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外国媒体对于三峡工程的报导和批评不少。过去外国记者
进入三峡库区，需要向湖北省和重庆市外事局提出申请，取得批准后方能进入三峡库区。自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
者在华采访规定”，外国记者可以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许多外国记者将他们看到和听到的问题写成报导。这些报导又通过网络传回中国，让许多中国人对于三峡工程和三峡库区移民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过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这个规定将作废，外国记者还能够自由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吗？
一、指责外国媒体妖魔化三峡工程
在2007年11月27日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表会议上，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负责人潘家铮指责外国新闻媒介妖魔化。在这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指责外国新闻媒介妖魔化三峡工程。
其实中国媒体很早把西方国家的科技人员、民众和媒体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定义为“妖魔化中国”。李希光和刘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把“妖魔化中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者以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系统地阐述了“妖魔化中国”的目的和手段等，是一部在中国发行量大、流传广的书籍。该书中谈到了美国媒介利用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妖魔化中国”∶“凡是读过美国报纸的人都知道，美国媒体有根可怕的鞭子，就是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凡是美国记者仇恨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以煽动公众的情绪。例如，1996年初，”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从三斗坪发了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为了引起美国社会公众对三峡工程以及建设者的反感，他在稿子里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一旦长江被截断，江水被开挖的岩石所形成的巨大排水沟导流后，大批工程师和工人就要开始安装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由苏联培养的中国工程师兵团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征服自然和落后经济的胜利象征——有人说这是妄自尊大，而环保主义者的失败成为无情的事实。
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拥有七千名专业人才的国家机构。它全面负责三峡大坝的规划和设计。该委员会的一位一流科学家杨国炜告诉记者∶“作为水利工程师，对能够参加这一工程感到骄傲。”杨先生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相信有完成这一使命的能力。“
由于美国新闻界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实行高压政策，美国人最怕别人把他跟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国家联系起来，一旦一个人被指控同情共产党或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就等于他在社会上被孤立了，甚至会找不到饭碗，任何人都没有胆量向他伸出援助的手。“（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16至17页）
笔者从这篇报导中，怎么也看不到“魔化中国”的痕迹，报导着重指出的是∶“三峡工程上马、大江截流，这是环保主义者失败的无情事实。”
二、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新闻封锁
1992年审查批准的三峡工程，到底是好还是坏？这需要每个人从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的经历出发对此做出的评价。而且评价的基础，则是全面的信息来源。自从1991年江泽民做出要对三峡工程进行正面宣传的指示后，中国老百姓听到和看到的都是宣传的三峡工程的“好处”，根本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因此关于三峡工程信息来源是不对称的。
过去，对三峡工程建设和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闻报导都出自新华社一家。新华社在三峡工程设有专门的工作站，第一任站长是施勇峰，很多报导都是出自他的手。由于施永峰的工作成绩，后来被提升为新华社湖北省负责人。
封锁三峡大坝建设中的负面新闻，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自从三峡工程开工以来，三峡工地就是一个用铁丝网围成的封闭区。外人进不了三峡工地。记者想进入三峡工地采访，必须事先取得三峡总公司新闻宣传处同意，由专人陪同。三峡总公司专门制定了“保密条例”，由三峡总公司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每年举行一次保密工作大会，检查保密工作进行的情况。在三峡工地工作的员工，不得把工程问题透露出去，谁把问题捅出去，将面临开除的处分。
但是有两条关于三峡大坝建设的坏消息是例外。一是关于美国制造的塔机造成工人死亡事故的报导，一是关于三峡大坝出现裂缝的报导。美国制造的塔机造成工人死亡事故是由新华社报导的，其政治背景是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发生危机，煽动民众的仇美情绪是公开报导的目的。关于三峡大坝出现裂缝的报导则出自南方窗记者赵世龙的手。根据记者本人的回忆，这是一条由三峡总公司的领导主动向媒体透露的消息，其政治背景是三峡总公司新领导不愿为三峡大坝建设质量承担责任。
三、关于三峡工程移民的新闻封锁
封锁三峡工程移民工作的负面新闻，这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三峡工程移民超过百万，移民分布在600多公里长的长江三峡河段两岸。特别是政府公布的移民补偿费低于移民的实际财产损失，真正发放到手的移民补偿费更少，绝大部分移民对于政府的安置不满意。要封这么多不满意的移民之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中国政府在封口方面是有许多“成功”经验的，这个“成功”经验就是用“泄露国家机密罪”和“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判处敢于说话的人，用黑社会打击敢于说话的人。
位于三峡库区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的三位移民代表何克昌、姜青山和冉到北京上访，准备向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反映三峡工程移民安置中的问题。想了解一下，国家给三峡移民安置费到底是多少。谁知祸从天降，三位移民代表在北京的旅馆中，被公安人员逮捕，强行押回云阳县。之后这三位移民代表连同已经在当地被捕的温定春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聚众扰乱社会序罪”而遭起诉，被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
