饭，连贫下中农家都不敢去，这样，我家就成了派饭的重点。我记得吃饭前后公安局的人经常把枪支子弹放下一炕，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我们村里的重点对象是张树功，一是他家与郝佩亮是亲戚，经常有走动。二是他与高光新是好朋友，经常相跟上打猎，而且，在刘志丹的三团共过事。
为此，公安局逼他带路找高光新。第一站找到李家畔我大表兄李树青家，扑了空。因为，我大表兄李树青经常与高光新一起摸牌，赌博。但出事后高光新自知李树青家目标太大，所以，就没有来。后来，一直到延川县才找到高光新。张树功因此立功，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回家。回到张家畔不敢进村，我父亲就去做工作，把他接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