一位名叫付先财的三峡移民接受了德国电视一台驻北京记者的采访。付先财说，他和其他三峡地区的民众为了三峡大坝建设工程被迫搬迁，但是他们只得到了当初承诺补偿的三分之一。事后，湖北省秭归公安局传唤了付先财，秭归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王先奎警告付先财说，跟政府作对没有好结果；这样做会连累到他的家人。王先奎还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付先财送去劳教。就在付先财离开公安局回家的路上，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了他，使他终生瘫痪。
四、禁止外国人和三峡工程移民的接触
何克昌等人是向香港记者“泄露国家机密”，付先财接受了德国电视台的采访。看来中国媒体还是能够自律，知道三峡工程是高压线，一般不会去触动它。
外国记者中有一些人，比较不听话。新闻封锁关键是要从源头上禁止外国人和三峡移民的接触。为此，政府制定了行政管理规定，外国记者进入三峡库区，要取得湖北省或者重庆市外事局的特别批准，目的是防止外国记者在没有中国政府、湖北省或者重庆市政府的许可下，在没有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对三峡库区的移民进行“私下”采访。
但是到长江三峡来的不仅仅是外国记者，还有很多来旅游的外国旅客，特别是中国用优惠价格吸引外国人到长江三峡来旅游，以此来振兴三峡库区的经济。
虽然团体旅游在路程的安排上花了很多工夫，避免外国人和三峡移民的直接接触。但是总是还有一些零星的外国旅客，他们还是有机会和三峡移民的直接接触，移民会向他们叙说一些问题。一旦这些外国旅客被公安部门发现或者被人告发，政府就会严厉处置，起到威吓的效果。
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克勒斯特学院的凡戈尔登和王萍两位教授在长江三峡旅游时，和三峡工程移民进行了交谈，并拍摄了一些照片，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他们被告知，他们违反了禁止与移民谈话的法律，因而遭受拘捕。两位美国教授被迫清除了照相机内储存片上的所有照片。公安人员对两位美国教授进行了审问，并做了笔录，最后要求他们在笔录上签字，才予以释放。两位美国教授在笔录上写道∶“我们是游人。我们保证保持游人状态，不问问题。”不知道中国哪条法律规定，禁止外国人与三峡工程移民谈话？不知道中国哪条法律规定，外国人到长江三峡旅游，不得提出问题？
五、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可以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
200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这个规定只是适用于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适用于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报道北京奥运会及相关事项（第二条）。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什么是北京奥运会的相关事项？其定义就十分不十分清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等等，这都是外国读者关心的事情，和北京奥运会都有联系。根据第六条，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利用这个规定，外国记者在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期间，可以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可以对三峡工程移民进行采访，只要移民本人同意。
许多外国记者利用这个机会，到三峡库区进行采访，而没有参加国务院三峡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国记者的集体参观访问。
2007年8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记者奥斯特关于三峡库区滑坡崩塌问题的报导，引起世界的注意。报导第一次揭露三峡水库蓄水一个半月，造成秭归县千将坪发生特大山体滑坡，造成二十四人死亡。如果没有记者本人到三峡库区进行采访，没有记者本人和移民、政府官员以及技术人员的交谈，如果没有记者本人看到的实际情况，记者是写不出如此真实的报导的。
美联社记者安格也到三峡库区采访，写的也是三峡库区地质灾难问题。记者采访了三峡库区的不少移民，记录了移民亲身的体会。比如，巴东黄土坡村61岁的王竹殊（音译）老人说，“你看这房子都开始扭曲了，这儿漏水，这儿有裂缝，储藏室的石墙上已经出现三指宽的裂缝。每到晚上，我能感觉到这房子在颤动。所以啊，我就睡不着了，爬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担心啊。”总不能说，美联社记者在妖魔化三峡工程吧！
受到这股报导风浪的影响，海外的一些中国政府资助的报刊，比如欧洲时报等，也发表了一些批评三峡工程的报导。
温家宝在2007年5月说∶“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御措施，这项工程可能会造成巨大灾难”。外国记者最近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证实了这项工程已经造成了巨大灾难，不是“如果……”。所以，外国媒体对于三峡工程的报导和批评，是基于事实的报导，根本不是妖魔化三峡工程。
六、北京奥运会后怎么办？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奥斯特关于三峡库区滑坡崩塌问题的报导和其他一些外国媒体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通过网络传回中国，出口转内销，让许多中国人对于三峡工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主要得益于国务院发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通过这个规定，外国记者可以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报导。而三峡工程的移民，如同祥林嫂一样，有许多话要说，希望能有人听她的叙说。有人想说，有人要听，有一个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报导的环境，就有了这么多的报导。对于那些想封锁消息的人来说，这是坏事，都是奥运会惹的祸，因为没有奥运会，就没有外国记者可以随便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报导；没有新闻自由，也不会使得三峡工程的问题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
那么，北京奥运会后怎么办？国务院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只是到2008年10月17日有效。2008年10月17日以后，外国记者还能够自由地进入三峡库区进行采访报导吗？
世界都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北京奥运会，改善人权状况。人权的改善，关键不是在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这600多天中，外国记者是否有自由采访的权利。而是通过北京奥运会，外国记者是否永远拥有自由采访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北京奥运会，中国人是否永远拥有说话的权利。
